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迪·艾森科特来说，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已不再是关键问题。当前的焦点不在于“政治解决方案”，而在于巴勒斯坦人民在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的生存。那些试图“让他们消失”的犹太势力毫无节制。支持者众多，我们不能仅依赖这个民族的坚韧，也不能单从以色列的驱逐计划中吸取教训。
世界袖手旁观，左翼力量疲惫不堪，声音微弱。所谓的现实反对派在低估危险、冷漠无情和支持驱逐间摇摆。零星的谴责往往因美国大使的一条推文而起，形同杯水车薪。犹太武装团伙在各地发动袭击，库斯拉并非唯一受害地。
关于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或邦联的讨论，如今更显空洞。要达成解决方案，首先必须承认并就问题本身达成共识。许多以色列犹太人被误导，以为问题在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这个民族深深扎根于此，拥有丰富的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农业传统与对故土的眷恋。
抹除，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噩梦所对应的“解决方案”。以色列议会的法律、政治声明、军事命令、教材，以及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内盖夫的势力，无论共同还是单独，都在推进这一“解决方案”，毫不顾忌非犹太人的反应。以色列的政策旨在让巴勒斯坦人无论身处何地都生活困苦，以便将移民界定为“自愿”选择。
在以色列境内，当局放任阿拉伯犯罪组织武装自己，在巴勒斯坦平民家中施暴。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当局则给予武装力量自由，允许其武装、杀害和驱逐；正规军则日复一日地发动袭击。在加沙，这片满目疮痍、缺水的土地上，政府和军方招募犯罪合作者组成的武装民兵，飞行员继续发射导弹，夺走更多儿童的生命。
与此同时，以色列摧毁或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计空间。加沙的“任务”正在完成：一个依靠捐助维系的社会，200万人连同74,000座新坟墓、无数家庭与记忆、才能与职业、积蓄与财产，一同被挤压在约150平方公里的焦土上。创造力、创新能力和互助精神，因破坏以及以色列禁止重建和恢复而日渐衰退。财政部牢牢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约300万人的财源，也控制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反复掠夺收入，与军队在城市和难民营展开的破坏行动，以及其他阻止巴勒斯坦人耕种和发展土地的手段交织在一起，包括检查站、官僚限制、围栏和犹太牧民。在以色列境内，对加利利和内盖夫的“犹太化”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实质上是掠夺作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资源。绿线以内，国家长期以拨款、补助、就业歧视、禁止建设和拆除房屋等方式对他们实施歧视。
必须再次强调：今天，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之间的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生存危险。造成这一危险的因素有很多：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及其能力；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由何种政府执政，都对兵役的神圣化；将服从视为价值；把武器和军事行动当作默认选项；对军人群体中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自杀现象的常态化；军事生活及其所能打开的机会之诱惑；以一套公寓的价格在加利利或“撒马利亚”的定居点郊区拥有一栋别墅的诱惑。
官方和非官方宣传中的谎言；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制造的人间地狱的漠视；对60年占领与强制统治的否认；条件反射般地回应“可是10月7日”；军队、政府和拉比与戴针织小帽的民兵协同行动；对黎巴嫩遭破坏的冷漠；对占领更多叙利亚领土的无视；将驱逐言论常态化；受到种族主义污染的世俗和宗教法律与教育体系；以及一支可以肆意虐待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的狱卒军队。
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共同构成以色列犹太社会实施又一次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的物质、意识形态和心理基础设施，而这种驱逐历来伴随着大规模杀害。犹太民兵的“英雄”公开宣称，驱逐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完全清楚，以色列犹太社会中相当广泛的群体已准备积极、自愿地直接或间接参与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团伙每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挑衅和犯罪——若没有制度性支持，这本不可能发生——并持续试图激起巴勒斯坦人愤怒而报复性的反应，进而将其作为点燃一场新的宗教冲突的导火索。犹太民兵及为其提供支持的右翼组织，指望发动大规模动员，其中包括“伊沙尔”和“民主党”的领导人、选民和支持者，投入一场可以准确概括为“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片没有阿拉伯人的土地”的战争。
作者：阿米拉·哈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