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来得太突然。四周是餐具碰撞声和宾客交谈声，刘禄曾却像被拉回了朝鲜战场。眼前这个高个子、棕发、蓝眼睛的美国人，正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穿拖鞋、发着烧、不肯出门背粮食的俘虏。
刘禄曾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和叔父都在银行任职。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在美办中学读书，1947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英语基础扎实，口语尤其出色，这份能力后来把她带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战俘管理、缴获文件整理以及对敌宣传工作，都急需英语人才。刘禄曾因此被选入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门，成为一名英文翻译。
1950年冬，她和二十多名战地翻译员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飞机轰鸣时，大家要寻找掩体；战斗间隙，则要翻译缴获的文件、传单和军事资料。翻译并不只是把英文变成中文，还关系到如何审讯、教育和安置战俘。
战俘营里，刘禄曾很少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她会问俘虏家中是否还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也会提醒他们，远渡重洋来到别人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杀戮当成理所当然。
有一次，一名俘虏在审讯中情绪崩溃。刘禄曾没有急着追问军事情况，只是问他：“你想过家里人吗？”对方沉默许久，慢慢说起了远在美国的亲人，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真正让她记住的，是一名叫詹姆斯·柏特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来自佛罗里达，入伍前在餐馆做洗碗工。进入战俘营后，他总是无精打采，穿着拖鞋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和其他人很少交流。
刘禄曾没有一上来就谈军事问题，而是从他的经历问起。柏特纳承认，自己曾因偷车面临监禁，有人告诉他，只要参军便能免除惩罚，还能获得收入，于是他选择穿上军装。
刘禄曾听完后反问：“偷车是犯罪，杀人就不是吗？”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让柏特纳愣了很久。对他而言，参军原本是摆脱困境的一条路，可到了朝鲜，却成了参与战争的理由。
两天后，战俘营安排俘虏到十里外的后勤地点领取粮食。除伤病员外，其他人都要参加。志愿军战士自己也要背粮，战俘不能只吃不做，因此营里有明确规定，拒绝劳动者当天不得领取由他人背来的粮食。
偏偏这时，有人报告说，一名高个子俘虏躺在床上不肯行动。刘禄曾赶过去查看，发现那人正是柏特纳。她伸手一摸，才发现对方额头滚烫，并不是故意抗命。
她立即找来军医，将情况报告给营部。营长批准柏特纳免于背粮，后送时也允许他乘车。听到这个决定后，柏特纳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刘禄曾，眼中泛起泪光。
战俘是敌军人员，纪律必须执行；但生病也应当得到治疗。刘禄曾处理这件小事时，没有把“战俘”两个字变成冷漠的理由。柏特纳由此改变了看法，后来还带动一些俘虏交代情况，提供他们掌握的军事信息。
柏特纳被送往上级战俘管理机构后，刘禄曾仍打听过他的表现。1953年，她调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皮定均的英文翻译，双方才逐渐失去联系。战争结束后，各自回到不同国家，谁也没有想到还会再见。
曼哈顿的聚会中，刘禄曾终于认出了他。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成了朋友。”柏特纳回答：“人和人本来就应该友好相处。”
临别时，柏特纳邀请她到家中做客。刘禄曾因行程紧张未能答应，他便握住她的手说，今后有机会一定带全家到中国，还要专程去看望这位当年的女翻译。那场战俘营里的相遇，隔着二十多年，重新落在了曼哈顿的握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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