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陈师傅对我说，发现那把木梳，是一九八零年初秋的事。
那天，他们在顾祝同旧宅清点旧物。屋里返潮，墙皮一块块鼓着，樟木箱底下压着烂报纸，搬动时直往外冒灰。
木梳混在几件女人用过的旧物里，颜色黑沉，梳齿断了三根。有人随手掰了掰，梳背上的裂口忽然张开，露出一线发黄的纸。
陈师傅懂些木工，看出那道缝不是自然开裂。他拿来薄刀，沿着旧胶一点点剥。胶已经发脆，刀尖进去时，掉下不少褐色碎屑。
梳背分成两片，里面挖着窄槽。槽中塞了一只叠得很薄的信封，旁边还有一张边角卷起的相纸。
屋里原本有人拖桌子，有人报数。木片一开，那些响动慢慢停了。
信封没拆，封口处压着暗红色印泥。正面写着王翠平三个字，墨水洇开了，仍能认清。下面另有一行小字，只许本人启封。
落款是余则成。
陈师傅说，念到这个名字时，管登记的人把钢笔悬在纸上，好半天没落下去。窗外有人推着板车经过，车轮碾过石板，咯噔响了两声。
没人知道信在梳子里藏了多久。那只樟木箱留在宅中多年，物件来历登记得含混，只记着早年由人托放，往后再无人来取。
陈师傅把信封、相纸和拆开的木梳一同装进牛皮纸袋。封袋前，他又看了一遍收信人的姓名。
王翠平还在不在，住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他们只知道，这封信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01
纸袋送到我手里时，母亲正在市医院外科住院。
来人姓陈，五十多岁，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蓝布褂。他站在病房外，没有马上进去，只问我是不是周建国。
我点头。他又问：“王翠平是你母亲？”
我说是。
他这才把纸袋递过来，双手托着，像里面装的不是旧东西，而是一碗快要洒出来的热汤。
纸袋封口盖着章。我隔着纸摸到一截硬物，长而窄，旁边还有薄薄一片。陈师傅把发现经过说了一遍，声音压得很低。
听见余则成三个字，我先看了一眼病房。
母亲躺在靠窗那张床上，身上盖着旧毛巾被。她刚做完检查，胃里空着，嘴唇起了一层白皮。护士说，最迟明早要定下开刀的事。
我把纸袋夹在腋下，问陈师傅：“怎么找到我的？”
旧宅那边查了登记，又找了几位上年纪的人。有人记得王翠平后来进过纺织厂，顺着厂里的退休名册，才问到医院。
他说得平常，我却觉得那几句话绕了很远。三十来年，一张纸兜兜转转，偏在母亲要进手术室的时候来了。
我在签收单上写下周建国。
陈师傅盯着那个周字，迟疑了一下。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便先说：“我小时候改过姓。”
余则成是我生父，这事家里从没瞒我。母亲后来嫁给周德全，我入学登记时随了周姓。那年我还小，只觉得同院孩子都跟父亲一个姓，我也该一样。
周德全是钳工，手背上常年带着铁屑扎出的黑点。他供我念书，教我磨刀、看游标卡尺。后来我进机械厂做技术员，师傅夸我手稳，他听了只笑，说钳工家的孩子，不能连线都画歪。
至于余则成，家里很少提。
我小时候问过一次，他去哪儿了。母亲正在补袜子，针停了片刻，只说去了很远的地方。再问，她便让我把煤球搬进屋，天要下雨了。
长大以后，我从零碎话里拼出个大概。他离开大陆后没了音信，没寄过钱，也没托人捎过一句平安。母亲等过，等到邻居不再问，等到我已经会叫周德全爸。
这些年，我以为那个名字早被日子磨平了。可纸袋夹在胳膊下面，硬角硌着肋骨，旧怨一下有了形状。
陈师傅走后，我在水房站了很久。自来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落进搪瓷盆，盆底积着淡黄的锈印。
纸袋不能带进病房给母亲看。至少眼下不能。
医生下午还要找家属谈话。她血压不稳，一夜没睡好，稍有动静就睁眼。我不知道余则成留下了什么，更不知道那些话会不会叫她又熬一夜。
回到床边，母亲问我：“谁找你？”
“旧宅清东西，问到厂里来了。”
我把纸袋塞进帆布包，压在饭盒底下。动作已经放轻，牛皮纸还是发出一阵干涩的窸窣声。
