86年我被迫嫁给邻村傻子，新婚夜里，他低声对我说：其实我不傻|傻子|公爹|婆婆|招娣|新婚|砖窑

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好像特别长。院子里的老槐树早就秃得只剩几根干枝丫，北风一吹，呜呜地响，像是谁在哭。那一年我十九岁，按理说正是姑娘家最好的年纪，可我却觉得这辈子已经能看到头了。

我们家住在鲁西南一个叫不上名字的村子里，百十来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坯房，条件好点的人家能在房顶上苫一层红瓦，那就是体面。我家五间正房，两间偏房，院子不大，东墙根底下堆着半垛玉米秸秆，是留着冬天烧火做饭引火的。厨房是搭在院子西边的半间棚子，灶台是用泥巴糊的，烟囱里的黑烟常年把棚顶熏得黢黑。

爹在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地里的活计倒是从来不落人后，可光靠地里那几亩薄田，养活一家五口人实在是紧巴。娘身子骨不好，常年咳嗽，一入冬就起不来床，家里的药渣子能堆满半个墙角。奶奶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做不了针线活，只能坐在灶火前帮着烧烧火，剥剥花生。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十三，妹妹十一，都在念书。念书要花钱，可家里的钱从哪儿来呢。

那年秋天，弟弟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把人家的鼻梁骨打断了，对方家里不依不饶，非要赔一百块钱医药费。一百块，在那时候的农村可不是小数目，爹把家里的粮食粜了大半，又东家借西家凑，总算是把窟窿堵上了。可从那以后，家里就彻底空了。米缸见了底，面缸也见了底，连盐罐子都快刮不出末末来了。娘在床上躺着，一个劲地叹气，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在这个时候，邻村的张媒婆上了门。

张媒婆是我们方圆十几里地有名的说媒人，四十多岁，长得富态，说话的时候眉毛眼睛都在动，一张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她来那天，我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的泥还没干，就听见她在堂屋里跟娘说话，声音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

“他婶子，我跟你说的这门亲事，你可好好想想。人家家里条件好，三间大瓦房，爹在公社当过会计，手里有底子。就这一个儿子，虽说脑子有点……不太灵光，可人老实啊，不打人不骂人，嫁过去不会受气。”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的锄头差点没握住。脑子不太灵光，那就是傻子。我虽然没见过那家人，可在村里也听人说起过，邻村姓赵的那户人家，儿子从小就痴痴傻傻的，十几岁的人了还整天在村口玩泥巴，话都说不利索。村里人都叫他“傻赵”，大人小孩都拿他取乐子。

我当时就想冲进堂屋去跟娘说我不嫁，可我的脚像是钉在了地上。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我知道弟弟妹妹还要念书，我知道娘的药快断了。可让我嫁给一个傻子，我才十九岁啊。

张媒婆走了以后，娘把我叫到跟前，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她没说让我嫁，可她越是不说，我心里就越明白。爹蹲在灶火前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锅子里的火星子明明灭灭的，映着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

“妮儿，”娘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娘对不住你。”

我摇摇头，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可我硬是没让它们掉下来。我说：“娘，我知道了。”

娘抱着我就哭，哭得整个身子都在抖。奶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袖子擦眼睛，嘴里嘟囔着：“造孽啊，造孽啊。”

就这么定了。腊月十八的日子，张媒婆送来了男方家的聘礼——两匹布，一包红糖，还有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娘拿去抓了三副药，剩下的给弟弟妹妹买了过年的新褂子。我看着弟弟妹妹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村里人都知道了我要嫁给傻赵的事，背后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叹气，说好好一个姑娘毁了；有人撇嘴，说是冲人家的家底去的；还有人带着看热闹的心思，等着腊月十八那天看笑话。我出门去挑水的时候，总能听见墙角那边有人嘀嘀咕咕，我一走近，声音就没了。可那些眼神我躲不开，同情的、鄙夷的、好奇的，都往我身上扎。

腊月十七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枕头湿了大半，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娘看见了，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我的嫁衣叠好——那是她连着熬了三个晚上用那两匹布给我做的，红底碎花的，虽然料子粗糙，可她针脚走得细，一针一线都不含糊。

十八那天一早，男方家来了迎亲的队伍。说是队伍，其实就一辆拖拉机，车斗里铺了红布，车头上扎了一朵红绸子花。开拖拉机的男人穿着件半新的军大衣，说是傻赵的堂哥。张媒婆跑前跑后地张罗着，嘴里一个劲地说着吉祥话。

我穿着红嫁衣出了门，爹站在门口没动，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娘扶着门框，一个劲地抹眼泪。奶奶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塞给我一个手绢包，说：“妮儿，这是奶奶攒的，你留着，别让婆家人知道。”

我攥着手绢包，里头硬硬的，大概是一块两块的零钱。我喊了一声“奶奶”，后面的话就堵在嗓子里说不出来了。

拖拉机轰隆隆地响着，把我拉出了村口。我坐在车斗里，迎面的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可我却觉得脸是麻的，整个人都是麻的。路两边的麦田光秃秃的，一望无际的黄土地，跟我的心一样空旷。

到了赵家村，远远就能看见那三间大瓦房，在这一片土坯房里头确实显眼。院门上也贴了红喜字，门口稀稀拉拉站着几个看热闹的人。拖拉机在门口停下，张媒婆扶着我下了车，嘴里念叨着：“新媳妇来喽，新媳妇来喽。”

我低着头，不敢看周围人的脸。只听见人群里有人小声说：“哟，还真不赖，挺水灵一姑娘，可惜了。”另一个声音接茬：“你懂啥，人家就图傻赵家有钱。”

我被簇拥着进了堂屋，屋里摆了两桌酒席，稀稀落落坐了些人。我看见公爹坐在主位上，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人，穿得干干净净的，脸上带着笑，可那笑里总透着点说不清的东西。婆婆在旁边忙着招呼客人，是个矮胖的女人，头发梳得齐整，一看就是个能干的主妇。

可我在屋里扫了一圈，没看见傻赵。

张媒婆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赶紧拉着我往东屋走，一边走一边压低声音说：“新郎官害羞，在东屋等着呢。”

推开东屋的门，我就看见了他。

他坐在炕沿上，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中山装，头发也剪短了，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他的眼神是散的，嘴巴微微张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看见我进来，他咧嘴笑了，那笑容憨得有点瘆人，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媳妇，媳妇，嘿嘿。”

