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京。一次文艺工作会议间隙，演员赵丹把一本翻得密密麻麻的小说递到周恩来面前，由一场关于电影改编的争论，牵出了两位“老朋友”之间难得的交锋。
这部作品是《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发表后，曾受到不少关注，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由于创作环境和舆论评价发生变化，电影对原作作了删改。赵丹、黄宗英等人看过后，认为小说中那些有争议的部分，恰恰保留了人物最复杂、最有感染力的一面。
赵丹谈起这件事，语气一向直来直去。他把书递给周恩来时，黄宗英还担心书页上画满了批注，拿这样的书给总理不够妥当。周恩来却没有介意，接过书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这句话并非客套。
周恩来当时63岁，赵丹46岁。一个长期负责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一个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身份不同，关注点却有相通之处：文艺作品究竟该不该为了避免争议而过多删改，艺术表达又该如何处理思想内容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利用工作之余读完了小说。随后，他在有关会议上谈到文艺创作，认为电影改编确实受到了一些束缚，但就整体加工而言，电影仍有其长处。赵丹坐在台下，赞同总理对文艺工作的支持，却没有接受对这部作品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赵丹并不是一开始就敢这样发言。
进京参加会议前，上海方面曾有人提醒文艺工作者，会上不要随意讲话。赵丹因此连续几天保持沉默。陈荒煤问他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带着几分牢骚说：“除非给我一块牌子，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说。”
周恩来听说后，专门点名让赵丹发言。对一位艺术家来说，这种点名不是简单的鼓励，更像是在公开场合给他卸下顾虑：可以讲具体问题，也可以保留不同看法。
一次集体观影时，赵丹因妻子黄宗英生病，提前离开了放映现场。周恩来在楼梯口遇见他，得知原因后，随即一同去看望黄宗英。进门时，周恩来见她穿着朴素，便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都不敢穿啦？”
黄宗英解释说，自己近来经常下乡。周恩来点头道：“改造也不在外表嘛。”
房间里很快聚集了几位没有去观影的代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文艺工作中的困惑都谈了出来。周恩来递水给满头大汗的赵丹，也认真听取意见。那种场合没有正式讲台，却比照本宣科更容易听到真话。
后来，周恩来邀请电影界人士到家中座谈，并安排大家到香山走走。赵丹终于抓住机会，继续和总理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周恩来没有打断，只是笑着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一句话，把争论的锋芒化开了。
周恩来没有要求赵丹必须接受自己的判断，也没有把领导身份变成艺术结论。赵丹后来常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这句话的分量，正在于他知道，周恩来允许不同意见存在。
两人的交往并非始于1961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丹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在相关活动中结识周恩来。1939年，赵丹等人前往新疆，原想在那里发展电影事业，却陷入盛世才控制下的监禁环境。1940年被捕后，他被关押多年，直到抗战后期才获释。
赵丹回到重庆后，周恩来曾设宴接见并关心他的处境。新中国成立后，赵丹因主演《武训传》受到冲击，电影事业一度中断。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调整工作，使这位演员后来仍有机会继续创作。
赵丹性格豪放，吃饭也爽快，周恩来常拿他开玩笑，称他为“赵光腚”。玩笑背后，是一种不拘礼数的信任。赵丹在艺术上敢争，生活中也不藏着掖着，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表演，也使他在复杂环境中屡受磨难。
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赵丹正经历多年政治风暴留下的伤痛。后来，他曾有机会准备出演电影《大河奔流》中的周总理。为了接近人物，他查阅资料，研究周恩来的神态和语言，甚至制作腮托调整脸型。试装照片出来后，许多人认为他形神兼备。
遗憾的是，影片正式拍摄时，赵丹被撤换，未能出演这个角色。有人向他解释名演员可能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赵丹当面反问：“照这么说，名演员今后就不能演戏了？”
这次落空，对赵丹打击很大。那不仅是一部电影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老朋友想在银幕上再见故人的愿望。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胰腺癌晚期去世，终年65岁。那场关于电影和小说的争论，停在了1961年的香山，却没有真正分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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