母亲朝包看了一眼，没有追问。她伸手去摸床头的水杯，手背上青筋很细。我把杯子递过去，她只润了润嘴，便放下了。
傍晚，周德全送来小米粥。保温桶外面裹着棉套，粥熬得很稀，上面结了一层薄皮。他问医生怎么说，我照实讲了检查结果，唯独没提纸袋。
周德全坐在床尾剥橘子。橘皮苦味混着消毒水味，闻久了，舌根也发涩。
母亲吃了半碗粥，忽然问：“你包里装的什么？”
我说是旧东西。
“拿出来我看看。”
我弯腰拉开帆布包。饭盒下面，纸袋露出一角。周德全停下手，橘皮垂在膝盖边，没出声。
我只能拆开外层封纸。
那把木梳落进掌心，凉得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梳背裂着一道细缝，旧胶发黑，断齿处磨得圆滑，显然曾被人用过很多年。
母亲看清木梳，脸慢慢转向窗外。
窗玻璃上映着她的侧脸。她把被角往上拉了拉，明明没有风，肩膀却缩得很紧。
我问：“你认得？”
她望着楼下晾晒的白床单，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先收起来吧。”
那语气不重，却像早就知道它会回来。
02
当天夜里，我没回厂里的宿舍。
周德全守前半夜，我坐在医院走廊尽头。长椅掉了漆，坐久了裤子上沾着细碎木屑。值班护士推着药车过去两次，轮子总有一个往左偏。
母亲睡得不沉。病房里有人咳嗽，她便翻一下身。我不敢在床边查看木梳，只把帆布包抱在怀里，等走廊彻底安静。
后半夜，周德全出来叫我。他眼里全是红丝，说母亲刚睡着，让我也眯一阵。
我问他认不认得这把梳子。
他看了看病房门，接过木梳，在灯下翻了两面。拇指擦过梳背那道裂口时，停了一下。
“见过没有？”
周德全摇头，把东西放回我掌心。“她不想说，你先别逼。明天要开刀。”
这话我明白，可心里那股火并没有下去。余则成走了那么多年，母亲凭什么一眼认出他的东西，又凭什么瞒着我。
我回到长椅上，从工具包里取出一把小改锥。机械厂的人见不得不明不白的接缝。齿轮箱异响要拆，轴套发热也要拆，总得找到毛病生在哪儿。
木梳却不是机器。
它在我膝盖上横着，旧得发乌。梳齿间积着灰，用指甲轻刮，能闻到淡淡的樟脑味。梳背两边颜色不一，靠裂缝处更深，像被油浸过。
陈师傅已经剥开外层，里面的窄槽清楚露着。槽沿有细小刀痕，深浅很匀，不像临时用菜刀挖出来的。
我把灯光挡住一半，贴近看。原来的木纹在中段断开，接缝处压着两层胶。外面一层发黑发脆，里面却呈黄褐色，粘合的年代明显不同。
也就是说，这把梳子先被做成夹层，后来又打开过一次。有人取出或放进东西，再重新粘好。
纸袋里的信封还保持原样。
正面是母亲的名字，背面封口完整。暗红印泥已经裂成细纹，没有被揭动的痕迹。信封右下角沾着一点黑灰，像在箱底蹭过。
我原以为，这是余则成离开前留下的物件。也许他走得急，没来得及交到母亲手上。这样的解释虽然难听，至少还算说得过去。
可信封边角写着日期。
一九五六年四月。
我反复看了三遍。数字没有模糊，也不是登记人员后来添的，笔迹与落款附近的小字一致。
余则成离开时，我还很小。到一九五六年，我已经上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已经姓周。那些年母亲搬过家，进了纺织厂，周德全开始接我放学。
这封信却是在失联多年后才封进去的。
他活着。他记得王翠平住在世上。他甚至有时间找木料，挖槽，涂胶，把信藏得严严实实。可母亲没有收到，我也没听见过他的半点消息。
走廊窗户没关严，夜风钻进来，吹得信封轻轻颤动。我用手掌压住，掌心被纸边划出一道浅红印。
既然想送信，为什么藏进梳子？
既然记得她，为什么不按寻常法子写来？
我忽然想起母亲看见木梳时躲开的目光。她也许知道得比我多。也许这三十多年，只有我被蒙在外面。
病房里传来床架轻响。我赶紧收起改锥，把信封放回纸袋。起身时，一片薄物从信封侧边滑出少许，卡在木槽边上。
是那张相纸。
只露出一个角，灰白底色上有半截衣袖。布料很浅，不像母亲平日穿的蓝布衫。旁边还有一只手，搭在什么人的肩上。
我捏住相纸边沿，想抽出来，里面却被信封压着。稍一用力，老相纸便发出细微的脆响。
手停住了。
