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砰”地被推开。
肖月婵踩着高跟鞋走进来，手里拎着一只旧保温杯，杯底磕掉一块瓷。
她笑吟吟地把杯子搁在我桌上：“丁姐，这杯子你落在我办公室了，我给你送回来。”
我盯着那只杯子看了三秒，没说话。
“对了，”她像是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调岗通知下来了，你去后勤，明天交接。”
走廊里有人在探头探脑。我听见有人压着嗓子说：“真调走了？听说她连科长都敢顶，这不是自找的么。”
我没回头，低头开始收拾东西。
纸箱里没什么值钱物件，一个计算器，两本笔记，一包用了一半的抽纸。
那只保温杯，我看了又看，终究没有放进去。
二十年的工位，一收拾就是空荡荡的。
走出办公楼大门的时候，兜里的手机响了三声就断了。
我掏出来看，是个陌生号码，没存过名。
我没在意，把手机塞回兜里。
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
我抱着纸箱走到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箱子。
我想起刚调到财务科那年，也是这么个秋天。
那时候我三十岁，全单位最年轻的会计，师傅拍着我肩膀说：“桂兰，你这姑娘踏实，账做得干净，将来能成。”我信了。
这一信，就是二十年。
晚上回到家，薛绍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我把纸箱放在茶几上，他瞟了一眼：“怎么？东西都拿回来了？”我说调岗了，被调去后勤了。
他“哦”了一声，目光又回到电视屏幕上。
过了好一阵，他像是才反应过来：“调岗？为什么调？”
“不为什么。”我不想多说。
“你这个人，”他放下遥控器，语气有些不耐烦，“一辈子就是不会来事。新领导来了，你顺着她点不行？非要对着干，现在好了，去做勤杂工，你高兴了？”
我没接话，把纸箱搬进卧室，关上房门。第二天一早，我去后勤报到。
后勤办公室在办公楼最东头，一间朝北的屋子，常年照不到太阳，墙角有一股淡淡的霉味。
管后勤的刘飞领着我去了仓库：“丁姐，你先把库房里的旧物清点一下，过几天要报废一批。”
我站在库房门口，看着里面堆到天花板的纸箱和档案柜，一时有些眼晕。角落里积了厚厚一层灰，有两个档案柜的门半敞着，露出里面的黄皮纸袋。
我挽起袖子，开始干活。
翻到第三个纸箱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旧账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发白。
最上面那一本，封面上有一块浅褐色的茶渍，我认得那块茶渍。
那是五年前，有次加班，我不小心把茶杯碰倒了，水洒在账本上，擦了半天还是留下印子。
我蹲在地上，盯着那摞账本看了很久，最终把那本有茶渍的旧账本抽了出来，放在一边。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清点方便，没有其他原因。
中午去食堂打饭，碰到以前财务科的同事小吴。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端着餐盘犹豫了半天，最终在隔了两张桌子的位置坐下。
我低头吃饭，没有抬头。
下午回到库房继续清点。
翻到第四排货架的时候，有人敲了敲门框。
我抬头，看见后勤的马永平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
“丁姐，喝口水。”他把水递过来，“那柜子顶上还有几箱要搬下来，你一个人整不了，回头我叫两个小伙子帮你弄。”
我接过水，说了声谢谢。
他摆摆手，转身要走，又停了一下：“财务科那些烂事，跟你没关系。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有想过，这个平时不怎么熟的男人会说出这种话来。
那天下班前，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响了三声，又断了。我盯着那个号码，想了想，没有拨打回去。
第三天下午，肖月婵让我去补签一份离职交接单。
我推开财务科的门，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我原来的工位上，电脑上正开着我们部门专用的财务系统页面。
肖月婵坐在她自己的办公室里，见我进来，头也没抬：“丁姐，坐。有几笔账目的事，需要你确认一下。”她把一份打印出来的表格推到我面前，“你看这个季度的账，有几处差项，笔迹好像是你的。”
我低头扫了一眼，那是上半年三月份的报销单。
我核对过，数字没有错，是手下人录入时把分类科目选错了，后来已经做了调整。
“这个当时改过了。”我说。
“是吗？”肖月婵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但我没有看到修改记录。你走了以后，后面的账对不上，我得找人说理去。”
