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日本女孩到中国打工，回国后坦言：这辈子最幸运 就是来过中国

许多日本女孩到中国打工，回国后坦言：这辈子最幸运 就是来过中国

我叫美咲，来自日本北海道一个叫带广的小城。那里冬天漫长，雪能埋到膝盖，夏天短得来不及穿够裙子。爸妈经营着一家拉面馆，店面不大，但好歹养活了我们一家四口。我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从小我就知道，家里的拉面馆将来是哥哥的，我得自己找出路。

二〇一六年春天，我二十三岁，在东京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每天挤着满员电车往返于租住的小公寓和公司之间，工资扣掉房租和交通费，剩不下多少。有一天午休时，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招聘信息，上海一家日资化妆品公司招懂日语的市场助理，薪水是我在东京的两倍。说实话，我当时心动了，但又害怕，因为我的中文只会说“你好”和“谢谢”，连“多少钱”都要想半天才能蹦出来。

犹豫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是爸爸的一句话推了我一把。那天我回带广过周末，帮店里忙活的时候跟爸爸提起这事儿，他正低头揉面，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去吧，你还年轻，错了也来得及回头。”妈妈倒是眼圈红了，但她没拦我，只是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三大包味噌汤料和两袋干海带，好像怕我到中国会饿死一样。

就这样，我拖着两个大箱子，在成田机场跟家人挥手告别，坐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底下是一片灰蒙蒙的天际线，密密麻麻的高楼像从地里长出来的竹笋，一眼望不到头。我当时心里既兴奋又打鼓，手心全是汗。

到上海的头三个月，真叫一个兵荒马乱。公司给我安排了一间合租公寓，在静安区一条老弄堂里，同住的是两个中国女孩，一个叫小莲，来自安徽农村，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另一个叫阿珍，东北人，做房产中介。她们俩都比我小，但在这个城市里混得比我熟多了。

头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哭。公司里的事一窍不通，领导交代的任务我只能听懂一半，剩下的靠猜。有一次让我做一份市场分析PPT，我把“竞品”理解成了“竞争产品”，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完全跑偏，被部门经理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了一通。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给妈妈打电话，又不敢哭出声，怕她担心，只好咬着枕头角，小声说“我挺好的”。

最让我难受的是吃饭。我从小吃米饭和味噌汤长大，但上海的早餐铺子卖的是油条、包子、豆浆，我那会儿看见油乎乎的炸物就想吐。小莲每天早上会帮我带一份白粥和茶叶蛋，她话不多，但心细，知道我不吃葱，每次都特意跟老板说“不要葱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第一次感到了一点暖。

真正让我打退堂鼓的是一次意外。那天我骑共享单车去上班，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电动车蹭了一下，连人带车摔在地上，膝盖破了皮，裤子也烂了。骑电动车的是个大叔，下来看了我一眼，发现我是外国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堆上海话，我一句没听懂，但他那不耐烦的表情我读得懂，意思是“你怎么不看路”。旁边围了一圈人，有人帮我说话，有人指指点点，我坐在地上，膝盖疼，心里更疼，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晾在马路边上。

后来是一个路过的阿姨把我扶起来，她穿着环卫工的橘色马甲，手上全是老茧，但她半蹲下来帮我拍掉裤子上的灰，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小姑娘，没事吧？别怕，我帮你报警。”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因为摔得疼，是因为在那个瞬间，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阿姨，让我想起了我妈。

这件事之后，我认真想过要不要辞职回日本。我给哥哥发了条信息，说我想回去，他隔了半小时回了我四个字：“再坚持下。”就这四个字，让我咬牙留了下来。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去小区旁边的公园，跟一群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聊天练口语。他们一开始觉得我这个外国小姑娘好玩，后来渐渐熟了，教我讲上海话的“侬好”“谢谢侬”，还拉着我一起跳。我的中文就是在那群大爷大妈的七嘴八舌里练出来的。

转眼到了二〇一七年夏天，我在公司已经能独当一面了。语言通了之后，工作上的事儿就顺了很多。那年七夕节，公司搞了一个推广活动，我负责策划方案。我结合日本七夕的习俗和中国的本土文化，做了一个“许愿树”的活动，在商场中庭放了一棵仿真樱花树，让顾客把心愿写在纸条上挂上去。活动效果出奇地好，当天商场的客流量翻了一倍，公司领导高兴坏了，给我发了五千块的奖金，还让我在例会上做了经验分享。

