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走后，我蹲在床边，手里攥着那根金链子，链扣上沾着指纹粉。
我活了五十五岁，属虎，一辈子没让人看过笑话，如今倒好，让一个男人骗得连裤衩都快脱了。
女儿在电话里嚎：“妈，你别回去了，就在派出所等我！”我没等，低着头从后门溜了。
晚上，我不接任何人的电话，邻居敲门我也不应。
电视开着，没声音，我坐在沙发上看手掌心那道被链子勒出来的红印。
手机亮了第三回，我烦了，拿起来想关，屏幕上是一条短信：“桂香，那个老同学傅长健的事，我已经报了警。我是薛德康。你记得我吧？四十年前，七月二十八号，厂区食堂门口，你递我一瓶橙味汽水。”我盯着“七月二十八号”五个字，那天的太阳一下子就烧到眼前了。
01
柜子最里头那个铁皮盒，锈得都快散架了。
我费了半天劲把它抱出来，盖子一掀，满鼻子的樟脑丸味儿。
里头没什么值钱东西，一叠老粮票、两本工作证、几根断了的头绳，压在最下面的，是那张1985年的厂区合影。
照片卷了边，颜色也黄了，我拿指头抹了抹灰，一排人站得整整齐齐。
前排蹲着五个女工，我扎两条辫子站在第二排左数第三个，嘴角不知道怎么的，翘得老高。
我旁边站着个年轻男人，头发偏分，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正侧着身递一瓶汽水过来。那瓶汽水悬在半空中，橙色的，盖子都没拧开。
他的脸已经模糊了，就剩个轮廓。
“你翻那个干啥？吃饭了。”我妈谢玉茹的声音从厨房飘出来。
我把照片塞回去，又抽出来看了看，才盖上盖子。这照片是去年搬房子时候放进铁皮盒的，这屋子住了八个月，盒子动都没动过。
饭桌上，我妈端着一碗酸菜鱼放我面前，筷子一撂，说：“老同学群那个聚会，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我夹了一筷子鱼，“有啥好聚的？几十年没见了，见了也认不出。”
“你上回不是说群里有人提你名字嘛，叫那个……薛德康？”
我筷子顿了一下：“人家提我干啥？提的是老厂长吧。”
“你管他提谁呢，在家又没事干，出去透透气。”
我没有吭声。
吃完饭洗碗的时候，水流哗哗的，我把碗冲了一遍又一遍，脑子里反复翻那张照片。
薛德康。
这个名儿像根刺卡在嗓子眼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到了聚会那天早上，我换了三件衣裳。
头一件太艳，第二件太素，最后穿了件浅灰的短袖，对着镜子照了半天。
五十五岁的人了，又不是黄花闺女，打扮给谁看呢。
我出了门。
聚会在县城东头一家叫“老味道”的饭店，包厢里坐了十来个人，推杯换盏，热热闹闹。
我扫了一圈，没看到熟悉的脸，松了半口气，又吊着半口。
菜上到第三道，门口进来一个人，黑T恤，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头发梳得油亮。
“桂香！”那人一进门就朝我招手，“还真是你啊，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
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来是傅长健。瘦是瘦了点，那个油滑劲儿一点没变。他拉开我旁边的椅子坐下，倒茶、递纸巾、拿公筷给我夹菜，嘴就没停过。
“桂香啊，听说你一个人住？哎呀，咱们这个年纪，该找个伴儿了。”
我应付着笑，眼睛忍不住往门口瞄。
没有人再推门进来了。
席间有人提起薛德康，说他在外地退休了，不大回来。
我心里那半口气，彻底落了下去，落到底了。
聚到九点多散了，我坐末班公交车回家。
车上有凉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人清醒了些。
傅长健要送我，我没让，他站在饭店门口冲我摆手，说改天请我吃饭。
我心里说，改天再说吧。
进了屋，我没有开灯，在黑暗中坐到十一点。
后来实在坐不住了，又把那铁皮盒子拖出来。
照片上那瓶橙味汽水在我手上摊着，玻璃瓶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好像里头装了一整个夏天的阳光。
我那时候怎么就没把那瓶汽水接过来呢？
02
傅长健说请吃饭，我还当是客气话。
结果没隔两天，他就打电话来了，声音热络得像认识了几十年的老交情：“桂香，我在南街新开的那家馆子订了位，你要是有空，出来坐坐？”
我说不去。
他说他已经到楼下了。
我从阳台望下去，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道口，他靠在车门边上冲我招手。
那姿态，像极了电视剧里演的那种老来俏。
我想了想，换上了那件浅灰短袖。
那顿饭吃得挺舒服，傅长健会说话，能接住冷场，还记着我年轻时候在厂里拿过质检标兵的奖。
