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历史，经过十多年的西史辩伪，如今已经基本可以肯定西方伪造大量历史，区别在于究竟伪造了多少，半真半假还是二真八假等。
问题在于：西方伪造历史原因何在，除了商业利益、殖民利益、美化祖先等外，还有没有其他核心原因呢？
其实，还有一个核心原因，与“圣经”相关。西方现代考古学前，盛行的是“圣经考古学”，说到底就是通过“考古”来“证明圣经”，证明圣经所说是真实的。
圣经创世与文明史
基督教称霸欧洲后，西方所谓的“历史学”，其实一直都是圣经的“奴仆”，必然要符合圣经叙事，否则就是“异端”，其中包括历史时间框架。
按照圣经家谱推算，上帝创世时间被定在了公元前4004年，也即距今6000年出头。创世之后，才有繁荣的人类社会。
以古人类遗址来说，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至少已经存在10余万年，因此所谓上帝创世造人之说只是神话罢了，但如果从“文明史”角度来看，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按照西方主导的历史体系，苏美尔、古埃及文明出现的时间，都不约而同的不超过6000年。
其中，埃及最古老的文化遗址不超过7500年，然后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时代”，4500年前能造胡夫金字塔；西亚8900年前不会制陶，8000年前就会制作精美彩陶，5500年后突然出现成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随即苏美尔进入了所谓的“文明时代”。
除了苏美尔与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史要短一些，距今5000年左右；至于中国，在西方看来就更短了。由此，就形成了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中国的文明逐渐扩散的西方叙事模式。
也就是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恰好是在上帝创世之后，这是巧合还是精心的布局？
需要注意的是，上帝创世在公元前4004年，按照正常发展，接下来的几百年后，人类社会理应要出现重大变化，否则如何表现上帝创世的能力呢！假设创世在公元前4004年，但进入文明时代却是公元前1000年，中间相隔如此之久，岂不是说上帝创世能力不行吗？
难怪西方打压中国
没有遇到中国之前，这套叙事极为盛行，但遇到中国后，西方圣经叙事出了大问题，很多地方压根就无法解释，所以必然会打压中国历史，比如以下几点：
首先，西方是上帝创世说，但中国有盘古创世说和伏羲女娲创世说等，两者创世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中国五帝之前还有三皇，而三皇的年代众说纷纭，其存在年代极有可能突破了距今6000年，这就在史书上打破了上帝创世说。
如果相信中国历史，那么结果就可能变成中国创世神或三皇在前、西方上帝创世在后，中国神话人物比上帝出现的还要早，即中国神话人物早于上帝创世，这让西方如何能够接受？
更重要的是，中国创世神话、三皇五帝、夏商周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断层，显然与圣经叙事截然不同。
其次，上文谈到的苏美尔古埃及文明史不到6000年，但从中国文献上看，中国三皇极有可能突破6000年，背后意味着文明史可能突破6000年；从考古上看，现在不少学者从中国文化特性上研究，比如冯时教授从天文角度出发，提出中国文明史8000年。
也就是说，承认中国历史，那就代表中国文明史可能比上帝创世还要久远，这显然就可能让上帝叙事破产。
第三，按照圣经家谱推算，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2348年，上帝授意诺亚建造方舟，随后世界重新启动。因为大洪水的缘故，世界重启，此后人类都是诺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
但按中国史书记载，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而炎帝黄帝的存在时间，显然远早于诺亚方舟。因此，圣经中上帝发动大洪水重启世界、以及人类都是诺亚子孙后代的叙事，显然就此破产。
殖民时代，为了证明圣经可信，西方有意识的“改造”中国历史，比如炮制“中国人是诺亚之子‘含’的后裔”的论断，清末西方炮制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黄帝率领巴克族来到黄河上游，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都是强行将中国纳入圣经体系。
第四，圣经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但这场大洪水显然没有淹了中国，因为当时中国是五帝时代，且尧舜禹时代出现中国的大洪水。
即便将尧舜禹时代的大洪水，视为圣经中的大洪水，但两者处理方式和结果也截然不同。西方采用诺亚方舟来逃避洪水灾难，但中国却采用大禹治水办法，保全了万民性命，两者不仅高下立判，而且也让圣经叙事破产。
由于大禹是夏朝的开创者，而承认大禹治水将会导致圣经大洪水叙事破产，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或许这就是西方一再否定夏朝的原因之一。
总之，单从维护宗教角度来说（西方宗教是西方文明基石），西方就必然会打压、歪曲中国历史文化，一方面否定中国历史的长度、否定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否定缔造夏朝的大禹等等，一方面歪曲中国历史，比如各种西来说等，否则圣经叙事就得破产，西方文明的基石就被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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