我站在门口，那一瞬间我真想转身就跑。

可张媒婆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踉跄着进了屋。外头酒席上传来哄笑声，有人扯着嗓子喊：“傻赵，把你媳妇抱炕上去啊！”

傻赵像是听懂了，站起来就往我这边扑，动作笨拙得像个大孩子。我下意识地往后躲，后背撞在门框上，生疼。他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奇，嘴里还是“媳妇媳妇”地叫着。我扭头看着门外，那些看热闹的脸挤在门口，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张媒婆把门关上了，外头的笑声被隔断，可还是隐隐约约听得见。

傻赵就站在我面前，还攥着我的手腕。我抬头看着他，心里又怕又恨又委屈，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使劲想把手抽回来，可他抓得紧，我怎么也挣脱不开。

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眼神变了。

那散着的、混沌的目光突然就聚拢了，锐利得像是换了个人。他松开了我的手腕，往后退了一步，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别害怕，其实我不傻。”

我愣住了，眼泪挂在脸上都忘了往下流。

他看着我的眼睛，重复了一遍：“我真的不傻。可这事，你千万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我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窗外的风还在刮，吹得窗户纸呼嗒呼嗒地响。外头酒席上还有人吆喝着划拳，笑声一阵一阵的。可这屋子里，一切都安静得不像话。

我看着他慢慢走到炕边，坐下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手绢递给我。他说：“擦擦眼泪，一会儿还得出去敬酒。你就当他们面，还拿我当傻子就行。”

我没有接那块手绢，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他。他叹了口气，把手绢放在炕沿上，声音还是低低的：“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也是被逼着嫁过来的。我跟你说实话，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有个底。往后日子长着呢，你慢慢就知道，我赵……我这个人，不是他们嘴里说的那样。”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放心，我不会委屈你的。”

我那天晚上几乎一夜没睡。他让我睡在炕里头，他自己合衣靠在炕沿上，跟我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距离。外头的宾客散尽了，院子里安静下来，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狗叫声。

我背对着他，脑子里一团乱麻。他在背后又轻轻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别怕，时间长了你就看明白了。”

天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合了一会儿眼。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炕上那块手绢还在，整整齐齐地叠着。我拿起来，上头还带着淡淡的皂角味。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纸照进来，黄蒙蒙的光。院子里传来扫地的声音，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昨晚上那一切像是做梦一样。可那块手绢实实在在攥在我手里。我听见院子里婆婆在说话：“行了行了，别扫了，进屋吃饭吧。”然后是一个含糊的声音应了一声，那声音又恢复了昨晚上之前那种含混不清的调子。

我穿上衣服出了屋，看见他正在院子角上把扫帚靠墙放好。婆婆端着粥碗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就笑：“新媳妇起来啦？快进屋吃饭。”他站在墙角那里，冲我咧嘴笑了笑，还是那副痴憨的模样。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他眼睛里头跟昨天晚上之前不一样了，里头亮亮的，像是藏着点什么。

我垂下眼睛，端着碗坐到了灶火跟前。粥是红薯苞谷糁的，熬得稠稠的，上头还飘着几片红薯干。我喝了一口，甜丝丝的。他在对面蹲着喝粥，喝得呼噜呼噜响，婆婆拿筷子敲他碗沿：“慢点慢点，没规矩。”他抬头冲婆婆傻笑，嘴角又挂下来一点口水。婆婆叹了口气，拿手巾给他擦了擦。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粥，心里头翻过来倒过去地想着他说的话。他不傻。这三个字像颗石子扔进了我心里那片死水潭，一圈一圈的波纹荡开去，怎么都平复不了。

那几天就是过年了。一九八六年的春节，我是在这个陌生男人家里过的。腊月二十三祭灶，婆婆带着我蒸馒头、炸丸子、包饺子。他就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起来下去，那柴火齐齐整整地裂成两半，码在墙根下，高矮粗细都差不多。我看了两眼，心里头又动了一下。

他像是感觉我在看他，手里的斧子顿了顿，侧过头来冲我憨憨一笑。我也说不清那笑是真憨还是假憨了。

除夕晚上，一家人围在堂屋里包饺子。婆婆擀皮，我和馅，公爹坐在椅子上翻一本旧黄历。他坐在门槛上，拿个玉米棒子在那里抠玉米粒，抠得特别慢，一颗一颗地往下掰。婆婆喊他：“你进屋来，外头冷。”他摇摇头，含含糊糊地说：“不冷。”可我看他耳朵冻得通红。

我犹豫了一下，起身回东屋拿了条围巾出来，递到他跟前。他抬头看着我，那眼神里头一瞬间的明亮我捕捉到了，可很快就又暗淡下去，变成那种木呆呆的样子。他接过围巾，胡乱缠在脖子上，又低头去抠玉米粒。

婆婆在屋里看着，笑了一声：“这媳妇知道疼人了。”我没说话，回到案板前接着包饺子。可耳朵里听着外头的风声和他抠玉米粒的声音，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初一早上，村里人来拜年，院子里闹哄哄的。大人孩子都往屋里挤，我躲在东屋没出去。隔着窗户，我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喊：“傻赵，过年好啊！今年娶了媳妇，该清醒了吧？”然后是他含含糊糊的应答声，混在一片哄笑里头。

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往外看，看见他站在院当中，穿着一身新衣服，被几个年轻后生围着。有人拍他的肩膀，有人拿他开玩笑，他都只是傻笑着，嘴角的口水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可我发现他的身体是绷着的，脊背挺得很直，一点都不像平时那种松松垮垮的样子。他的眼睛在人群里头扫了一圈，最后像是无意地往东屋窗户这边瞥了一眼，正对上我的目光。

他极快地眨了一下眼。那个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可我看见了。

我放下窗户，坐回炕沿上，心跳得厉害。院子里那几个人还在闹，我在屋里听着，忽然就明白了什么。他装傻，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天天被人取笑，天天被人当成傻子，连娶媳妇都是靠骗的——不对，也不算骗，至少他没骗我。

初二回门，婆婆给我装了一篮子馒头和一块猪肉，让他赶着驴车送我回娘家。出了村，路上没什么人，冬天的田野空旷得很，只有光秃秃的树和灰扑扑的天。驴车慢悠悠地走在土路上，车轱辘压着冻硬的地面，咯噔咯噔地响。

