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上海机场货运线上，33岁的司机陈志杰接过一个并不起眼的盒子。盒子只有一公斤左右，里面却装着5176克拉钻石，价值约67万美元。谁也没有想到，这批钻石后来没有进入珠宝柜台，而是被当成“玻璃渣”撒进了上海街头的垃圾堆和水沟。
这起案件的荒诞之处，不只在于钻石被盗后遭到丢弃，更在于案发的直接诱因，竟是一笔3000元罚款。
当时，陈志杰在大通空运有限公司负责接货，月收入约2000元。这个收入在当时并不算低，但他平日里有赌博、饮酒等开销，还要承担婚姻之外的花费，手头始终没有积蓄。
11月初的一天，他开车时走神，车辆撞上路边树木，车头被撞出明显凹痕。公司领导查看车辆后十分恼火，决定罚款3000元，并要求他限期交清，否则就要离职。
“领导，能不能少罚一点？”
“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月底前交不上，就别干了。”
对陈志杰来说，3000元不是普通的赔偿，而是可能让他失去工作的压力。问题在于，他没有存款，也没有可靠的借钱渠道。那段时间，他上班心神不宁，回到家也沉默寡言。越是害怕丢工作，越容易做出失去分寸的决定。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负责接触的货物中经常有珠宝。可他对珠宝的认识极为有限，在他的生活经验里，真正值钱的东西主要是黄金、白银和首饰。至于未经加工的钻石，他几乎没有见过，更谈不上辨认。
11月14日，机会真的来了。
当天，他从机场接到一批由东京运抵上海的货物。那批钻石此前由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珠宝科人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选购，分装在13个塑料袋内，外面又套着盒子。交接人员特意提醒，这是贵重珠宝，必须单独保管。
陈志杰接过盒子，掂量几下，觉得不重。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在运往仓库的路上反复盘算。对于一个已经被罚款逼到焦躁状态的人来说，这个盒子很快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捷径。
到了仓库，他把盒子交给保管员，却没有说明里面装着贵重珠宝。保管员按普通货物处理，转身清点其他物品时，陈志杰趁机将盒子拿走，藏到驾驶座下方。下班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车开到偏僻处拆开包装。
塑料袋被扯开，钻石散落在车内。灯光下，它们闪着细碎的光，却没有给陈志杰带来惊喜。他盯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这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玻璃珠。
他没有想到，钻石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外表是否像黄金那样醒目。未经切割的钻石原石，确实可能灰白、粗糙，甚至和普通石块相似。对于缺乏相关知识的人而言，辨认它们并不容易。
包装已经破损，带回家又怕妻子发现。陈志杰越想越乱，竟决定把“玻璃珠”处理掉。他没有一次性丢弃，而是沿着道路分散抛撒：垃圾堆、水沟、路边杂物间，都成了钻石的落脚处。据他后来交代，前后大约扔了24次。
就在他处理赃物时，仓库方面发现货物短缺。工艺品公司负责人原本准备前来提取钻石，工作人员清点贵重物品区，却始终找不到那只来自东京的盒子。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案件很快被列为重点盗窃案，公安机关开始排查所有接触过货物的人。
陈志杰第二天照常上班，刚进门便看见警察。他听同事说，丢失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价值67万美元的钻石，整个人一下愣住了。
“值这么多钱？”
同事看了他一眼：“不然怎么会来这么多警察？”
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不仅偷了东西，还把一笔巨额财富当垃圾扔掉了。可懊悔已经没有用，他仍试图隐瞒事实。面对询问，他承认自己负责接货，却否认知道盒内有钻石，也没有解释为何交货时不提醒仓库保管员。
这个细节引起了专案组注意。交接人员明明反复强调货物贵重，陈志杰却在关键环节保持沉默，行为逻辑明显异常。11月21日，经过调查，他被依法扣押。但由于家中没有搜出钻石，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审讯持续了一段时间，陈志杰始终咬紧牙关。后来，具有丰富审讯经验的谷在坤改变了方式，没有急着追问钻石下落，而是从他的家庭、工作和罚款谈起，让他逐渐放松戒备。
谈话中，谷在坤突然提到：“拿走钻石的证据，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句话并非直接展示证据，却击中了陈志杰最担心的地方。他整夜无法入睡，反复回想自己抛撒钻石的路线，担心有人看见，也担心包装或现场留下线索。几天后，他终于崩溃认罪，详细交代了盗窃、拆包和抛撒经过。
公安机关随即组织大批人员搜寻。寻找工作并不轻松，许多干警此前也没有接触过未经加工的钻石，搜寻过程中还要安排鉴定人员随行辨认。队伍钻进垃圾堆、水沟和废品站，在恶臭与杂物中一点点翻找。
连续五个昼夜后，搜寻人员在一处废品回收站附近的铁屑中找到5粒钻石，经专家检验确认无误。遗憾的是，大部分钻石已经难以追回，有的可能被泥土掩埋，有的被水流带走，还有的或许混入建筑材料，消失在城市施工之中。
一场价值67万美元的钻石盗窃案，就这样留下了极为特殊的结局：盗窃者没有从赃物中得到任何收益，承运和托运双方却遭受了巨大损失，而那批本应进入珠宝市场的钻石，最终散落在了上海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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