他说那时候就注意我了，说我干活认真，长得也好看，可惜他那时候没胆子追。
我嘴上说他油腔滑调，心里那点防心倒松了一层。
往后一个来月，他隔三差五就来。
今天提一兜水果，明天送一条丝巾，说是去南方出差顺手带的。
我推了几回，他急了眼，说：“桂香，咱这个岁数，不就图个互相照应嘛？你跟我客气啥？”
我只好收下。
东西摆在桌上，花花绿绿的，我看着看着，就想起老伴刚走那阵子，屋里冷冷清清，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个男人这样惦记着，说不心动是假的。
那天下午，他送我一根金链子。没有铺垫，没有前因后果，他就那么往我手里一塞，说：“戴着玩玩，不贵。”
我拿在手里掂了掂，挺沉。我对着镜子戴上去，链子在灯光底下晃眼。傅长健站在我身后，说好看。
晚上袁梦琪视频打过来，我正坐在床上擦链子。她一眼就瞅见了，眉毛立刻竖了起来：“妈！你脖子上那根链子哪来的？”
“老同学送的。”
“啥老同学？男的女的？为啥送你这么贵的东西？”
我说是傅长健，老同学聚会认识的，人挺好的，也没别的意思。
袁梦琪的脸当场就拉下来了，手机镜头里她的嘴角绷成一条线：“妈，你听我说，现在这种专门骗中老年妇女的人多得很。你可别上头。”
“我怎么就上头了？”我也来了气，“他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骗我一个老婆子？”
“越是这种越要小心！”袁梦琪声音拔高了，“你没看新闻里说的？骗婚骗财的，专挑你这样一个人住的！”
我直接把视频挂了。手机撂在床头柜上，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她连打三个，我一个没接。
那根链子我解下来锁进了抽屉。
坐了半晌，又拉开看了两回。
金灿灿的一根，灯光照在上面，晃得人眼睛发酸。
我锁回去，把钥匙搁在枕头底下，躺下来，翻来覆去。
窗外传来几声猫叫，细细的，像小娃娃在哭。
我揉了揉眼睛，又坐了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副模样了。
老伴在的时候，也送过我东西，攒了三个月加班费买了一块机械表。
那块表早不走了，我收在铁皮盒子里，没舍得扔。
我把铁皮盒子的盖掀开，那块表躺在最底下，表带都发硬了。我拿起来贴在耳朵旁边，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没有铰链子，也没有丢表。
后来傅长健在电话里头说他入秋要回南方，那边的铺面需要打理，临走前想带我过去住一阵。
他说他有个侄儿在那边，开了间小厂子，日子挺宽裕的。
我听着，没有吱声。
他说不急，你先想想。
挂了电话，我在窗台前站了很久。
楼下那条巷子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
03
傅长健安排了一场饭局，说他的几个朋友想见我。
我本不想去，扛不住他一遍又一遍地请。
到了包厢，七八个人，有男有女，个个都热络得很，从我一进门就开始嫂子长嫂子短地喊。
有一位姐姐拉着我的手，说：“嫂子，长健哥跟我们提你可不止一两回了。这人心实，处久了你就知道了。”
我笑了笑，低头喝茶，没接话。
酒菜上来，桌上划拳的划拳，吹牛的吹牛，热闹得像过年。
我被灌了两杯白酒，脑袋开始发沉，话也多了。
有人问起我从前在厂里的事，我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提了一句：“我们厂当年有个技术员，机器的转速，我调的从来没他稳。”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好在桌上没人细究，他们都忙着聊傅长健在南方的铺面。
我坐在那儿，一杯水端了老半天，没喝，也没放下。
傅长健挨过来，舀了一碗汤端到我面前，说：“喝点热的，暖暖胃。”
我低头喝了一口，又咸又烫。
我忽然就想起来，年轻时候在厂区的食堂门口，有人递过我一瓶汽水，汽水是冰过的，瓶壁上凝着一层白雾。
我的手刚伸出去，汽水被另一个人接走了。
那个人是徐富才，我后来嫁的男人。
他的手掌宽厚，握住那瓶汽水的时候，连我的手一起捂住了。
从那以后，我和薛德康就再也没有正正经经地单独说过话。他调走那年，我二十八岁，结婚不到两年。
我从饭桌上站起来，说出去透透气。
饭店门口风大，吹得我脑门子清爽了些。
我靠在门柱子上，看见隔壁停车场停着一辆旧自行车，二八大杠，漆掉了好几块，车筐里插着一把野花，紫的黄的，开得正野。
县城里骑这种车的人不多了。
我弯腰看了看那把花，又直起身，回包厢去了。
晚上是傅长健送我回家的。