他坐在车辕上赶驴，背影挺得很直。我坐在车斗里，看着他的后背，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小声问：“你到底是为啥？”

他没回头，声音低低地传过来：“现在说不太方便。回头有机会再告诉你。”

“那你……你爹娘也不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摇了摇头：“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这么多年，你不累吗？”

他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他说：“习惯了。累也得装着。有些事你不知道，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我看着他缩在棉袄领子里的后脖颈，忽然就不想追问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他既然不肯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我心里踏实了一些，踏实在他愿意跟我说那一句“其实我不傻”。这句话就像是递给我的一根绳子，让我在这陌生的婆家没有沉到底。

到了娘家门口，我跳下车，他卸了车上的篮子递给我，咧着嘴傻笑。娘从屋里迎出来，看见他就愣了一下，大概是从没见过这个傻女婿。他冲娘鞠了个躬，含含糊糊叫了声“婶子”，然后转身赶着驴车走了。

娘把他走远了，才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小声问：“妮儿，他对你咋样？没欺负你吧？”

我摇摇头。娘又问：“他是不是真的……脑子有问题？”我看着娘那张憔悴的脸，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嗯了一声，算是默认。

娘叹了口气，拉着我坐下，絮絮叨叨地问这问那。我应付着答了，可心思还在驴车上那个人身上。弟弟妹妹跑进来，妹妹趴在我膝盖上问姐姐姐夫长什么样，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弟说听人家说他是个傻子，我说你听谁说的，弟说全村都知道。我没吱声。

回婆家的时候天快黑了，驴车停在村口等着我。我远远看见他坐在车辕上，手里捻着一根草茎，侧脸在暮色里头显得很沉静。他看见我来了，把那根草茎往地上一扔，站起来冲我傻呵呵地笑。

我上了车，他赶着驴往回走。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空气中弥漫着烧秸秆的味道和各家各户的饭菜香。我坐在车斗里，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

正月里没什么农活，村里人都在走亲戚串门子。他每天吃了早饭就出去，在村口或者打麦场上晃荡，有时候蹲在墙根底下看人下棋，有时候跟在几个小孩后面瞎转悠。村里人都习惯了，看见他就喊一声“傻赵”，他回头咧嘴一笑，大家也就过去了。

我慢慢发现，他其实有自己的节奏。每天出门之前，他会把院子扫一遍，把水缸挑满。家里的柴火垛他劈得整整齐齐，用塑料布盖好了压着砖头。猪圈的猪他喂得勤快，槽里从来不断食。这些都是他装傻的时候做的，在外人眼里，他干的都是些笨活粗活，可我看得出来，每样活他都干得很仔细。

有一回婆婆让他去地里看看麦子返青了没有，他出去了大半天才回来。婆婆问他怎么样，他张着嘴比划了半天也没说明白，最后婆婆只好自己跑了一趟。可那天晚上我起夜，看见他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在月光底下手里捏着一根麦苗，捏了很久。

我披了件衣裳走过去，他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我一眼。月光底下他的眼睛很亮，跟白天完全不一样。他低声说：“麦子长势还行，就是垄沟要清一清了，不然开春浇地的时候容易漫。”

我蹲下来，看了看他手里的麦苗，又问了一句：“你今天下午去地里就干的这个？”

“我在地里看了两个钟头。”他说，“垄沟里的淤泥清了清，水渠也整了一段。”

“那你回来咋不跟娘说清楚？”

他笑了一下，把那根麦苗轻轻放在地上：“我说清楚了她才觉得怪。我这样糊里糊涂的，她才放心。”

我看着月光下他那张侧脸，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本事。他不是不能干，他是太能干，可偏偏得藏着掖着。

开春以后地里的活就多了。翻地、施肥、浇返青水，一样接一样。公爹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地基本上都是婆婆在操持。现在多了我，再加上他，按理说人手是够了，可他不能正大光明地干，只能打着下手，干点看起来笨手笨脚的活。

那天浇地，婆婆在地头看着水泵，让我和他在地里改畦口子。水流进一道畦，满了就得改到下一道。这活看着简单，可干起来又急又累，跑慢了水就漫出去，把地埂冲塌了。我穿着雨靴在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鞋里灌满了泥浆，凉得骨头疼。

他就在我旁边，跑得跌跌撞撞的，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什么，手里拿着一把铁锨，东一下西一下地挖。婆婆在地那头喊：“你看着点！别把畦口挖大了！”他好像听不懂，还是胡挖。婆婆气得直跺脚。

可我发现，他每回“胡挖”的地方，都是水流得快冲垮地埂的位置。他那一锨下去，看着歪歪扭扭的，可正好就把水势给引开了。他来来回回跑了十几趟，没有一处畦口是真的被他挖坏了的。他浑身上下溅满了泥水，脸上也是，看上去狼狈得很，可我看见了他在水花溅起来的时候冲我眨了一下眼。

我心里头又好笑又好气。这个人，装傻装上瘾了。

到了晚上收工回家，婆婆埋怨他帮倒忙，他也不辩解，蹲在灶火跟前烧火，烧得一脸黑灰。婆婆看不过去，拿湿手巾给他擦脸，他乖乖地伸着脸让擦，又变成那个听话的傻儿子。我在旁边切菜，看着这一幕，心口那个地方软了一下。

三月份的时候，村里开始传一个消息，说镇上要搞什么承包责任制，村里的砖窑要往外包。那个砖窑是前些年公社办的，后来公社散了，就一直荒着。有人说要是能把砖窑承包下来，好好干，一年能挣不少。

村里好几户人家都在活动，想拿到这个承包权。公爹那几天也坐不住了，吃完饭就出去串门，打听消息。婆婆说他想承包，可又拿不出本钱来。公爹回来叹气，说算了吧，咱家没那个底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他在炕另一头睡着。我听见他翻了个身，以为他要说话了，结果他也没吭声。可我感觉到他呼吸不太平稳，像是在想事。

过了两天，我回娘家给娘送药，路过镇上，看见镇政府的公告栏里贴着砖窑承包的告示。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上头写得很清楚，承包费一年五百，还要交押金三百。八百块钱，在那时候是真不少了。我们家拿不出来，公婆家也未必拿得出来。我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回来后我跟婆婆聊天，说镇上公告的事。婆婆摇摇头说：“你爹去问了，押金交不起。再说咱家也没人会烧砖，包下来也不会经营。”她说这话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一下一下落下去，好像没听见我们说什么。

