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海书展期间，陈平原教授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以“颠沛流离中的读书声”为题，与读者分享了他对这段历史的思考。这部初版于2015年的著作，十年后增订再版，篇幅增加约一半，更新约三分之二的图片。陈平原在讲座中坦言，这些年他不断重讲这个故事，并非因为研究有“特别大的突破”，而是因为这个故事里“隐含着激动人心的时代，还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反复讲述背后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觉——谈论抗战中的大学西迁，“主动力不是追求学问精湛，而是拓展今日中国大学的学术视野与文化情怀，提振国人的精神与境界”。这本书写的虽是八九十年前的旧事，目光却始终望向当下。
超越西南联大的历史视野
西南联大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其中的“湘黔滇旅行团”，11位老师和284名学生师生，历时68天，徒步穿越三千余里的壮行流传最广。《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选取了包括西南联大的十所大学，逐一梳理其迁徙路线与办学命运。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组成，迁至陕西城固，仅三个月便解散——陈平原曾专程考察遗址，认为既不能因其近年受关注就“说得比西南联大还伟大”，也不能忽视其真实处境。中央大学则因校长罗家伦提前筹划，将教学仪器、医学院解剖尸体、航空系飞机一并迁往重庆，教学资料保存最为完整。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各有各的路线与命运。过去大多数人只见最耀眼的“西南联大”，陈平原则用这本书告诉读者，抗战期间，无数个体共同绘就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壮阔图景。
全面抗战开始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战争结束时，增加到141所。陈平原将其概括为：组织上是集体搬迁而非个人逃难；精神上不是逃亡而是一路“弦歌不辍”；学术上不是仓促应付而是产出有思想的学问。当时的教育部“战时如平时”的方针，没有把大学改造为临时训练所——这个决策被证明是有远见的。杨振宁后来谈到，西南联大的本科教育水平不逊于美国一流大学。
战时大学的意义不止于保存学术。许多学生第一次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何兆武晚年回忆，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幸福最重要的是对于未来的美好的期待和向往”。冯至写道：“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这种在困苦中获得的幸福感，是和平年代难以体会的。
人文学科在战时反而迎来高峰期。闻一多的古典文学、陈寅恪的魏晋隋唐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都在这一时期完成。随时可能丧命的紧迫感，促使学者赶紧把毕生所学留存下来；而战时写作带有个人抱负与情怀，与日后学院化的论述不同。一张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罗庸、闻一多、王力欢送罗常培赴美讲学时的合影（下图），陈平原形容其“顶天立地、气宇轩昂”——那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外化。
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是“六位师长与一所大学”这条线索。陈平原的三位导师——季镇淮、王瑶、吴宏聪——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或助教；而他们的导师——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则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三代学人穿越时空，因一所大学，一段历史而结缘。
回望中的当下之思
陈平原说：“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抗争、艰难地成长，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乃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然而，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讲述一段“奇迹”。陈平原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地梳理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精神，是因为在他心中，大学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与培养人才的场所。理想的一流大学，更在于探索精神、服务公众，乃至直接影响社会进程——这正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知识机构的核心所在。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陈平原曾以北大为例，阐述了自己对“一流大学”的定义：若以教学科研论，北大眼下尚难称“世界一流”；但若以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论，北大很可能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及的——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口，一所大学竟能如此深地介入历史进程。方法论上，他还提出一流大学应当“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主张中国大学须扎根中国土壤，“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而非照搬西方教学方式”，呼吁“促进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关注欠发达地区，培育和引进人才，实现国家战略均衡”。在陈平原看来，大学的意义，永远不应该被简化为论文数量、国际排名、经费额度。它更须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抗战中的中国大学，正是这段话最有力的注脚。那些在破庙里坚持授课的教授、在油灯下完成传世之作的学者、在防空洞里讨论学问的学生——他们在一个国家最危急的时刻，以书生的方式参与了历史，接续了民族精神的火种。
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传承，到近现代大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大学始终是文明薪火相传的核心载体。进入AI时代，技术迭代神速，有人开始质疑大学的存续价值。然而，陈平原坚信，大学在AI时代仍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因为大学所承载的，不只是知识传递的效率问题，更是精神养成、价值塑造、文明传承这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使命。但前提是，要守住“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
陈平原说：“若真正关心中国命运，不妨就从教育入手。因教育的得失成败，预示着中国的未来。”这正是回顾抗战烽火中中国大学所发人深省的：当我们站在又一个文明转型的关口，回望那段“破破烂烂但精神抖擞”的岁月，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在变革的时代，重新确认大学的精神坐标。今日的“弦歌”该如何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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