就是在那次活动上，我认识了周明远。

他是商场那边负责对接的经理，个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眼角有皱纹，说话慢条斯理的。活动结束那天晚上收场，大家都累得不行，他跑过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美咲，你策划这个活动真用心，樱花树上的那些纸条，我都看了，有好几张写得特别感人。”我接过水，手有点抖，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他的眼神很干净，干净到我不好意思直视。

之后我们加了微信，从工作慢慢聊到生活。他知道我爱吃甜的，每次见面都带我去不同的甜品店，从红宝石的奶油小方到国际饭店的蝴蝶酥，一家一家地吃。有一次他带我去城隍庙，排了四十分钟的队买一笼蟹粉小笼，看我烫得直哈气，他笑着说：“慢点吃，不够再买。”那天傍晚，我们沿着外滩散步，黄浦江的风吹过来，带着点潮气，他突然停下来，看着我说：“美咲，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认真地说：“我以前觉得上海太快了，快得我跟不上。现在觉得，快有快的好，因为快，你才能遇见那么多原来遇不见的人和事。”他听完笑了，笑了好一会儿，然后轻声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直留在这里？”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但我没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每次一想，脑子里就冒出爸妈的脸，想起带广那间小小的拉面馆，想起妈妈塞进行李箱的那几包味噌汤料。我是一个日本女孩，我的家在日本，可我好像越来越舍不得离开中国了。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维持着，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那年冬天，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爸爸在店里搬面粉的时候闪了腰，住进了医院。妈妈在电话那头声音发颤，说医生讲可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这回严重了，可能要手术。我听完整个人都懵了，当天就请了假订机票回北海道。

周明远去机场送我，一路上他什么都没问，只是在安检口前面站了很久，最后递给我一个信封，说：“到了再打开。”我上了飞机才拆开，里面是一张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美咲，你爸爸会好起来的。不管什么时候，上海都有一个人在等你回来。”卡片背面贴着一张我们第一次去外滩的合影，我举着棉花糖，他在旁边笑，背景是亮着灯的东方明珠。

回带广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之一。爸爸的手术顺利，但恢复得很慢，店里的活儿全落在妈妈和哥哥身上，我每天帮着打理店务，端盘子洗碗，夜里陪爸爸做康复训练。爸爸躺在床上，整个人瘦了一圈，有天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说：“美咲，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我没说话，他叹了口气，说：“你妈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出去闯，后来为了我留下来了。我不希望你跟她一样，因为别人放弃自己想要的。”

我哭着说我没有放弃什么，但心里知道，我在两边都放不下。一边是生我养我的父母和这片雪国故土，一边是给了我新生活新可能的上海，还有那个说会等我的男人。那段日子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想得头疼。

三月份的时候，爸爸能下地走路了，虽然走不快，但好歹不用人扶。妈妈看我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有一天把我拉到厨房，一边煮味噌汤一边说：“美咲，你回去吧。你爸这边有我们，你哥也在。你在那边有你的路要走，别在这儿耗着。”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她握勺子的手在抖。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身上有一股熟悉的葱花味，那是从小闻到大的味道。我说妈我不走了，她就拍我的手背，说傻孩子，你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过年回来就行。

就这样，二〇一八年四月，我重新回到了上海。周明远来机场接我，他什么都没说，上来就把我行李箱接过去，然后牵起我的手往外走。他的手很暖，暖得我鼻子发酸。那天晚上他带我去吃火锅，红油翻滚的锅底，他给我涮毛肚，七上八下，数着秒，然后夹到我碗里。他说：“美咲，从今天起，我照顾你。”我埋头吃毛肚，眼泪掉进蘸料里，又辣又咸。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平平淡淡，但踏实。他每天下班来我公司楼下接我，有时候买两杯奶茶，有时候带一份烤红薯。周末我们就骑共享单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他给我讲每条路的历史，武康路、愚园路、甜爱路，每条路都有故事。我也教他几句日语，他学得最像的是“美味しい”，因为每次吃到我做的日式咖喱饭，他都要拖长了音说一遍。

但生活从来不是只有甜。二〇一九年春天，我带周明远回带广见父母。去之前我紧张得不行，怕爸妈不喜欢他，怕语言不通尴尬。结果到了家，我爸跟他用蹩脚的英语聊了一个下午，从拉面的汤底配方聊到上海的房价，连比带划居然聊得挺热乎。我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周明远吃得很撑，悄悄跟我说：“你妈做菜比上海那些日料店好吃多了。”我爸在旁边听见了，得意地一扬下巴，说那当然。