晚上我做饭的时候，他进来帮我烧火。灶膛里的火苗映着他的脸，红彤彤的。他低着嗓子跟我说：“砖窑的事，你别着急。我有办法。”

我手里的锅铲顿了顿：“你有啥办法？你又不能出面。”

他往灶膛里添了根柴，声音压得更低了：“我认识一个人，以前在砖窑干过师傅，现在在邻县。我要是能找他来，烧砖的事就没问题。关键是承包费和押金。”

“八百块呢，去哪儿弄？”

他没接话，只是拿火钩子拨了拨灶膛里的柴火，火苗蹿起来，映得他眼睛里头亮闪闪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攒了些钱，不多，但够押金。承包费的事，我再想想办法。”

我吃了一惊，看着他：“你哪来的钱？”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在火光里头看着有点神秘：“这些年，家里给的零花，过年压岁钱，有时候帮人干点活人家给的两毛三毛的，我都攒着。村里人都觉得我是傻子，没人防着我，给钱也不数。我偷偷存起来了。”

他说完又加了一句：“不过这钱不能明着拿出来。得想个法子，让爹觉得是他自己凑出来的，我才好把这事推到他头上。”

我看着他那张在火光里忽明忽暗的脸，心里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这个男人，到底藏了多少事？

四月初，砖窑承包的事情有了眉目。公爹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凑够了承包费和押金，兴冲冲地去镇上签了合同。回来的时候满脸红光，说他找了原来的公社干部帮忙，又借了些钱，总算是把砖窑拿下来了。

婆婆高兴得不行，连夜烙了葱花饼给他吃。他坐在门槛上吃饼，嘴里塞得鼓鼓的，含糊地冲公爹竖大拇指。公爹难得地笑了，拍了拍他的脑袋说：“傻小子，爹给你挣家业。”他嘿嘿笑着，眼睛弯弯的。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知道那承包费里至少有三百块是他暗地里塞给公爹的。他怎么塞的我没问，也没法问。

砖窑开工前要收拾场地、修整窑炉。公爹雇了几个村里的人去干活，他也跟着去了。白天在砖窑上，他还是那副笨手笨脚的样子，人家搬砖他搬砖，人家和泥他和泥，可干出来的活从来不比别人差。有一回窑炉的烟道堵了，几个人在那掏了半天没掏通，他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拿起一根长铁钎子，斜着捅进去，三下两下就通了。干完了又恢复那副呆愣的样子，蹲在墙角抠指甲。

旁边的人说：“傻赵今儿个咋这么能？”另一个说：“瞎猫碰上死耗子呗。”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可我心里明白。那天晚上回来我问他，他说以前在邻县那个砖窑师傅那儿学过两天，知道烟道的走向。我说你咋什么都知道，他说日子长了，偷偷看的。

砖窑开窑那天，我也去看了。第一窑砖烧出来，红彤彤的，整整齐齐码在窑场上。公爹摸着那些砖，手都在抖。村里人围过来看，都说这砖烧得好，结实。有人当场就要订货。公爹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招呼着。

他蹲在窑场边上，拿块碎砖在地上划拉。我走近了看，他在地上画着窑炉的草图，一边画一边用鞋底蹭掉，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我蹲在他旁边，小声问：“想啥呢？”

他抬头看了看四周，见没人注意，才低声说：“这个窑炉还能改进一下，下一窑的成色会更好，而且能省柴火。可我不能说，说了就露馅了。”

“那咋办？”

“我慢慢来，今天在炉口多捅两下，明天在风口添块砖，他们以为是自然调整的，不知道是我弄的。”

我看着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聪明得有点可怕。他在这村子里装了这么多年的傻子，可他的脑子比谁都清醒。他算计的不是别人，是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傻，好让他能在暗处做他想做的事。

砖窑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公爹每天早出晚归，忙得脚不沾地。家里的日子也跟着宽松了些，婆婆脸上的笑容多了，饭桌上隔三差五能见着荤腥。他还是老样子，每天在村里晃荡，该傻还是傻，可偶尔我也能发现，他在某些人面前没那么装了。

比如说对隔壁家的赵三婶。赵三婶是个寡妇，带着俩孩子过日子，家里缺个男人，地里的活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傻里傻气”地跑去给她帮忙，搬个粮食袋子、修个鸡笼子，干完就走，不吃饭也不喝水。赵三婶感激他，逢人就夸傻赵心善。村里人都觉得他是傻人有傻心眼，知道帮衬可怜人。可我知道，他是真的看赵三婶不容易，有心想帮她一把。

还有村口那个五保户李大爷，瘫在床上好几年了。他隔几天就去一趟，给李大爷挑水、倒尿盆、收拾屋子。李大爷老泪纵横地说傻赵比他亲儿子还亲。村里人听了也就笑笑，说傻子心实。

我发现他每天晚上回来，不管多累，都要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看看月亮，听听风声。有一回我问他看啥，他说在看天。我说天有啥好看的，他说看天就知道明天刮啥风、下不下雨，地里的活心里就有数了。

五月份麦子熟了，全村人都忙着收麦。公爹砖窑忙，顾不得地里的活，婆婆带着我和他割麦子。一人一把镰刀，天不亮就下地。他那把镰刀磨得飞快，割起麦子来刷刷的，可他一看见旁边地头有人，就立刻放慢速度，腰弯得比谁都低，看起来笨手笨脚的。

我割了一会儿，直起腰来擦汗，看见他已经割到了地中间，回头冲我咧嘴笑。阳光照在麦茬上，黄灿灿的一片，他站在那中间，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我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好看得很。

中午歇晌的时候，婆婆回家做饭去了，地里就剩我们俩。他坐在麦捆上，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我：“擦擦汗。”我接过来，是除夕那晚我给他的那条围巾拆了改的。他低着头说：“我用那个围巾改了块手绢，大小正合适。”

我看着手绢上歪歪扭扭的针脚，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酸酸软软的。我说：“你还会针线活？”

“不会，”他挠了挠头，“扎了好几回手。慢慢缝的。”

我攥着手绢，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站起来，又弯腰割麦子去了，割得刷刷响。我坐在麦捆上，把手绢贴在脸上，鼻子闻到的是他的味道，汗水混着麦芒的清香。

