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节前后，朱镕基在基层走访慰问时，听到的并不只是生产数字，还有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打算：工资能不能增加，休息时间能不能多一点。那时的中国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灾，国有企业改革仍在推进，财政承受能力并不宽裕。
年夜饭桌上，朱镕基谈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即将到来，经济形势已有明显好转，老百姓的日子也该逐步改善。他提出，能不能通过提高工资，让劳动者多得一些实惠。
这个想法很快引起讨论。涨工资，人人都愿意听，但国家的钱袋子能不能承受，却是另一回事。彼时不少职工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元左右，企业效益参差不齐，简单增加工资，可能加重财政和企业负担。
张国宝当时在国家计划系统工作。他没有顺着“涨工资”的思路继续说，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如果暂时难以普遍涨工资，能不能增加休假日，也让大家得到一项实实在在的福利？”
话不长，分量却不轻。
1990年代后期，许多行业仍然实行每周单休，春节法定假日为3天，五一劳动节只有1天，国庆节只有2天，元旦1天，全年法定节假日总量并不多。更麻烦的是，一些行业出现了产品积压和开工不足，工人被安排在岗位上，却未必能形成有效产出。
张国宝的考虑很具体。与其让职工在低效劳动中消耗时间，不如适当增加休息，通过调休把零散假日连接起来。劳动者有了休息和消费的机会，企业也能在生产安排上获得缓冲，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未必下降，反而可能提高。
这并非单纯“多放几天假”。它背后牵涉的是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商品逐渐丰富，居民收入开始提高，消费需求却没有完全释放。假期一旦拉长，出行、住宿、餐饮、商业服务都会受到带动，休息制度也可能成为启动内需的一种办法。
春节过后，朱镕基要求有关方面把意见形成正式方案。国务院办公厅随后组织研究，张国宝参与了报告起草，相关部门也对国外休假制度、国内企业状况和交通承载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方案不能只讲愿望，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全国性长假来了，交通和公共服务能不能跟得上？
讨论中，公安、交通、银行、海关、卫生等部门都提出了具体担忧。短时间内人口集中流动，铁路、公路、民航和景区都会承受压力；连续生产的厂矿企业，也不能为了放假轻易停机。有关方面据此安排值班、运输和安全预案，对假期在岗职工的工资支付问题，也作了相应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方案并没有把所有节日都改成长假。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党节、建军节等，仍按原有规定执行。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是否增加假日，也在研究之中，但当时并未一并纳入首轮安排。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元旦放假1天，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法定假日分别调整为3天，再通过前后周末调休，形成较长的连续休假。
文件公布时，距离国庆50周年庆典已经很近。1999年10月1日，新的国庆长假正式开始。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次假期第一次让“出门走走”从一句念头变成了可以安排的计划。铁路、公路、民航客运量明显增加，商场、饭店、景区也迎来集中消费。
张国宝曾担心，第一次长假如果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增加假期的设想就可能受到质疑。好在1999年国庆假期整体运行平稳，长假带来的消费和流动效应很快显现。“黄金周”这个称呼，也由此逐渐流行开来。
不过，五一连休3天并不是在1999年国庆时就已经被群众完整体验。按照新的休假办法，2000年劳动节期间，法定假日加上周末调休，形成了第一个“五一黄金周”。从那以后，劳动节不再只是日历上孤零零的一天，而成为能够安排探亲、旅游和休闲的连续假期。
有意思的是，这项制度的意义并不止于“多放两天”。它改变了节假日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旅游、交通、零售、餐饮和住宿等行业，在集中客流中获得了新的增长空间，居民消费也第一次大规模呈现出假期集中释放的特点。
2008年，国家调整节假日安排，五一黄金周被缩短为3天，同时增加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假期。长假数量和节日结构随之变化，但1999年那次讨论留下的思路仍然清楚：休息不是生产的对立面，合理安排时间，既关系劳动者的生活，也关系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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