那几天我带着他逛了我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看了冬天积雪还没化完的公园，去了一家我初中常去的旧书店。他在那家书店里翻到一本旧的北海道旅游指南，里面夹着一张我高中时写的小纸条，上面用日文写着“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拿着纸条看着我笑，说：“现在你到了，够远吗？”我踢了他一脚，心里却暖得像揣了个暖水袋。

可是好景不长，二〇二〇年初，新冠疫情暴发。那时候我刚好回日本过元旦，还没等返程，航班就停了。我在带广困了整整半年，每天隔着屏幕跟周明远视频，看着他那边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上海的 lockdown 很严格，他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自己学着做饭，头发长得像艺术家。视频里他总说没事没事，让我别担心，但我看到他眼里的疲惫，心里像针扎一样。

那半年里，我们吵过两次架，都是因为小事。一次是因为他忘记了我生日，另一次是因为他跟我说他可能要调去北京分公司。我在这头急得直哭，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我怕你担心，就没说。”我气得挂断视频，但过了一晚上又忍不住给他发消息，问他北京冷不冷。他秒回：“没北海道冷。”

二〇二〇年七月，中日航班恢复，我第一时间订了票回上海。降落的时候看到浦东机场熟悉的航站楼，我差点哭出来。周明远来机场接我，他剪了头发，瘦了点，但精神还行。我们隔着口罩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他上来帮我拎箱子，我拉住他的衣袖，走在他身后，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就是这个人了。

但更大的波折在后头。二〇二一年春天，公司有一个回东京总部轮岗的机会，领导第一个想到我，说美咲你日语好，又熟悉中国市场，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机会意味着升职加薪，意味着回日本发展的跳板。我跟周明远商量，他想了很久，说：“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可我知道，异地恋已经熬过一次了，再来一次谁受得了。

那段时间我天天纠结，白天上班想着这事儿，晚上回去跟小莲和阿珍聊。小莲说：“美咲姐，你家明远那么好的人，你可别因为工作丢了。”阿珍更直接，说：“你傻啊，东京的机会上海没有吗？你留下来照样能干出成绩。”可我心里放不下的是爸妈。我心想如果回东京，至少离带广近了，能常回去看看。但转念一想，我如果走了，跟周明远怎么办？

我给自己定了个期限，一个星期内做决定。那一个星期我几乎没睡好觉，白天黑着眼圈上班，晚上盯着天花板发呆。第六天晚上，周明远突然约我出去，带我去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商场。中庭里那棵仿真樱花树还在，虽然过了季节，光秃秃的，但他从背后变出一张纸，折成心形，递给我说：“打开看看。”

我拆开那张纸，上面是他写的一段话，中文字歪歪扭扭，但他很认真：“美咲，我查过了，东京跟上海的航班只要三个小时。你回东京，我每个月飞过去看你。你不用担心我，我学会做饭了，饿不死的。你爸妈重要，你的梦想也重要。我支持你回去，但你必须答应我，以后每年陪我回上海看一次那棵樱花树。”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光秃秃的樱花树底下哭得稀里哗啦。旁边经过的路人都回头看我们，有个小朋友还问妈妈那个姐姐为什么哭，她妈妈说可能是高兴吧。我确实高兴，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爱一个人不是把对方绑在身边，而是愿意放她飞，然后在原地搭好窝等她回来。

第二天我找领导谈，说我想留下来，不去东京。领导有点意外，但也没强求，说尊重我的选择。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是为了周明远才留下的，我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已经把上海当成第二个家了。这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业，有我习惯的早餐摊的豆浆油条，有弄堂口那个总给我留快递的保安大爷，有跳广场舞教我上海话的张阿姨，有每逢过节就给我送手工饺子的邻居刘婶。这些细碎的人和事，像一针一线，把我的生活和这座城市缝在了一起。

二〇二二年初，我跟周明远领了结婚证。我们在上海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只请了双方父母和几个好朋友。爸妈从带广飞过来，我爸那天穿了一身崭新的西装，是他特意去买的不怎么合身，但他在台上发言的时候腰挺得笔直。他用磕磕绊绊的中文说：“我女儿在中国，很好，谢谢大家。”台下的人都鼓掌，我妈坐在第一排，拿手帕擦眼睛。