麦收完了以后，村里搞了一次赶集。镇上逢五排十是集，那天正好初十，他赶着驴车带我去赶集。集上人山人海，卖布卖鞋卖农具的，什么都有。他跟在驴车后面，还是那副傻乎乎的样子，被人挤来挤去也不恼。

我在一个布摊前停下来，想给弟弟妹妹扯两块布做衣裳。他蹲在旁边等我，手里拿着个糖人舔得满嘴都是，旁边的小孩笑他那么大个人了还吃糖人，他嘿嘿地笑。

我挑好了布，付了钱转身要走，忽然看见他正站在一个书摊前头。那书摊上摆着几本旧书，他拿了一本在手里翻。卖书的老板看见是他，笑着说：“傻赵你还看书啊？认得字不？”他像是被吓了一跳，赶紧把书放下，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不认得不认得”，转身就跑。

我走过去，把那本书捡起来看了看，是本关于农田水利的旧书，书页都黄了。我看了看封底的价，两毛钱，就掏钱买了下来。他在驴车旁边等我，看见我拿着书过来，眼神闪了一下。

“你能看懂不？”我上了车，把书递给他。

他接过书，翻了两页，点点头：“能看懂大半。”然后他压低声音，“你咋知道我想要？”

“我看见了。”我说，“以后想要啥，你跟我说，我给你买。你别自己跑过去，让人家看出来。”

他摸了摸书皮，嗯了一声。那声音里头有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像是感激，又像是什么别的。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把书藏在枕头底下，等婆婆他们都睡下了才拿出来看。我躺在炕那头，听见他翻书页的声音，沙沙的，很轻很轻。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从一开始的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慢慢变得习惯了。习惯了白天他装傻充愣，晚上他恢复正常跟我说话。习惯了在外人面前跟他保持距离，在私下里慢慢靠近。他跟我讲他知道的事，说他在镇上的书店里偷看过很多书，说他在砖窑师傅那儿学到了手艺，说他这些年偷偷摸摸攒下的不只是钱，还有一门烧砖的手艺。

我问他到底为啥要装傻。他沉默了很久，才跟我说了个大概。

他说他小时候其实很聪明，在村里上学堂的时候先生都夸他。可后来有一年，村里发生了一件事——具体什么事他没说清楚，只说是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牵扯到了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他爹那时候在公社当会计，因为他的事被人拿住了把柄，差点没蹲了班房。为了护住他爹，也为了自己不被那些人惦记上，他就开始装傻。一开始是装的，后来装着装着就成了习惯，村里所有人都信了，连他爹娘都信了。

“我娘哭了好几年，”他说，“天天以泪洗面，觉得我得了怪病。我心里头难受，可是我不敢说。一说，那些人就知道我当年看到的都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家就完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可我听出了底下的东西。那是一种藏了十几年的委屈和不甘。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活成了一个没人防备的傻子，只为了保全一家人的平安。

我心里头堵得慌，伸手过去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指节上全是老茧。他愣了一下，反手把我的手握住了，攥得很紧。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照在窗台上，白晃晃的一片。我们两个人就那么静静地在黑暗里握着手，谁都没再说话。

砖窑的生意越来越好，公爹的思路也活泛了，开始琢磨着扩大生产。他背地里给公爹出了不少主意，怎么改进窑炉、怎么控制火候、怎么跟买主打交道。公爹一开始不信，觉得他那些点子都是瞎胡闹，可后来试着做了一回，发现效果出奇地好，就纳闷了。婆婆说兴许是老天保佑，让他傻儿子偶尔灵光一回。公爹也就信了。

可村里有眼睛尖的人，慢慢看出了一点不对劲。有一天晚上，公爹回来脸色不好，跟婆婆说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他儿子其实不傻，是装的。婆婆气得骂街，说谁嚼的舌头根子。公爹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比平时晚，进门的时候身上有股酒气。婆婆问他喝了酒？他说在村口碰见有人喝酒，给他也倒了一碗。婆婆数落了他两句，他傻笑着进了屋。

躺下以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人试探他了。他嗯了一声：“赵家老大，就是那个以前想承包砖窑没承包上的。他今天拉我喝酒，套我话。”

“你咋说的？”

“我装醉，把酒泼了自己一身，在地上打滚。他看我不像装的，就走了。”他顿了顿，“可我觉得他不太信。往后咱们得更小心。”

我点点头。他又说：“不过也不要太怕。咱们没做亏心事，就算让人知道了又怎么样？顶多是觉得我这么多年骗了他们，可我没害过谁。”

“那当年的事呢？那些人还在村里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走的走，老的老了。就算他们还在，我也不怕了。我现在有你了，有砖窑，有手艺，大不了我带你去别处过日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头有种我从来没听过的硬气。我在黑暗中笑了笑，心里头踏实得很。

秋天的时候，砖窑接了一笔大活，镇上的学校要翻修，定了八千块砖。公爹高兴得走路都带风，连着好几天在窑上盯着。他也跟着去，白天帮忙搬砖出窑，晚上回来我看他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肩膀上全是磨破的皮。

我拿热毛巾给他敷，他趴在炕上，嘶嘶地吸着凉气。我说你明天别去了，他摇头：“得去。这批砖不能出事，爹一个人盯不过来。”

“那你悠着点，别太拼了。”

他闷闷地笑了一声：“我皮糙肉厚的，没事。”

没过几天，学校派人来验砖，挑了几块去压，说是强度不够，要退货。公爹急得嘴上都起了泡，蹲在窑场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那天没在，在家劈柴。我听说了以后跑到窑场去看了情况，回来跟他一说，他放下斧子，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步。

“问题不大，”他低声说，“是晾晒的时候阴雨那两天没盖好，受潮了。现在这批砖已经干了，再晾几天就没事。”

“那咋跟学校说？”

“我去跟爹说，让他去找人再验一回，就说新烧的一批快出来了，让他们等几天。然后这几天咱们把砖再晾一晾，翻个面，等彻底干透了再送。”

他说的头头是道，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就按他说的法子去劝公爹，公爹半信半疑，最后也只好这么办了。过了几天，又请人来验了一回，这次全过了。学校那边也没再说什么，把那批砖收了。

公爹松了口气，回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媳妇娶得好，有主见。”他在旁边蹲着剥豆子，抬头冲我傻笑了一下。