我攥着那张纸，指节发白。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回去找找记录，看能不能查到当时调整的凭证。”肖月婵笑了笑：“好的，那你找到以后，写一份情况说明给我吧。”走出财务科的时候，走廊里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和往常一样应了一声，走了几步才想起，那个人走的是我原来科室的方向。
晚上回到家，已经是七点多。
薛绍辉又去钓鱼了，说是跟单位同事约的，晚饭也不用给他留。
我随便下了一碗面条，坐在厨房里吃。
吃到一半，手机响了。
是儿子薛润之打来的。
“妈，我爸说你调岗了？怎么回事？”他问。
“没什么大事，正常岗位调整。”我说。
“你别瞒我，”他声音有些急，“我爸那个嘴，话都说不清楚。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的事，你安心上班。”薛润之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妈，你要是真受了委屈，你就跟我说。我虽然不在家，但给你找个说法还是能找到的。”
我说好，知道了，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挂了电话，我盯着碗里剩下的半碗汤面条，忽然发觉鼻子有点酸。
我怕自己真撑不住那股劲儿，赶紧起身去洗碗，没让自己多想。
睡前，我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旧文件袋，里面装着一本手工记账本。
这上面记的是近三年单位所有的往来明细。
去年财务系统升级，新旧数据交替，我怕出纰漏，自己私下留了一份底。
这件事，谁都不知道。
我翻开账本，一页一页慢慢地翻。
翻到去年三月份那页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供应商标记那个位置，我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那个供应商叫鑫源商贸，报价比市场价低了一成半，当初我去核实过，对方解释说走量大让利，我信了，没有深究。
但我记得，当时账面上有一笔退回的“多付货款”，金额不大，几千块钱，日期对不上。我拿着那页账本看了很久，然后合上，锁回柜子里。
窗外的风声一阵一阵的，像是吹在心上。我知道我不该多想，但有些事，一旦开了头，脑子就停不下来了。
周六早晨，我本来想睡个懒觉，但七点多就醒了，翻来覆去躺不住，起来收拾屋子。窗帘刚拉开，门铃就响了。
我走过去从猫眼里看了一眼，愣住了。门外站着程芳芳。
她穿一件大红风衣，烫着小卷的头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兜水果，正笑眯眯地朝门缝里张望。
我拉开门：“你怎么来了？”她说：“我在这附近新开了家店，顺路过来看看你。”
程芳芳是薛绍辉的表姐，年轻时跟我一起考过大学，没考上，后来自己支了个小摊卖早点。
最早那几年，生意做得挺苦，我们两个偶尔还会见面聊几句。
后来她越做越大，连锁店开了一家又一家，两家就走动得少了。
仔细算起来，有六七年没见面了。
我赶紧侧身让她进来：“你提前说一声，我好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呀，我又不是外人。”她摆摆手，把果兜往茶几上一放，自己在沙发上坐下。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也在旁边坐下来。她四下打量了一圈，说：“这房子年头不短了吧？你们没想着换一套？”我说：“住习惯了，懒得动。”
“也是。”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沉默了一会儿，说，“桂兰，你的事，我听说了。”我没接话。
“到底怎么回事？”她放下杯子，正了正身子，“你跟我说实话。”
我犹豫了一下。
按理说，我跟程芳芳不算特别亲近，但她问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股热乎劲儿，让人觉得她是真的在关心。
我就说了。
从肖月婵调来那年开始，说到她让我做假账，说到我拒绝以后被穿小鞋，说到上个月的账目差错通知单，说到调岗。
我说得平平淡淡的，像在讲别人的事。
程芳芳听完，没有接话，她只是看着我，眉头慢慢皱起来了。
“她让你做假账，你拒绝了？”她问。
我点点头。
“然后她就整你？”她又问。
我又点点头。
程芳芳沉默了一阵，忽然问了一句：“你有没有留着她做假账的证据？”
我摇了摇头：“她做那些事的时候，没有经过我的手，我没有直接证据。”程芳芳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用杯盖撇了撇茶水浮沫。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下定决心似的，压低声音说：“桂兰，我这次来找你，其实不只是因为你的事。”我看着她。
“我查了一个供货商，查了两个多月了。”程芳芳的声音低了下去，“那家公司叫鑫源商贸。”
我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炸了一下。鑫源商贸。又是鑫源商贸。我的旧账本上，画着问号的那个名字。
“你……你怎么知道这个公司？”我压着嗓子问，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打颤。
