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天津英租界昆明路一带，21岁的地下党员王士光和17岁的王兰芬住进了一栋临街楼房。他们名义上是夫妻，实际承担的任务，却是在敌占区架设秘密电台，向党组织传递重要情报。
那时的天津，表面仍有租界的灯火和商铺，水面之下却遍布日本特务、伪警察和各种侦缉力量。电台一旦暴露，人员、交通线和整个联络系统都可能遭到破坏。
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决定建立秘密电台后，把任务交给了王士光。王士光是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懂无线电技术，也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挑选英租界内一处三层楼房的顶层作为据点，主要看中那里相对复杂的环境和稳定的电力供应。
可单独居住并不安全。一个年轻男子长期在家中摆弄电器，邻居和房东很容易产生疑问。组织随后安排王兰芬前来，与王士光组成“夫妻”，用普通家庭的外在形式遮住电台工作的真实面目。
王兰芬出身于东北军将领王端华家庭，当时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原本准备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到新任务后没有推辞，但要和一名陌生男子长期同住，心里难免有顾虑。
姚依林提前做了思想工作，又专门询问王士光的个人情况。王士光回答：“我没有家庭，也没有妻子和孩子。”这层关系必须服务于工作，不能带来新的麻烦，组织对此十分慎重。
为避免引起误会，两人住在一起后，床铺中间一直挂着一块布。白天，他们按夫妻身份生活；到了夜间，却各自休息，彼此保持距离。这种安排看似古怪，实际上体现了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
王士光对外是一家电料厂的职工，每天按时出门、按时回家，还能利用工作之便接触电台所需的零件。王兰芬则负责料理住处，同时观察楼下街道、邻居动静和陌生人的进出。
她在窗台上放了一根竹竿，成了两人之间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暗号。王士光回家时，远远看到竹竿，便知道周围没有异常；若竹竿不在原处，就说明住处可能出了问题，必须立即转移或隐蔽。
发报时，门窗要关严，窗帘要拉紧。英租界内其他无线电信号形成的干扰，也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他们。电台不能连续使用，时间、频率和操作动作都要尽量缩短，任何一个细节失误，都可能留下线索。
有一次周末，王士光没有去上班，房东突然来到楼上。那时两人还在床上休息，偏偏中间的布帘清清楚楚地隔着。房东看了半天，忍不住问：“两口子怎么还分床睡，是不是闹别扭了？”
王士光和王兰芬顿时警觉起来。短暂的惊慌过后，王士光只好顺着对方的话解释，说两人前一晚发生了争执。房东没有继续追问，反而劝他向“妻子”赔礼。两人连声应付，直到把房东送走，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意外也说明，地下工作不只是在电台前发报。日常生活中的表情、作息、邻里关系，同样可能成为暴露身份的缺口。一个房东的随口询问，足以让精心安排的伪装陷入危险。
起初，王兰芬主要负责警戒和生活掩护。接触时间久了，她开始学习电台工作，逐渐能够协助王士光完成收发报任务。她反应快，观察细，两人的配合因此更加默契，秘密电台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
后来，工作并不局限于传递电报。两人还曾按照组织安排外出搜集情报，途中遇到过危险。王士光让王兰芬先行撤离，她却不肯独自离开。争执之后，两人决定共同进退，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共同承担风险，使这段假夫妻关系发生了变化。王士光性格沉稳，在个人问题上却显得迟钝。姚依林有一次在询问工作后，顺便问起他的婚姻状况，王士光支吾着说：“还没有解决。”
王兰芬听出了话外之音，便追问他到底如何回答。王士光沉默片刻，终于说：“因为我有你。”这句话并不华丽，却是他在长期并肩工作后作出的明确选择。
1938年12月26日，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那块挂在床铺中间的布帘被撤下，身份上的“假夫妻”也变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不过，婚姻关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工作性质，电台仍然要保持隐蔽，纪律也不能有丝毫松懈。
1939年下半年，随着日军增兵天津，城市斗争环境更加险恶。晋察冀军区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停止这部秘密电台的使用，安排王士光和王兰芬转赴平西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他们后来既做过隐蔽战线的联络工作，也经历过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一直共同生活。1984年，夫妇二人回到天津昆明路福寿别墅四号，那里曾是他们开展秘密电台工作的旧址。
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何兰芬的艺术形象并非对某一对夫妻的简单照搬，王士光、王兰芬夫妇的经历，则是相关人物原型的重要来源之一。那部电影所呈现的电台、伪装与牺牲，背后有着天津地下工作者真实而具体的生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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