婚后的日子忙碌而踏实。我跟周明远在闵行区贷款买了一套小两居，每个月的房贷压得人不轻松，但下班回家看到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和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就觉得一切都值得。我教他做日式炸猪排，他教我做红烧肉，我们厨艺都不算好，但自己做的饭吃起来就是香。

然而命运的手总是翻来覆去。二〇二三年秋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但孕早期的反应特别厉害，吃什么吐什么，体重一路往下掉。周明远急得团团转，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但我就是咽不下去。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胎儿发育偏慢，要我加强营养多休息。那阵子我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胡思乱想，想到爸爸当年腰伤的时候我远在上海帮不上忙，想到妈妈一个人在厨房抹眼泪的背影，现在轮到自己做妈妈了，心里又慌又怕。

周明远请了年假在家照顾我，他笨手笨脚地熬粥，熬糊了两锅才熬出一碗能喝的。他把粥端到床头，一勺一勺地喂我，说：“美咲，你别怕，有我呢。”我那时候虚得没力气说话，就看着他，看着他熬红的眼睛和下巴上冒出的胡茬，突然觉得这个人真的长大了。从当年那个在商场里递矿泉水的年轻经理，变成了一个会熬粥会照顾人的丈夫。

小莲和阿珍也隔三差五来看我。小莲自己包了馄饨冻在冰箱里，说想吃的时候煮几个，肉馅是她剁的，比外面干净。阿珍更实在，直接塞给我一个红包，说给孩子的见面礼，我推辞不要，她瞪着眼睛说：“拿着！咱仨在一块住了那么多年，你孩子就是我干儿子干闺女，别跟我客气。”看着这两个当初合租的姐妹，一个个都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我心里又酸又暖。

最让我感动的是张阿姨，就是当年在公园里教我跳广场舞的那个阿姨。她不知从哪听说我怀孕不舒服，居然骑着电动车从老远的普陀区跑到闵行来看我，拎了一保温桶她熬的鸡汤，非看着我喝完才走。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说：“小姑娘，当年你刚来的时候，连‘侬好’都说不利索，现在都要当妈了。”我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拍我的背说哭啥哭，当妈的人了要坚强。

二〇二四年春天，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名叫周念樱，小名叫樱子。念樱的念，是思念的念，也是留念的念。樱花的樱，是因为她爸爸说，我像樱花一样从日本飘到中国，在这里生了根。我妈从带广飞过来帮我坐月子，带了大包小包的海带和柴鱼片，说要给我熬正宗的日式产后汤。周明远的妈妈也从安徽老家赶来，两个老太太一个说日语一个说安徽话，交流全靠比划和笑容，厨房里一个熬味噌汤一个炖鸡汤，香得整层楼都能闻到。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喧闹也最幸福的时光。两边的老人都围着樱子转，小家伙躺在摇篮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但小手攥得紧紧的。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周明远笨拙地给孩子换尿布，看着他跟我妈学怎么包日式饭团，看着他妈跟我爸在阳台上用翻译软件聊天，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一个北海道的拉面馆女儿，一个上海商场的经理，他们的孩子血管里流着两国的血，将来她会说中文也会说日文，她会有两个故乡。

不过生活没那么多一帆风顺。二〇二五年春节，我带着周明远和樱子回带广过年。那是我爸腰伤后恢复得最好的一年，他居然能在店里站两个小时帮忙了。年夜饭桌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寿喜烧，锅里的热气蒙住了窗户，外面是白茫茫的雪，里面是暖融融的光。我爸喝了几杯清酒，脸有点红，突然用筷子指着我说：“美咲，你当初走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担心你在外面受苦。现在看你过得好，我们放心了。”我低头吃牛肉，不敢抬头，怕眼泪掉进锅里。

我妈在旁边接话，说美咲啊，你在上海要好好对明远，人家是个好孩子。周明远听得懂几个关键词，冲我妈笑，用日语说了句“ありがとう”，把我妈逗得合不拢嘴。那天晚上等樱子睡了，我站在二楼的窗户前看外面的雪，北海道冬天的雪不像上海，上海的雪落地就化了，这里的雪能堆成小山。我想起二十三岁那年拖着箱子去机场的自己，那时候的我怕得要命，怕语言不通怕迷路怕被欺负，可现在回头看，那些怕过的事都成了故事。