程芳芳看了我一眼：“去年开始，鑫源商贸成了我店里的供货商，报的价比市场价低了一成半，货源也稳定。但今年五月份那批货，我发现账目不对，多了一笔数额不大的转账，跟那批货对不上。他们说是财务打错了，退了回来。但退款账户是私人账户，不是公司账户。”
我手攥着茶杯，茶水的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手心里，但我没觉得热。
“你查他们？为什么？”我追问。
程芳芳说：“做生意这些年，我看人很准的。我那个供货商，他报价低得不太正常。我就找人托关系，查了查鑫源商贸的底子。”她顿了顿，“你猜我查到了什么？”
“什么？”
“鑫源商贸的法人，是你们财务科科长肖月婵的表弟。”程芳芳的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肖月婵本人，在调去你们单位之前，在这个公司干了两年。”
我又愣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这些信息，我也刚刚从工商网站上看过。
“你一个人查了两个多月，”我看着她，“你查出什么来了？”程芳芳摇了摇头：“我一个人力量有限，查来查去也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但是桂兰，你在财务科干了二十年，那三年出纳，你经手的每一笔账都干干净净。如果你手头有东西……”
她的视线落在我身上：“你能帮我看看么？”
我坐在沙发上，后背微微发僵。
那天晚上程芳芳走后，我回到卧室，锁上门，从柜子最里面再次拿出那个文件袋。那本旧账本摊开来，台灯的光把纸页照得微微发黄。
我翻到去年三月份那一页，那个画着问号的供应商标记，在灯下格外刺眼。
我看看那三笔跟鑫源商贸有关的往来明细，日期记得清清楚楚。
去年六月、九月、十二月，三笔账，金额不算大但也不小。
当时因为没有异常，我没有深查。
但现在，我把三个日期记在了一张白纸上，又把程芳芳拿来的进货单铺在桌上，对照着看。
我把每笔账的日期、金额、含税价格、银行流水挨个抄下来，用计算器一遍一遍地验算。
算到第三遍的时候，数字出来了。
进货价和报销价之间的差额，百分之十七。三笔账，每一笔都差这么多。
我放下计算器，坐在椅子上，盯着那几行数字，周身发凉。
百分之十七的差价，不是小数目。
如果这三笔账不是巧合，如果这个差价不是市场波动……
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继续想下去。
我把所有纸张收好，锁回柜子里，又把柜子钥匙塞进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里，压在一条旧围巾下面。
躺到床上，闭着眼睛想睡觉，脑子里却乱成一团浆糊。
那晚我没有睡好。梦里的场景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那只摔掉瓷的保温杯，一会儿是肖月婵皮笑肉不笑的脸，一会儿又是账本上那个问号。
凌晨四点多，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坐起来拉开窗帘，外面天还黑着的，路灯亮着一圈昏黄的光。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个念头：这件事，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在上面做了手脚？我告诉自己，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再往下想了。
但有些念头，像是种子，落进土里就会生根。
周一上班，我去库房把剩下的一批旧账本整理出来，统一堆在靠窗的架子上。
忙到下午三点多，马永平拎着一个工具箱路过，见我站在凳子上够高处的纸箱，赶紧放下箱子大步过来：“丁姐，你下来，我来弄。”
他三两步踩上去，把纸箱搬下来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箱子沉，我差点没抱住。
他赶紧一把捞住箱底：“小心！”我稳住身子，说谢谢。
他笑了笑：“跟我客气什么。”弯腰收拾地上的工具时，他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丁姐，你原来那间办公室，现在装了监控。”
顿了一下，“就在你对面的墙角上头，正对着原来你工位那块地方。”我愣住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你自己留意吧。”马永平提着工具箱走出库房，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
我站在那堆纸箱中间，后背一阵一阵发凉。
装了监控，正对着我的工位……肖月婵调来以后，那间办公室换过三任财务人员，而她在调来之前，监控就装好了？
还是调来之后装的？
我不敢再往深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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