到了楼下，我解开安全带，他没有立刻开车门，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忽然转头对我说：“桂香，跟你说句实在话，我这后半辈子，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你看着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我回去想想。”
进了屋，关门，换鞋，我坐到沙发上。
窗外路灯的光打进来，照着茶几上那束花。
花是傅长健头两天送的，红玫瑰，包着塑料纸，看着热闹。
我把花拿出来插进一个玻璃瓶里，加了水，放在窗台上。
我忽然想起那把野花。它插在那个旧自行车的车筐里，没有人收，也没有人管，就那么开着，像等了很久很久。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厂区。
食堂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端着搪瓷碗站在队尾，有人从我身后递过来一瓶汽水。
我回头去看，那人的脸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我伸手去接，汽水却掉在地上，“啪”地一声碎了。
我惊醒过来，天还没亮。窗台上那瓶红玫瑰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像一团烧剩的灰烬。
04
傅长健是在一个雨天求的婚。
他撑着伞，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单膝跪在我家客厅的地板上。
戒指是金的，花是红玫瑰，话是拿命发的誓。
他说：“桂香，我傅长健活了大半辈子，没求过谁。今天我求你，跟我走，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站在沙发边上，看着他那头梳得油亮的头发，心里乱得厉害。我把他扶起来，说：“你让我想想。”
他没有催我，把戒指放在茶几上，说：“不急，你答应就行。”
他走后，我坐在沙发上，那枚戒指在茶几上躺着，金灿灿的。
我拿起来，套在无名指上试了试，不大不小，正好。
我的手粗糙，关节也粗了，戒指箍在那儿，像一圈什么东西把我收住了。
半夜，电话响了。
我迷迷糊糊接起来，那头是傅长健的声音，带着哭腔：“桂香，我出事了……我开车撞了人，人在医院躺着，要我马上拿八万块垫医药费，我手头凑不齐……”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你撞了人？人怎么样了？”
“昏迷着呢……桂香，你手头能不能先挪我一点？我那边铺面一出手，马上还你。”
我愣了几秒，说：“我明天去银行看看。”
天刚亮，我就揣着存折出了门。
那是老伴走后我攒下的养老钱，不多，但够用。
我站在银行门口，玻璃门上映出我的影子，头发睡得乱七八糟，脸也没洗。
我想了想，还是走了进去。
排队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对面那家茶楼的门。
忽然，一辆出租车停在茶楼门口，下来两个人，男的搂着女人的腰，女孩挽着男人的胳膊，女人脖子上戴着一根金链子，跟我那条一模一样。
我站在取款机前，存折已经插进去了，密码输了一位。我的手抖得厉害，又把卡拔出来，再插，插不进去。保安过来问我：“阿姨，需要帮忙吗？”
我摇了摇头，把存折装回包里，走出了银行。
我站在路边，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
手机响了，我低头一看，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谢桂香同志，我是城关派出所的，关于傅长健涉嫌诈骗一事，需要您来配合调查。”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
我本来想自己弄清楚这件事，想自己处理掉，不让任何人看我笑话。
可派出所还是找上了门。
我不知道谁报的警。
我只知道他叫薛德康。
05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灯也不开，手机静音扔在沙发缝里。
冰箱里的菜吃完了，我就啃干馒头，喝自来水。
三天里，我把我这辈子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二十三岁进厂，二十六岁结婚，二十九岁生袁梦琪，四十七岁老伴走。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到头来还让人骗了我一回。
我啊，活了一辈子，看清了人心难测这一条。
晚上，有人在敲门。
敲门声很轻，带着试探的劲头，好像怕吓着我。
我没有应声，过了一会儿，又敲响了。
我走到门边，从猫眼里望出去。