没有拆信，单看照片不算什么。我这样劝自己，指腹却始终没再往前送。
这时母亲在病房里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忙把露出的相纸塞回去，合上纸袋。进去时，她已经撑着床沿坐起，额头上都是汗。
“是不是疼了？”
她摇头，看向我空着的两手。
“你刚才在外面干什么？”
我拉过凳子，把温水递到她唇边。“看看木梳。”
母亲没有喝。杯口挨着她嘴唇，她却盯住我的帆布包。
“信拆了？”
“没有。”
她慢慢靠回枕头，像松了口气，又像更累了。过了片刻，她把脸转向墙壁，只留下一句：“日期，你看见了吧。”
我握着水杯，杯壁上的热气一层层贴进手心。
她果然知道。
03
“你知道信是哪年写的？”
母亲没有回答，只把脸埋进枕头。窗外天色发青，住院楼后面的锅炉刚点火，一股煤烟贴着玻璃往上爬。
我把水杯放回床头柜，压低声音问：“你等过他，是不是？”
她闭着眼，眼皮轻轻动了一下。隔壁床的老太太还在睡，鼻息粗重，我不敢把话说得太响，只能站得更近。
“等过。”
母亲的声音很轻，像从被子底下传出来。
“等了多久？”
“记不清了。”
我不信。一个人少了一颗螺钉，隔天都能记得，何况少的是丈夫。可她把年月说得含糊，仿佛那些日子只是几场雨，落完就算了。
我问她一九五六年收没收到过消息。她睁开眼，看着床头那只搪瓷缸，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这封信我没见过。”
“木梳呢？”
她抿住嘴。过了一阵才说，那把梳子是早年用过的，后来遗失了。至于怎么到了旧宅，她不知道。
这话经不起细问。梳背被人打开又粘过，信封日期也摆在那里。她越说不知道，我越觉得她知道。
周德全提着暖水瓶进来，鞋底沾着湿泥。他看见我们一站一躺，先把瓶子放下，又摸了摸母亲额头。
“天亮后做检查，别把她说累了。”
我朝他问：“爸，你知道她等过余则成吗？”
周德全拧瓶塞的手顿住了。他没看母亲，只把溅到桌面的热水用抹布擦干。
“知道。”
“她跟你说的？”
“成家以前说的。”
他语气平平，像在讲一件旧厂房里的小事。可我听见成家两个字，胸口像堵了一团浸水棉花。
母亲是在确定那个人不回来以后，才和周德全过日子的。没有骗，没有瞒。周德全娶她时，也知道她带着一个姓余的孩子。
我问：“那你怎么肯？”
周德全坐到床尾，把暖水瓶塞垫好。“肯过日子就过。哪有那么多怎么。”
他还说，我上学要改姓，是母亲先提的。他没有逼过，也没有让我忘掉原来的父亲。家里那只旧木匣中，甚至一直放着我幼时姓余的户籍纸。
“你十八岁那年，我想交给你。”周德全搓掉手上的水，“你妈说再等等。后来你进厂忙，我也没再提。”
那张纸我从未见过。
这些年我叫他爸，叫得自然，却很少想过他听见余则成这个名字时是什么滋味。他给我做木头手枪，夜里背我去看高烧，拿半个月工资买了第一套绘图工具。
我却站在他面前，逼问另一个男人的去向。
周德全把脸转向门口，像没看见我的难堪。他只说：“信既然来了，总要弄明白。”
母亲这时撑着床沿坐起来。周德全赶紧垫高枕头，她摆摆手，目光落在我装信的帆布包上。
“建国，那封信你先看。”
我以为听错了。“写给你的。”
“名字写的是我，人却是你去认。”
“我认他做什么？”
话一出口，周德全便皱了皱眉。母亲没有生气，只低头理着病号服的衣襟，扣子扣错了一颗，也没察觉。
“你不是为了认他。”她说，“你是为了往后不靠猜。”
我问她为什么不自己拆。
母亲用手掌按着腹部，额角渗出细汗。她停了很久，才说：“你先读。读完再告诉我。”
“为什么？”
她躺回去，眼睛望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
“我现在说不清。”
医生来查房，话只能停下。护士掀开被子按压她的腹部，她疼得吸了口凉气，却仍没叫出声。
我退到门边，手碰着帆布包。隔着粗布，那封迟了二十多年的信硬邦邦地贴在掌下。
母亲要我先读，却不肯说她在怕什么。
04
上午检查结束，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手术不能再拖。母亲身体虚，要先输液，家属也得尽快拿定主意。
