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杨成在其新书《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中，基于清代《刑科题本》构建的数据集，考察了北京城在18至19世纪的职业结构变迁。研究特别关注了男性和女性就业结构的长期趋势差异，为理解中国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性别视角的观察。

研究显示，作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其男性就业结构在18至19世纪基本保持不变。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约为68%，其中军队人员比例异常高（1734—1799年为21.2%；1800—1850年为27.9%；1851—1898年为24.7%，其中9.2%为军官），这与北京作为军事中心并承担税收再分配职能的首都地位相符。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男性就业占比分别约为17%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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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就业轨迹与男性形成鲜明对比

与男性职业结构的相对稳定不同，北京女性的职业结构在同期经历了持续变化。数据显示，1760年至1898年间，女性在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持续快速下降，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则持续快速上升。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在1760—1800年下降，随后停滞，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才开始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与1860年之前相比，1860年之后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下降得更快，而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停滞后又开始上升。尽管女性样本总数较少（N=107）导致估计值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现有趋势是连续且非波动的，估计值变化的方向很可能接近真实情况。

研究者指出，北京男性和女性长期职业结构的不同趋势反映了城市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性别特点：女性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然而，对这一时期女性就业状况的成因分析，仍有待更多实证证据的发掘。

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对比

北京女性职业结构在1860年后的发展轨迹与长江下游地区截然不同。19世纪40年代之前，两地区都出现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的大幅上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的下降，但19世纪60年代后，北京女性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继续快速下降，而同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女性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迅速上升。研究者认为，尽管上述相反趋势背后的机制可能非常复杂，但其中的部分差异很可能与1840—1860年间发生在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件有关。

在子部门层面，数据揭示了更细致的性别分工图景。18世纪的北京已存在门类广泛的手工业，表明其制造业并未完全依赖外地输入。而在第三产业内部，贸易和运输业几乎被男性垄断，女性则主要集中于杂项服务、餐饮住宿和家政服务等行业。19世纪下半叶，小商贩和经销商占比的显著增加，也暗示着这一时期北京贸易规模的扩大。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长期职业结构的量化分析，揭示了北京城市经济中性别差异的演变轨迹。当男性职业结构保持稳定时，女性就业的持续变化，为观察城市经济的动态提供了另一重视角。北京女性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反映的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性别特点，其背后的成因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