楼道里的灯亮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脚边放着个蛇皮袋。
他站得笔直，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
我认出了他，但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在门外开口了：“桂香，我是薛德康。你家的下水管堵了，我来修修。”
我靠着门板，蹲了下来。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捂住嘴，不敢出声。三天没哭，他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话，我那层硬壳忽然就散了。
我没有开门。他也没有走。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门外放下什么东西，声音闷闷的：“我把工具箱放在门口，你啥时候用得着，自己拿。”
又一阵沉默。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沿着楼道往下走，走到一半，停了，又转了回来：“桂香，那些事我都知道了。不是你的错。”
脚步声又响了，这回是真的走了。
我坐在地上，后背抵着门板，客厅黑漆漆的，电视机的待机灯一闪一闪。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比平时都要响。
我爬起来，把门拉开一条缝。
门口放着一个灰绿色的工具箱，铁皮的，漆掉了几块，把手上磨得发亮。
我搬进来的时候，工具箱放在那儿了。
第二天下午，他还是来了。
没有敲门，直接弯腰从门缝底下的空隙里塞进来一张折叠的纸条。
我捡起来，打开，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下午三点，我在楼下等你。你想下来就下来，不想下来就算了。”
我站在窗台边，从窗帘缝里望下去。他穿着那件深灰夹克，站在楼道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两只手背在身后，头微微仰着，在看我家的窗户。
我看了他一会儿，转身去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衣裳，下了楼。
他看见我，没有笑，也没有喊我，只是点了点头，转身朝巷口走。
我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隔着五六步远。
走到河边的时候，他停下来，坐在一张石凳上。
我也坐下来，在另一头，中间隔着一个人的空位。
他说：“你看着瘦了。”
我扯了扯嘴角：“三天没好好吃饭，能不瘦嘛。”
他沉默了一阵子，说：“傅长健那事，我报了警。他在南方那边也骗过好几个人，派出所早就盯上他了。”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鞋还是傅长健陪我买的，棕色的平底鞋，穿了不到半个月。我说：“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说：“聚会上看到他，就觉得不对劲。你想想，当年咱们厂里，谁不知道他是个啥人？你忘了，我可没忘。”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他顿了顿，又说：“桂香，以前有些话我没来得及说。这一次，我不想再憋着了。”
06
薛德康是那种不怎么说话的人，但他会用行动把一件事做到底。
他说来修水管，就真的修了。
那天他蹲在我家厨房里，拧开下水管，掏出一把黏糊糊的头发和菜叶子，然后用铁丝一点一点把管壁清干净。
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倒了杯水放在灶台上。
他干完活，也没有多坐，洗了手就出了门。
后来他就不走了。
隔天来换灯泡，再过一天来修窗纱，后来干脆把我家门口那盏坏了好几个月的感应灯也换掉了。
到了傍晚，他蹲在楼道口，帮我收拾堆了一冬天的旧纸箱和空酒瓶。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那个画面很眼熟。
很多年前，在厂区宿舍楼下，也有一个人，蹲在路灯底下帮我修自行车。
链条掉了，他弄了满手黑油，也不吭声，修好了就站起来自己走了。
那天我坐在客厅里，他坐在门口台阶上，背对着我，喝我从冰箱里拿给他的一瓶矿泉水。
