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9日，济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区，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必须遵守的五项规定。这一天，吴法宪已经离开秦城监狱近三个月，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生活”，仍然被一道道具体要求约束着。
第一，可以同家人通信，也可以在家中会见亲友。第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在济南市内活动，但外出必须由家属或子女陪同。第三，未经批准不得探访亲友，也不能离开济南市。第四，不得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信。第五，看病原则上由医生上门诊治；如需住院，必须由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时再由公安部门安排人员护理。
赵科长说得很细，吴法宪听得也很认真。他没有讨价还价，只是逐条记下。对一个长期处于监管状态的人而言，这五点并不是普通的生活提醒，而是保外就医身份下必须承担的责任。
这份谨慎，并非突然出现。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吴法宪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飞机起飞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明白，过去那段身居高位的日子结束了。此后，他被关押在秦城，接受审查。
在秦城的岁月里，吴法宪主要做两件事：写材料和锻炼身体。他曾长期担任空军领导职务，早年参加革命，习惯的是部队集体生活，个人生活反而显得生疏。狱中生活单调，却让他的作息逐渐固定下来，精神状态也保持得比较稳定。
审查期间，他交代了不少问题，态度相对配合。不过，材料并非每一处都能直接采用，有些内容需要反复核实。对审查人员来说，这既是工作量，也是判断其认错态度的重要依据。
1980年5月，曾经的部下高德明见到吴法宪时，发现他与过去判若两人。吴法宪低着头站在那里，连续称呼“首长”。高德明让他坐下，并告诉他：“把问题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吴法宪随即开始说明情况，记录人员一度跟不上他的语速。
这场谈话留下的细节，后来被视作吴法宪认罪态度较为明显的一个侧面。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可以调动大批部队的高级将领，而是一名等待审判的被监管人员。
1981年，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之后，他继续在监狱中生活。同年5月，监管条件有所调整，关押人员每天可以在规定时间走出监舍，到走廊看电视、打牌和学习。王洪文、邱会作、江腾蛟等人也在同一监管区域，彼此之间仍保持着明确距离。
不久，中央根据有关情况，开始安排部分人员保外就医。吴法宪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将申请报送黄克诚审阅，黄克诚同意了这一安排，并考虑到吴法宪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准许其同家属共同生活。
1981年8月，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到秦城谈话，告知吴法宪，中央批准他保外就医，安置地点为济南。谈话中还提到，为便于今后生活，可以恢复使用原名“吴呈清”。吴法宪很快接受了这一安排。
8月5日，妻子陈绥圻和儿子吴新潮前来探望。十年未见，儿子的面容已经完全改变，吴法宪一时没有认出来。吴新潮含泪说道：“爸爸，您不认识我了？”短暂相聚后，家人离开，吴法宪又回到监舍，等待正式出发。
1981年9月15日，吴法宪走出秦城监狱，在女儿巴璀和陪同人员陪同下，乘坐45次特快列车前往济南。下午4时许，列车抵达济南，赵科长负责接站，将父女二人送到七里山小区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屋内生活设施基本齐全。赵科长又陪同巴璀购买米面和蔬菜，留下150元生活费，作为一段时间的日常开支。等北京来的接待人员返回后，吴法宪才真正感到，秦城的高墙铁网已经离自己远去。
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吴法宪少年时期便参加红军，长期过集体生活，买菜、做饭、安排日常用品，这些事情都需要重新学习。女儿在身边，使他少了几分孤单，也帮他逐步适应普通家庭的节奏。
几天后，赵科长陪同他到医院检查，途中被人认出，围观者很快聚集起来。赵科长只得设法开路，把吴法宪和女儿送上汽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吴法宪很少外出，更多时候在家中活动、看电视。
后来，儿子送来一台14英寸彩电。11月11日，陈绥圻拿到审查结论后抵达济南。赵科长见到她，便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交给你。”从此，吴法宪的生活照料主要由妻子和子女承担。
对赵科长传达的五项要求，吴法宪一直执行得很严格。医生上门看病有时并不方便，但他没有擅自前往医院，也没有离开济南。保外就医不是彻底解除监管，而是在医疗和家庭照顾条件下实行的一种特殊安排，这一点在他的晚年生活中体现得十分清楚。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逝世，享年89岁。有关记载称，他去世后身着55式军装，骨灰被送回故乡。曾经在军政舞台上拥有重要位置的人，晚年生活最终被压缩在一套居民楼、几项规定和家人的照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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