我心里清楚，那主意是他的，只不过我说出来罢了。

这件事以后，我对他的信任又深了一层。他不仅聪明，而且稳重，什么事都考虑得周全。他能在那么多年里装傻不出差错，靠的就是这份谨慎和耐性。

转眼到了年底，腊月里又开始准备过年的事了。这回是我在这个家的第二个年，跟头一年完全不一样。我不再是那个缩在东屋不敢出门的新媳妇了，我跟着婆婆蒸馒头、打扫屋子、置办年货，忙里忙外的。

他也比头一年忙了。砖窑年底歇了火，可他闲不住，帮东家修个墙头，帮西家垒个猪圈，一天到晚不闲着。村里人倒是越来越待见他了，虽然还是叫他傻赵，可语气里头有了些亲近。谁家有个啥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喊傻赵来帮忙。他干活实在，不偷懒不要钱，顶多吃顿饭就走。

我就听见赵三婶跟别人说：“傻赵这人，傻是傻了点，可心眼好。比那些精得跟猴似的强多了。”我心里听着高兴，面上不露。

过小年那天，他赶着驴车又带我回了一趟娘家。这大半年，我隔一个月回去一趟，给娘送药送吃的。弟弟妹妹的学费他也出了力，背着婆婆塞给我几十块钱，让我拿回娘家去。我没跟他客气，接了就放好了。

娘的身体比去年好了一点，咳嗽没那么厉害了，也能下地走走了。看见我来，娘高兴得很，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她问起他，我支吾着说还行。娘叹了口气说：“好人好报，你好好待人家，人家也会好好待你。”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回来的路上天阴得很，走到半路就开始飘雪花了。他赶着驴车走得快了一些，回头喊我：“把围巾裹好，别冻着。”我裹紧了围巾，那围巾是我用他送我的手绢又添了几块布改的，颜色杂是杂了点，可暖和。

雪花越飘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驴车咯吱咯吱地走在雪路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我坐在车斗里看着他被雪落白了的肩膀和头发，忽然觉得这个人好看得很。不是那种好看，是一种让人心里安稳的好看。就像这冬天的雪，下得再大，有他在前面赶车，我就不怕。

除夕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在炕上包饺子。婆婆擀皮的手艺好，擀出来的皮中间厚边上薄，包出来的饺子圆鼓鼓的。今年馅子也好了，猪肉白菜的，里头还放了香油。他坐在角落里摘韭菜，摘得慢条斯理的，摘干净一根才放下，旁边妹妹——不对，是婆婆家的妹妹，公婆有个小女儿叫招娣，今年十四了——就笑他，说哥你咋摘个韭菜都慢吞吞的。他抬起头嘿嘿笑，口水又挂下来了。婆婆拿筷子敲他手背：“招娣别笑你哥。”招娣吐了吐舌头，继续包饺子。

我看着这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心里头忽然就暖了。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想自己这辈子完了，可今年坐在这炕上，手里捏着饺子皮，听着外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竟然觉得这日子有奔头了。

初一早上拜年，村里来了不少人。他站在院子里，穿着新衣裳，脸上还是那副憨憨的笑。可我发现今年没人再取笑他了，大家客气地跟他拜年，他也客气地拱拱手。有个小孩跑过来拉他的手喊傻叔新年好，他蹲下来摸了摸小孩的脑袋，从兜里掏出一块糖塞给他。

我在屋里隔着窗户看见这一幕，嘴角就翘起来了。

翻过年就是一九八七年了。开春以后，砖窑的生意更红火了。公爹干脆雇了几个固定工人，把窑场扩了扩，添了一座新窑。他白天还在窑上“打下手”，可私底下越来越多的主意通过我或者别的法子传给了公爹。公爹那段时间老说怪事，说自己脑子好像开了窍，好多以前想不明白的事一想就透。婆婆说你是发财了人也精神了。公爹哈哈笑，他蹲在灶火前头烧火，一声不吭。

可纸包不住火。有一天，麻烦来了。

那是四月份的一个下午，我从地里回来，刚进村口就看见他家院门口围了一圈人。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跑过去。挤进人群，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院子里，穿着件半新的中山装，板着脸，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后生。

公爹站在堂屋门口，脸色铁青。婆婆拉着招娣躲在厨房门口，一脸惊慌。他蹲在院子角落的柴火堆旁边，低着头，像是吓坏了的样子。

我进去的时候，那个中年男人正冲公爹说话：“老赵，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有事问你儿子。当年公社那笔账，我听说你儿子知道些内情。今儿个你让他说清楚了，到底谁动的那笔钱。”

公爹梗着脖子：“我儿子是个傻子，他知道什么内情？你别听风就是雨。”

那人冷笑一声：“傻子？我看未必吧。你儿子这些年干的事，你以为村里人都是瞎子？砖窑那些改进，是你老赵能想出来的？你心里没数？”

公爹的脸涨红了，说不出话来。院子里的村民交头接耳，目光都落到蹲在墙角的那个人身上。

他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抬起头来。

那一瞬间，院子里的人都看见了他的眼神。那眼神清亮得吓人，里头一点痴傻的影子都没有。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说：“哎哟，傻赵这眼神不对啊。”

他就那么直直地站着，看着那个中年男人，开口了——声音清清楚楚，没有一点含糊：“王会计，你找错人了。当年那笔账，不在我这儿。在你自个儿心里。”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风刮过来，吹得墙头上的枯草沙沙响。那个叫王会计的男人脸色变了，嘴唇哆嗦了两下：“你……你会说话？”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会说话？”他往前走了两步，步子很稳，背挺得笔直，“你们都说我是傻子，我就让你们以为我是傻子。可我不傻，我比你们谁都明白。当年那笔钱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你今天来这儿闹，是怕我嘴不严。可你想想，我这十几年要是想说，早就说了。我没说，是因为那事跟我没关系，跟我爹也没关系。”

他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院子里几十号人鸦雀无声，连公鸡打鸣的声音都能听见。

王会计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身后的两个后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愣在原地。

他走到公爹身边，拍了拍公爹的肩膀：“爹，没事。今天把话说明白了，往后谁也不用藏着掖着。”

公爹转头看着他，张着嘴，半天才挤出一句：“你……你小子……”

他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转过身，对着院子里所有的人说：“这些年，我装傻瞒着大家，是我对不住各位。可我装傻是因为不得已。我没害过谁，谁家有难处我帮过谁，大家心里有数。以后我不装了，该干啥干啥，跟以前一样过日子。谁要觉着我骗了他，不高兴，我认打认罚。可谁要是想拿以前的事来拿捏我们家，那不行。”