二〇二六年春天，也就是今年，公司任命我为大中华区市场部的副总监，这是我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位置。入职那天我在台上用中文发言，底下坐着中国同事和日本同事，我说：“八年前我来到中国的时候，连一句完整的中文都说不出来。是这里的人，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每一顿饭每一场雨，教会了我说中国话，也教会了我怎么活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说到最后我有点哽咽，台下有人鼓掌，我看到了周明远带着樱子坐在最后一排，樱子手里举着一朵我从路边摘的小野花朝我晃。

就在上个月，我收到一个消息。当年跟我合租的小莲要结婚了，对象是那个在弄堂口修了八年自行车的河南小伙，两人攒够了首付，在嘉定买了一套小房子。阿珍当上了门店经理，手下管着十几号人，说话还是那副大嗓门。张阿姨的广场舞队去市里比赛拿了奖，她特意发视频给我看，隔着屏幕都挡不住她的得意。

而我呢，八年前那个在十字路口摔倒了没人扶、坐在马路边掉眼泪的日本女孩，现在有了丈夫、有了女儿、有了房子、有了事业，还有了一大群拿我当自己人的中国朋友。有时候下班晚了，我骑着电动车穿过闵行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路灯透过叶子洒下来，光影碎了一地，我会突然想到来中国的头三个月，想到那些深夜躲在被窝里哭的日子。如果不是咬牙挺过来了，我不会遇见周明远，不会认识小莲阿珍张阿姨，不会站在这里看这片梧桐树影。

前几天我带樱子去外滩玩，她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在江边跑。周明远在后面追她，我在旁边举着手机拍照。江风吹过来，对面陆家嘴的楼群在夕阳下闪着金光，樱子突然停下来，指着那些楼说：“妈妈，高，高高。”我蹲下来抱住她，说：“是啊，高高的。”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爸爸当年说过的话：你还年轻，错了也来得及回头。可我不需要回头了，因为我知道，我来的这条路是对的。中国给了我这个异乡女孩容身的地方，给了我爱的人，给了我希望，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初离开日本，我说不后悔。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在二十三岁那年拖着箱子坐上飞往上海的航班，还是会摔那一跤，还是会遇见那群可爱的人，还是会嫁给周明远，还是会在上海生儿育女、安家落户。

今天下午，我收到哥哥发来的消息，说爸爸的拉面馆新招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打零工，小伙子干活很麻利，爸爸特别喜欢他。哥哥打趣说，爸现在见人就说中国好，说中国的年轻人能吃苦。我笑着回他：“那是，也不看看你妹妹在哪。”

晚上哄樱子睡着之后，周明远靠在床头看书，我在旁边刷手机。突然看到一条推送，说有很多日本女孩来中国打工，回国后都说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来过中国。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久，然后把手机递给周明远，他扫了一眼，转头看着我笑，说：“那你呢？”我把头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听到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远处有火车鸣笛，楼下传来谁家炒菜的香味，混着一点葱花的焦糊味。

我没回答他，但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这辈子的确有很多幸运的事。幸运生在带广那个有雪的城，幸运遇见了愿意放我飞的爸妈，幸运在那个十字路口被一个穿橘色马甲的阿姨扶起来，幸运住进了小莲和阿珍的合租屋，幸运在商场中庭策划了那场七夕活动，幸运接过周明远递来的那瓶矿泉水，幸运在樱花树底下拆开那张心形的纸条。

这些幸运串在一起，就是我这八年。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标题上那句。每个字都实实在在，没有夸张，没有修饰。

因为来过中国，所以我成了今天的我。

窗外又起风了，梧桐叶沙沙响。樱子在梦里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听不出是中文还是日文。周明远伸手过去给她掖了掖被角，我靠在床头看着他们父女俩，心里满满的，再装不下别的。

床头柜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今年樱花季我们一家三口在顾村公园拍的。满树的粉白花朵底下，樱子骑在周明远的脖子上，两只小手举着风车，我站在旁边笑弯了腰。风车的叶片在照片里有点模糊，因为那天风很大，花瓣落了一身。

我把手机放下来，关了灯。黑暗中周明远的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心干燥而温暖。我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带广的雪、上海的雨、外滩的风、公园里的樱花、厨房里的味噌汤和红烧肉、那些说过的和没说过的话。

最后画面定格在二十三岁那年成田机场的出发大厅。我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拖着箱子走向登机口，头也没回。

那时候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

前面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