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北京一处租住的房屋里，歌手筠子结束了年仅23岁的生命。她离世时穿着红衣，房子原本被恋人当作婚后居所来安排。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她的出生年份和去世年龄，公开资料存在差异，标题中的“27岁”并不统一，较多资料记载她当时是23岁。
筠子并不是突然闯进歌坛的人。她出生在新疆，父母早年离异，童年主要跟随母亲生活。家庭经历没有让她失去对音乐的兴趣，反而使唱歌成了她最稳定的寄托。后来，她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接受了较系统的专业训练。
有意思的是，她没有把音乐当成唯一的生路。毕业后，筠子曾前往新加坡学习商业管理。那段经历让她接触到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也让她明白，舞台之外还需要谋生的能力。据相关回忆，她在新加坡曾通过工作积累了一笔不小的收入，随后回国，重新追逐歌手梦想。
回国后的筠子，生活方式颇为利落。她曾买下一辆价格不菲的汽车，却很快遭遇失窃。这件事给她造成过打击，但并没有改变她回到音乐行业的决定。对她而言，车可以再买，机会却未必会再来。
她与音乐人小柯的合作，成为事业上的重要转折。两人共同创作的《一起做吧》受到关注，并获得相关年度金曲荣誉。筠子的声音干净、清亮，带着一点疏离感，既有校园民谣的影子，也有经过专业训练后的控制力。
真正让她走进更多听众视野的，是与高晓松的合作。当时高晓松凭借《同桌的你》等作品走红，在音乐圈拥有较高知名度。听到筠子的声音后，他为她筹划了个人专辑《春分·立秋·冬至》，其中收录十首歌曲。
那张专辑的气质很鲜明。封面上的筠子长发披肩，神情安静，歌曲则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戏剧效果，而是把情绪压在旋律深处。《春分》后来获得“中国歌曲排行榜2000年度十大金曲”提名，只是这份成绩到来时，筠子已经不在人世。
合作关系逐渐亲密后，两人发展为恋人。筠子曾带高晓松回家见母亲，母亲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担心女儿在感情中受到伤害。筠子却十分信任对方，一再替他说话。高晓松也曾向她和家人表达过结婚意愿。
两人租下房屋，准备把那里当作未来的生活空间。对于一个经历过家庭变故、又独自闯荡过异国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承诺分量很重。她期待的也许不只是婚姻本身，而是一种终于能够安定下来的生活。
然而，感情变化来得很快。高晓松后来与沈欢相识并结婚，具体交往过程在不同报道中说法不一，但筠子被排除在这段关系之外，却是她无法回避的现实。她曾打电话向母亲哭诉：“高晓松把我卖了。”
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也引出关于公司转让、唱片合约和利益分配的争议。筠子母亲曾在媒体上公开指责高晓松，认为女儿的遭遇与他有关；高晓松则否认“把筠子卖掉”的说法，解释相关款项属于录音及公司事务。双方说法并不一致，外界至今难以仅凭几段报道还原全部细节。
能确认的是，筠子并没有立刻停下工作。她用大约半年的时间处理前公司遗留事务，试图把旧关系、旧合同和旧情感一并收拾干净。母亲后来回忆，女儿那段时间情绪低落，却仍然努力表现得像往常一样。
在这期间，她又与音乐人汪峰产生交集。有关两人关系的描述，主要来自当时媒体报道和圈内转述，细节并不完全可靠。可以确定的是，筠子曾从这段关系中得到过陪伴，也曾再次对亲密关系抱有期待。
但这份期待没有持续太久。关于汪峰与筠子、齐丹之间的交往顺序和真实状态，公开资料存在争议，不能简单认定谁“利用”了谁。感情纠纷叠加此前的打击，可能让筠子的心理承受力进一步下降，却不能据此武断地断言她自尽只因为某一个人。
她留下的文字中有一句：“我一直是个很郁闷的人。”这句话不像完整解释，更像长期压抑后的自我描述。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往往由性格、家庭、事业、情感和当时的心理状态共同作用，旁人很难用一句“被谁抛弃”概括。
筠子去世后，舆论集中追问高晓松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高晓松曾回应称，恋爱不成、分手属于个人选择，并表示不愿再与逝者母亲争论。这样的表达在当时引发不少批评，但舆论上的冷硬态度，并不能自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
汪峰后来参与撰写筠子的碑文，也曾在公开场合提及她。有人觉得那份文字与此前的感情纠葛形成反差，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对一位故友的纪念。筠子的母亲、两位音乐人以及周围人各自保留着不同记忆，真相并没有因为一句悼词而变得清晰。
筠子的专辑取了春分、立秋、冬至三个节气，偏偏没有夏至。她的生命停在2000年的初夏，唱片留下的十首歌，却把那个尚未完成的季节留给了听众。至于她与谁相爱、因何走到绝境，能够被证实的材料始终有限，不能让传闻替代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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