水喝完了，他没有走，把瓶子捏扁了攥在手里。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里头演的什么我没看进去。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桂香，那年在食堂门口，那瓶汽水，我那时候就想递给你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没接话。
他也没有再往下说。
过了一会儿，他从夹克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门边的鞋柜上。
他说：“这些信，我写了又没寄，本来打算一辈子不拿出来的。但这次我怕了。怕你让那骗子骗了钱去，更怕你被人骗了心。”
我没有动那封信。他把瓶子往垃圾桶里一丢，站起来了：“你慢慢看。我先走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鞋柜上，黄褐色的，鼓鼓囊囊的，像是装了厚厚一叠东西。
我看了它很久，最终也没有起身去拿。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窗外的月光透过旧窗帘洒进来，我恍惚想起那年七月二十八号的事。
那天中午，厂区食堂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拿着搪瓷碗站在队尾。
薛德康站在我身后，递过来一瓶汽水，橙味的，瓶壁上凝着水珠。
我刚想接过，徐富才从人群里挤过来，抢先一步接住了那瓶汽水。
冰凉的瓶身贴在我手心上，他笑着说：“正好，我渴了。”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望见薛德康垂着手站在原地，指尖还在滴着冰凉的水珠。
他就那么站着，没有说什么，退后半步，转过了身。
第二天，我问他能不能带我去厂里求一求，让我留在质检岗位，他沉默了很久，说：“你自己愿意就行。”
后来我被调去当统计员，他被调到外地。我们再没有单独说过话。
07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了起来。
信封口没有粘，里头厚厚一叠，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封。我从最上面的看起，信封上写着字，圆珠笔的蓝，褪得发白了：“1985年7月28日。”
我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纸，纸是作业本的格子纸，折了三折。
上面写着一行字：“今天在食堂门口，我没递出去那瓶汽水。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
落款没有署名，就写了个“薛”，后面跟了一个日期。
我又拆开第二封。
1986年，8月：“到外地了，这边厂子比咱们那边大，机器也新。食堂的汽水卖一毛八一瓶，比咱们贵两分钱。没有橙味的，全是菠萝的。”
第三封，1987年：“听说你结婚了。挺好。我就不多写了。”就写了这一句。
第四封，1990年：“在街上碰见一个人，背影很像你，追了几步，认错了。在车站站了很久才走。”
第五封，1995年：“我结婚了。她人挺好，是我师傅的女儿。你过得好就行。”
第六封，1998年：“女儿上学了，成绩不错。家里的老房子要拆迁，我把咱们厂那张合影翻出来看了看，你站的地方，灯有点暗。”
第七封，2003年：“最近老是想起那瓶汽水的味道。橙子味儿的，两毛钱一瓶。”
第九封，2008年：“老伴走了，不到三年。活着的时候对她不算太好，心里头有愧。你那边还好吗？”
第十一封，2013年：“退了休，回了趟县城。厂区扒了，盖了商品房。食堂那地方现在是家彩票店，门口堆了一地的刮刮乐。”
第十四封，2017年：“那瓶汽水的牌子停产了。以后想尝尝那味儿，恐怕也没处买了。”
信断断续续的，不是每一年都有。
中间长的时候隔了四五年，短的时候只有几个月。
信封上的字迹从工整变到潦草，纸也从作业纸变成了信纸、宣纸，甚至还有一张烟盒纸。
最后一封的落款是上个月，就一句：“桂香，我找了你好几年。去年才知道你搬到了县城。你不用搭理我，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回来了。”
我坐在床边，手里握着那叠信，膝盖上摊着最后一张纸。
那个字迹清清楚楚地落在我的眼眶里，看得我眼睛发酸。
我把那叠信抱在胸口，坐了很久，窗外从亮到暗，也没有打开过灯。
有些话，他真的憋了四十年。
我拿起手机，翻到那条短信。
我给他回了一条：“信看了，你明天过来一趟，我有话要问你。”发完了，我坐在黑暗里，摸了摸自己胸口，那里面什么东西被焐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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