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醒得比平时晚一些。窗外的光已经亮了，透过窗帘缝隙漏进来一道细长的亮痕。我伸手摸了一下床头的眼镜，戴上，然后撑着床沿慢慢坐起来。床边那把旧藤椅还是我昨晚放的样子，椅背上搭着那件穿了几年的灰毛衣，阳光照在上面，在袖口处形成一道温暖的亮斑。我站起来，走到堂屋。那只旧木箱的盖子是开着的。不是掀开的，是被撬开的。搭扣已经松了，变形了，边缘的铁皮被撬弯了，像一枚被反复掰折的旧书签，已经不再能回到原来的形状。我蹲下来，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

最上面那一层是我叠好的几件旧衣服，还按原来的顺序码着。第二层是一叠旧报纸，边角已经泛黄了，像一封被拆开太多次的信。我翻开那些报纸，底下原本放着两沓现金，用橡皮筋扎着，两万。还有那只旧红布包，里面包着那对金镯子，近三万块。现在都空了。那些旧报纸的边缘还在，但边角已经翘起来了，底下原本压着的东西已经被抽走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凹陷，像一枚被取走了内容的旧信封，在被人拿走之后，依然保持着它被压过的形状和重量。

我把手抽回来，搁在膝盖上，蹲在堂屋中央，没有站起来，又伸手进去摸了一遍，摸到了箱底的那层旧布，边角卷起来，依然保持着她抽出那些东西时的状态。我知道是谁拿的。那根旧线头在我自己手里被攥了很长时间，在我松开手之前，它已经以它自己的方式垂了下去。

前一天傍晚，孙女来过。她说“爷爷，我明天要出差，这几天没法来看你了”。她站在灶房门口，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外套，袖口卷起来一截，手腕上什么也没戴。她走进灶房帮我倒了杯水，搁在我手边，她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像在确认什么。“爷爷，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还行。”她说：“那就好。”她的声音不高，像一封信在即将被合拢之前从缝隙里透出来的最后一缕光。她没有多坐，站起来走到门口，说“那我走了”，然后推开门出去了。门在她身后合拢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咔嗒声。我坐在灶台前面，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没有起来，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那只木箱的盖子已经变形了，搭扣被撬弯了。堂屋的门拴没有坏，说明是用钥匙开的。她有那把钥匙。是去年她回来住的时候我配给她的，说“你拿着吧，万一我不在家你也能进来”。她说“好”，接过去，串在自己钥匙圈上。

我打电话报了警。派出所的人来了之后，把木箱拍了照片，在记录本上写了几行字，详细问了一些问题：现金是什么时候放的、金镯子是什么时候买的、最后一次确认还在是什么时候、家里还有谁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里。他们问我最近有没有人来过，我说：“孙女前一天来过。”警察看了我一眼，在记录本上多写了一行字，他的笔尖在纸面上停顿了一下，然后收了起来。

那天下午，我坐在灶台前面，水烧开了，蒸汽从壶嘴冒出来，把窗户蒙上一层薄薄的白雾，我没有擦掉它，就坐在那层白雾后面。那根旧线头已经被他自己松开了，在他自己还没有决定好要不要重新接住它之前，它已经以它自己的方式垂了下去。第二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院门响了一声。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没有走进来。她站在那扇半开的院门旁边，手里攥着一只旧帆布袋，袋口扎着。

“爷爷。”她喊了一声。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一个正在被缓慢放平的旧棋子，在落定之前先试探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钱和金镯子，是你拿的？”她站在门口，站了好久，那根被松开了很久的旧线头，在它自己断裂之后，已经被另一双手重新接上了。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院门在她身后合拢了，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响动，像一封被合上了的信。第二天早上，派出所打来电话，说孙女已经自首了。赃款和赃物都追回来了，一分不少。我坐在灶台前面，手里攥着那只旧搪瓷杯，杯沿磕了一块瓷，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暗沉的哑光。那两万现金和那对金镯子，在派出所里搁着。那扇门依然虚掩着，门轴转动的声音在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被重新听见，每一次转动都不会比上一次更响。他只是坐在那里，不会再站起来了，也不会再走到门口去确认它是否已经彻底关紧。它已经关上了，以它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它最后一次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