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山东潍县党史工作人员致信徐向前元帅,追问一位失踪多年的老党员马宗显。徐向前的回信,揭开了一个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鄂豫皖红军中的师长刘英,正是上海中央特科的行动队员张英。
红军史上有三个较为知名的刘英。女刘英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后来成为张闻天的夫人。两位男刘英,一位是赣东北和浙江地区的革命干部,曾与粟裕并肩作战;另一位来自山东潍县,先后使用马宗显、张英、刘英等名字,最终牺牲在武汉。
名字反复更换,并非故意制造神秘,而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尤其在上海中央特科,行动人员一旦暴露,组织关系、籍贯和真实姓名都可能牵连同志。张英这个名字,便是马宗显在特科时期使用的化名。
马宗显1902年1月出生于山东潍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山东人的硬朗性格,在他身上十分明显。他自幼身体强健,也练过武术。1922年,马宗显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凭着机敏果断,很快当上中尉排长。
1925年,冯玉祥从部队中选派青年军官赴苏联学习,马宗显被送入基辅红军军官学校。课堂上有军事训练,也有政治理论和文化课程。1926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继续深造,枪法、骑术和军事指挥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1928年回国后,马宗显被安排到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中央特科红队。那是一支承担保卫、侦察和反奸任务的秘密力量。队员平时隐蔽活动,关键时刻出手,行动必须迅速,更不能留下身份线索。
1929年,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叛徒王复元出卖组织,导致邓恩铭等多名党员被捕。中央决定派张英和王昭功前往山东执行锄奸任务。两人都是山东人,熟悉当地情况,行动上也便于相互配合。
遗憾的是,山东地下组织已被敌人盯得很紧。张英一到济南便被捕,敌人用金钱、职位诱降,见他不肯开口,又施以酷刑。张英被打得昏死过去,却没有供出任何秘密。
夜深后,他借口如厕,利用藏在鞋底的细铁丝打开镣铐,翻墙逃出。伤势未愈,他在一处院落中躲到天黑,随后设法联系地下关系,辗转逃往青岛。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特科人员不仅要敢于动手,也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
到了青岛,张英还未完全养好伤,便得知王复元前来办事。8月16日,王复元进入新盛泰皮鞋店取鞋,王科仁负责开枪,张英在门外掩护。枪声响起后,两人迅速撤离。王复元的叛变,曾使山东党组织付出沉重代价,这次行动则成为特科反奸斗争中的一次重要行动。
有人问:“伤还没好,为什么又参加行动?”张英只回答:“叛徒不除,同志就不得安宁。”这类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符合当时地下党员的处境:行动一旦错过,敌人的追捕和组织的损失都可能扩大。
1929年12月,张英离开上海,奉命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改名刘英。身份转换之后,他不再是城市里的秘密行动人员,而成为红军指挥员。1930年4月,他任红一师参谋长,协助徐向前作战;同年10月,接任红一师师长,并进入红一军前委。
在鄂豫皖,刘英显示出另一面才能。他善于抓住敌军部署中的空隙,也重视部队训练和战场机动。红军曾在京汉铁路沿线作战,袭击花园车站,部队规模迅速扩大。后来红军整编,他又担任红十师副师长、师长以及红七十三师师长。
1931年双桥镇战斗中,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师长蔡申熙负伤后,刘英接替指挥,最终取得胜利。1932年初,红军在商潢地区豆腐店设伏,重创国民党军第二师,缴获大量武器。战斗接近结束时,刘英头部中弹,语言神经受损,无法正常说话。
这次伤势迫使他离开前线疗养。1932年6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转入外线作战,组织决定将刘英送往上海治疗。10月,他途经武汉时,被曾经见过他的俘虏认出,随即被捕。
敌人很快确认了他的红军身份。狱中审讯极其残酷,刘英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在武汉遇害,年仅30岁。由于他此前长期使用化名,牺牲消息没有准确传回家乡,马宗显这个名字也逐渐从公开记录中消失。
更令人遗憾的是,家人多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妻子张氏独自抚养患病的儿子,生活十分艰难。刘英曾经使用过多个名字,上海特科的经历又高度保密,地方档案一时无法将马宗显与刘英、张英联系起来。
线索来自老党员的回忆。潍县党史工作人员陈慕虹持续查访,经过多年搜集,判断马宗显可能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职。1980年,潍县党史部门向徐向前求证。徐向前确认,鄂豫皖红军中的刘英,就是当年上海特科的张英,也是山东潍县人。
1980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办公厅文件肯定刘英的革命经历,认定他是鄂豫皖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徐向前为其题写碑文:“赤胆忠心刘英烈士千古。”一个被化名遮蔽了近五十年的名字,终于重新回到马宗显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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