我签了检查单，回病房时，周德全正在给她削苹果。苹果皮一圈圈垂下来，削到一半断了，落进痰盂旁边。
母亲问医生说了什么。
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她听完点点头，反倒问起那封信。
“你看了吗？”
“没有。”
“那就现在看。”
我站着没动。昨夜那点火气熬了一宿，不但没散，反而沉进胃里，坠得发硬。
“你既然认得木梳，为什么还让我一个人猜？”
母亲看了周德全一眼。周德全放下水果刀，想劝，我抬手拦住了。
“爸，这回让我问完。”
病房里另两位病人都醒着。靠门那家人见势不对，端起脸盆出去了。门合上以后，只剩输液瓶里的水珠一滴滴往下落。
我问母亲，木梳是谁给她的，什么时候丢的，一九五六年她是否听到过余则成的消息。
她每一句都答得很慢。
木梳是余则成早年买的。搬家时不见了。那年没有收到信，也没人来找。除此以外，她不肯再说。
“你还在给他遮着。”
母亲抬起眼。“我遮什么？”
“他走了，几十年不管你，也不管我。如今塞回来一封信，你连拆都不敢，还叫我先读。你不是护着他是什么？”
她脸上的血色本来就少，这时更淡。手背上的输液管被扯弯，周德全赶紧托住她手腕。
“建国，少说两句。”
“我只要一句实话。”
母亲盯着我，嘴角动了动。“实话就是，我等过，没等到。后来跟你爸过日子，这些年没亏着你。”
她说的爸是周德全。
我听懂了，心里却更堵。她把最难的年月压成几句话，好像饭糊了，刮掉锅底就能照常端上桌。
“那你怕什么？”
母亲没有应声。
“怕信里骂你？还是怕他有苦衷，你又舍不得怪他？”
周德全猛地站起来，凳脚在地上刮出一声涩响。他平时很少冲我沉脸，这次却把水果刀重重收进抽屉。
“够了。她明天上手术台。”
我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母亲胸口起伏得厉害，输液瓶旁的小管里返上一截血。护士进来重新调针，责怪家属不能让病人动气。
我退到走廊，背靠着墙。手术室门口有人煮鸡蛋，铝饭盒里冒出的热气带着淡淡腥味。我闻着犯恶心，却没走开。
过了一会儿，周德全出来。
他递给我半只削好的苹果。“你妈不是护余则成。她是不敢看。”
“信都没拆，她怕什么？”
“怕他写得有情，也怕他写得无情。”
周德全用衣袖擦了一下额头。“有情，显得这些年等得更冤。无情，那点旧念想也没了。人活到六十，不是什么话都听得起。”
我捏着苹果，没有吃。
“你怨她瞒你，也有道理。”他说，“可她当年连你下一顿吃什么都要算，哪有空天天讲旧事。”
病房里传来母亲咳嗽的声音。周德全转身进去，我仍站在墙边。苹果切面很快发黄，汁水顺着掌纹往下淌。
下午，母亲精神好了一些。她让我把帘子拉上，又叫周德全去食堂打饭。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她先开了口。
“你说我护着他，不对。”
我没作声。
“我没原谅余则成。等到后来，我连他是好是坏都不想猜了。”她摸了摸腹部的纱布，“可你是他留下的孩子。你小时候不问，长大了也不问，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那为什么瞒着？”
“不是瞒，是没话可说。”
她看着窗台上那盆蔫掉的吊兰，声音比平时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来，也不知道他后来成了什么样。拿猜的东西告诉你，今天一种说法，明天又一种，有什么意思。”
我想起自己昨夜看见日期后，已经在心里给余则成定了许多罪。每一种都像真的，每一种又没有凭据。
母亲伸出手。“把信拿来。”
我从帆布包里取出纸袋，放到她被面上。她摸到信封边缘，又把手收回去。
“还是你拆。”
我问：“你确定？”
她闭了闭眼。“拆吧。好话坏话，都别再藏了。”
门外响起送饭车的铃声。母亲把纸袋推到我这边，手臂压出被面上一道浅沟。
我坐下来，将信封放在膝头，沿着封口摸了一遍。
05
信封的纸已经酥了。我没敢直接撕，用护士借来的小剪刀沿上边剪开。剪到一半，里面传出轻微的摩擦声。
母亲靠在枕头上看着我。她脸上没有表情，手却一直攥着被角。