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在他身后站着，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就想起了新婚夜里他跟我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不傻”。那个时候我吓得不行，可现在听他这么坦坦荡荡地把话说出来，我心里头只有一种骄傲。

王会计最后灰溜溜地走了。院子里的村民慢慢散了，可消息一个下午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到了傍晚，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傻赵不傻。他装傻装了十几年，骗过了所有人。

那天晚上，家里异常安静。公爹坐在堂屋里喝闷酒，婆婆在厨房里一声不吭地做饭。招娣躲在自己屋里不敢出来。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我端了一碗粥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然后低声说：“想不到是这么捅破的。”

“早晚的事。”我在他旁边坐下，“你能装这么多年，已经不容易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从今以后，我就能光明正大地跟你过日子了。”

我看着他侧脸上那些被风霜磨出来的细纹，心里头酸了一下又暖了一下。我说：“是啊，往后咱们正大光明地过。”

那几天，村里的风言风语不少。有人说他精得跟鬼一样，骗了大家这么多年；有人说他是为了自保，也情有可原；还有人说他是不是这些年装的傻了，脑子真有点问题了。他跟往常一样出门干活，碰见人该打招呼打招呼，该说话说话。村里人刚开始有些不自在，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赵三婶在村口碰见他，拍了他一巴掌说：“你这小子，瞒得我好苦。”他笑了笑：“三婶，以后家里有啥活还喊我。”赵三婶说：“那肯定，你可不能推。”他说：“不推。”

五保户李大爷听说这事，躺在床上念叨了好久，说傻赵——不对，说赵家小子是个有心人。他去看李大爷，李大爷拉着他的手说：“往后别装了啊，好好过日子。”他点头说：“大爷，我听你的。”

砖窑那边，公爹过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他把儿子叫到跟前，父子俩在堂屋里说了大半宿的话。我听见公爹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他的声音一直平平的。最后公爹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拍着他的肩膀说：“是爹没本事，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他摇摇头说：“爹，你养活了我这么多年，没啥委屈的。”

那天晚上他回屋的时候，我看见他眼角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我没问，他也假装没事。可他躺下以后，在被窝里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握了很久。

五月的一天，有个陌生人来找他。那个人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看着像是个干部模样的人在村口打听赵家。他当时在砖窑上，那个人就找到了窑场。

我在家里听婆婆说有个干部来了，心里一紧，赶紧往窑场跑。到了那儿，看见他和那个人站在窑棚底下说话，两个人的神情都很郑重。我没靠太近，远远地看着。他们说了大概半个钟头，那个人骑车走了。他站在窑场口看着那人走远，好半天没动。

我走过去，问他谁来了。他转过头看着我，脸上有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县里农技站的人。以前我在镇上看书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知道我的事，今天专门来请我。”

“请你干啥？”

“他说县里要搞一个农田水利试点，缺个懂行的技术员。他推荐了我，问我去不去。”他顿了顿，“工资一个月四十五，管吃住。”

我心里一下子跳得厉害：“你要去？”

他没回答，看着远处的麦田，那麦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一片。他说：“我想去。可我又舍不得家里，舍不得砖窑，舍不得你。”

我站到他身边，也看着那片麦田：“你要是想去就去。家里有我，砖窑有我爹和我娘。你不能一辈子窝在这个村子里，你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

他转头看着我，目光里头有些东西在动。他说：“那你呢？”

“我等你。”我说，“一个月回来一趟也行。又不是多远。”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伸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很快又松开了。那一下像是怕被人看见，又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六月初的时候，他真的去了县里。走的那天早上，婆婆给他煮了一兜子鸡蛋，爹拿了件新褂子让他带上。他穿着那件白衬衫，背着个布包，站在院门口。招娣哭了，拉着他的袖子不撒手。他蹲下来哄了她一会儿，说哥过几天就回来看你。

我站在东屋门口，没出去送他。我怕我出去就忍不住了。他从门口回过头来，往东屋这边看了一眼，目光穿过院子落在我身上。然后他走了。

那个上午，院子空落落的。砖窑上公爹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去帮忙搬砖。中午歇下来的时候，坐在窑场的阴凉处，我低头看着他给我改的那块手绢，上头针脚还是歪歪扭扭的，可摸在手里很实在。

过了半个月，他回来了。晒黑了，也瘦了，可眼睛亮得很。晚上躺在炕上，他跟我讲县里的事，讲那个农田水利试点怎么搞的，讲他在那儿干的活。他说那些技术人员都认他，说他懂的比他们还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里头带着一股子劲头，是那种很久没露出来过的劲头。

我听着听着就笑了。我说：“你这回可是不装了？”

他在黑暗里也笑了，笑得肩膀都在抖：“不装了。往后都不装了。我就正正经经地做人，正正经经地干活，正正经经地跟你过日子。”

我说：“好。”

他后来又回县里去了，过了两个月，又调到了市里。可不管多远，他总是雷打不动一个月回来一趟。每回回来都带东西，有时候是几包点心，有时候是两尺布，有时候是我弟妹用的课本。他记着我家里每个人的事，连我奶奶的咳嗽药都记着牌子。

我也没闲着。砖窑这边我帮着公爹打理得井井有条，地里也种上了棉花，那一年收成不错。村里人都说我变了，说我不像刚嫁过来那年蔫头耷脑的了，走起路来腰板直直的。我想说人是会变的，可我没说出口。我心里知道，变化是他给我的。

一九八八年春天，我从娘家回来，在村口碰见他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头发剪得利利索索的，整个人精神得很。他在我面前刹住车，脚尖点着地，笑得眼睛弯弯的。

“上车。”他说，“我带你去镇上吃顿好的。”

我上了车后座，手自然地扶住了他的腰。他骑得飞快，车轮碾在土路上，咯噔咯噔地响。路两边是绿油油的麦田，风吹过来，麦浪一波接一波地荡开去。我坐在后面，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皂角味，风吹着我的头发，觉得整个人都轻快起来了。

镇上他找了一家饭馆，点了两个菜一个汤，还要了一瓶汽水。我看着满桌子的菜，说你这是发财了？他嘿嘿笑：“上头给发了奖金，头一份就想着带你吃好的。”