我抽出三张薄信纸。墨迹比封面浅，开头只有翠平两个字。往下第一句话，是余则成说自己没有资格求她原谅。
我停住了。
母亲问：“怎么不念？”
“字有些淡。”
这是句假话。那些字清清楚楚，连涂改处都看得见。我只是不知道接下来的几行，该怎么从嘴里出来。
信里说，他去台以后断了旧日联系，最初不敢写，后来处境稍稳，反而更不敢写。拖得越久，越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面对王翠平母子。
再往下，一个陌生名字扎进眼里。
林秀云。
余则成写道，他到台后的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做裁缝的林秀云，后来两人成婚。一九五零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
孩子姓余，名叫余明远。
我数了数年月。余明远比我小九岁。
手中的信纸抖了一下，边缘碰到剪刀，发出很轻的一声。我把剪刀推远，继续往下看。
余则成说，林秀云起初并不知道大陆还有一对母子。等她知道时，余明远已经会走路。他承认不是不能早说，是一次次拖延，把不敢说装成没法说。
信里没有抱怨，也没有为自己找多少理由。他写王翠平受过的苦，写我小时候怕打雷，睡觉总要抓着大人的袖口。这些小事他还记得。
越记得，越叫人恼火。
我曾经给他想过许多去处。也许困在某地，也许有不得已的难处，也许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再用。最坏不过是忘了我们。
如今信就在手上。他没有忘。他只是另过了一家人的日子，把我们留在这边，靠猜测熬完一年又一年。
母亲又问：“写了什么？”
我把第二页翻过去，没有回答。
最后一页只有半张。余则成说木梳原是送给王翠平的旧物，辗转回到手边后，他将信封进夹层，希望有人带回大陆。他不敢断定东西能送到，更不敢盼她回信。
末尾写着一句，错都在我，不在旁人。
落款下面仍是一九五六年四月。
我把三张信纸叠好时，夹在信封内的相片滑落下来，正面朝上落在床边。
那是一张一九五零年的合影。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木椅上，正是我只在旧照片里见过的余则成。他身旁站着一个穿浅色衣衫的女人，怀里抱着婴儿。
女人面容清瘦，头发在脑后挽成圆髻。余则成没有笑，一只手却扶在孩子背上，动作很熟练。
照片背面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余则成，林秀云，余明远。
最下面另有一行字。
请替我向翠平认罪。
我盯着那句话，耳边嗡嗡作响。母亲就在不到半米的地方，只要伸手，便能拿到照片。
她问：“是他的相片？”
我把相片扣在膝盖上。“嗯。”
“旁边还有谁？”
我喉咙发紧，没说出来。
这时护士掀开帘子，说医生正在等我。明早第一台手术已经排好，风险告知和同意书都要马上签，不能再耽搁。
我把信纸塞回信封，跟着护士走进办公室。医生逐项讲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听见那些字，却一句也没进心。签字时，钢笔尖在周建国三个字中间洇出一团墨。
回到病房，母亲还保持原来的姿势。周德全已经打饭回来，铝饭盒放在窗台上，里面的面条坨成一团。
母亲看见我，先问：“手续办好了？”
我说办好了。
她点点头，目光转到我手里的信封。她没有问医生，也没问明天几点进手术室，只问了一句：“信里到底有什么？”
木梳夹层里的信写明，余则成已与林秀云成婚，还有一个叫余明远的儿子。信封内又掉出一张一九五零年的合影，背面写着请替我向翠平认罪。
这些话都堵在我嘴边。
母亲明早就要上手术台，而我手里的信刚刚证明余则成另有妻儿。她正等我决定，这个真相要不要在今晚说出口。
我该把这场背叛原样交给她，还是让她带着旧日那点念想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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