我拿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油香在舌头上化开。他也夹了一筷子菜，吃得狼吞虎咽的。我就那么看着他吃，看着他嘴角沾了油也不擦，看着他被辣椒呛得直咧嘴，看着他眼睛里那种亮堂堂的光。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来，两年前的新婚夜，我站在东屋门口，看着那个嘴角流口水的“傻子”，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可现在坐在这饭馆里，看着对面这个大口的男人，我只觉得日子还长得很，好日子也还长得很。

吃完饭他去付账，我站在饭馆门口等着。门外头是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自行车铃声叮铃铃响，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远远地传过来。春天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人身上，舒服得很。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个纸包，塞给我说：“给你买的，镇上新来的桃酥，香着呢。”

我接过来，纸包还热乎乎的。我说：“你咋老是给我买东西，也不给你自己买。”

他挠了挠头：“我一个大男人，不用买啥。你高兴我就高兴。”

我没再说什么，把桃酥小心地收进布兜里。他推着自行车，我们沿着镇上的老街慢慢往回走。路两边是那些老旧的店铺，门板一块块卸下来靠在墙边，里头传出收音机里放的豫剧声。他忽然说：“等以后条件好了，我在镇上买间铺子，你想开个小卖部也行，做点啥都行。”

“你咋知道我想开小卖部？”

“你每回赶集都在那几家铺子前头转悠，我能看不见？”

我抿着嘴笑了，没接话。

出了镇子，他又骑上车，我坐上去。往村里走的路是土路，两旁是杨树，叶子绿得发亮。他骑得不快不慢，风呼呼地从耳边过去。我把脸贴在他后背上，隔着那层薄薄的夹克衫，能感觉到他后背的温度。

“哎，”我在他背后喊了一声。

“嗯？”

“你说，要是那年你没跟我说那句话，我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你早晚会知道的。我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心里有底。”

“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

他笑了，笑声在风里头传过来：“不怕。我看人看得准。你不是那种人。”

我把脸在他后背上蹭了蹭，鼻子里酸了一下。风吹过来，把眼睛里那点水汽吹干了。

回到村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砖窑上的烟囱还在冒烟，公爹正带着几个工人往窑里添柴火。婆婆坐在门口剥豆子，看见我们回来就笑：“去哪儿了？一整天不见人。”

他支起自行车，从兜里掏出半包桃酥递过去：“娘，给你买的。”

婆婆接了，嘴里说着乱花钱，手已经把桃酥掰了一块放进嘴里，眯着眼睛说甜得很。招娣从屋里跑出来抢了一块，被他笑着按住了脑袋。

我进了东屋，把剩下的桃酥放在柜子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放着他从县里带回来的那本书，农田水利的，书页都翻卷了边。我拿起来翻了翻，里头密密麻麻的铅笔字，都是他做的批注。那些字工工整整的，跟他平时那种含含糊糊的样子一点都不一样。

我把书放回原处，转头看着窗外的院子。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了金黄色，他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起来带起一道光，落下去就是一声脆响。婆婆和招娣坐在门槛上吃桃酥，公爹从窑上回来了，蹲在井台边上洗手，水花溅得到处都是。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看了一会儿，嘴角就翘起来了。

一九八九年开春，县里搞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班，他回来跟我说他想办一期，请几个专家来村里讲讲课，让大家都学学科学种田。我一听觉得这是好事，就撺掇他去找村支书商量。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以前对他多少有些偏见，觉得他是个装傻充愣的滑头。可他去找村支书的时候，把全县的农业政策、试点经验说得头头是道，村支书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拍板说办，村里出场地。

那期培训班来了几十号人，本村的，外村的都有。他在讲台上给大家讲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讲得通俗易懂，底下的人听得频频点头。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他站在黑板前头用粉笔写字，那架势跟以前蹲在墙角抠玉米粒的“傻赵”判若两人。

赵三婶坐在我旁边，用胳膊肘捅捅我：“你家这口子，真是深藏不露啊。”我笑着说：“是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赵三婶咂咂嘴：“你说这人也是，装了那么多年，亏得受得住。”我说：“那会儿没办法，现在好了。”赵三婶点点头：“好人有好报，你们两口子往后错不了。”

培训班结束那天，村里在打麦场上摆了桌子，大家伙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他被人围着敬酒，喝得脸通红。我在旁边给他夹菜，让他先吃点垫垫肚子。他一碗一碗地喝，喝到后来话都说不利索了，可还是笑呵呵的。

晚上我扶着他回家，他走路打晃，嘴里还在念叨：“今天……高兴……大家都信我了……”我把他放在炕上，给他脱了鞋，拿湿毛巾擦脸。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清地说：“媳妇，我……我谢谢你。”我笑着说你谢我干啥，我啥也没干。他说：“你信我。从一开始就信我。”我没说话，把毛巾盖在他脸上，转身去给他倒水。

水端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呼吸沉沉的，眉头舒展开来，睡得像个孩子。我坐在炕沿上看他，看着看着就想起来，这三年多的时间，我们从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和那年新婚夜的月亮一样白。可什么都不一样了。

到了九十年代，日子越过越顺。砖窑的生意交给了公爹和招娣的对象打理，他在县里的农技站转成了正式工，还在镇上分了间房。我有时候在村里住，有时候去镇上住，两头跑着，倒也觉得充实。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弟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在镇上教书。妹学了裁缝，在镇上开了间铺子。娘的身体彻底好了，能抱着孙子满院子跑了。

每年腊月，我们还是要回村里过年。公婆家的三间大瓦房重新翻修了，贴了白瓷砖，亮堂得很。院子里还是那棵老槐树，春天开一串串白花，夏天洒一地阴凉。村里人都说，赵家是村子里的头一份，人家两口子一个比一个能干。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从那个新婚夜里低声说出来的那句话开始的。

那天是二零零零年的腊月二十八，我坐在东屋的炕上叠衣服。这东屋还是当年的东屋，炕还是当年的炕，连窗户纸都还是每年糊一遍。他从外头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放在炕桌上：“快吃，刚出锅的，娘调的白菜馅。”

我放下手里的衣服，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塞进嘴里，烫得直吸溜。他坐在对面看着我吃，笑呵呵的。外头传来电视的声音，是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婆婆和招娣一家在外头看着，笑声一阵一阵的。

我嚼着饺子，忽然问他：“你还记得那年新婚夜你跟我说的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