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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21世纪是平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第三个十年后，AI技术和智能制造又兴起。但是，这样的新技术产业就能支撑起经济增长的速度吗？就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扭转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吗？笔者认为，需要冷静地思考。
理性认识人类社会的两次信息技术革命
笔者觉得，在人类漫长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人类从狩猎动物到牧养禽畜，从采集植物果实到种植作物，不能不说是农业社会中的两大生产方式的革命。而蒸汽机技术与电能及传输技术的应用，则是人类用机器和电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工业社会中的两次技术革命。20世纪中后期，电子计算机问世、信息移动传输、形成无线和有线网络、数据整理归类、集成数据运算平台，这是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第一次信息网络社会的技术革命。而从中国和美国AI的大规模应用算起，则是21世纪第二次数据信息和算法大模型的技术革命。
现代工业时代形成了规模最大的生产能力，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国际上一些专家惊呼，已经达到了几乎可供应全世界的能力。虽然有所夸张，但这种能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工业生产能力的规模和扩大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和约束：一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这是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二是在市场经济中，受到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决定的有效需求的影响，这约束了生产力能实现的最大产量。比如，生产力供给总的和人均物质财富数量，在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在中国的城镇和城乡之间，是有差别的。
笔者认为，技术革命的性质和功能需要进行严格的划分和界定。20世纪中期兴起的计算机、无线移动通信和信息网络系统，包括21世纪兴起的网络平台和AI，是两次数据网络和智能算法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与人类前两次机器和电力的工业技术革命完全不同。
工业技术革命的性质是：提供专业化的动力。其功能是：主要以机器和电力替代作坊工业时代的手工器具和人类的体力劳动。其结果是：机器结合工厂生产和现代交通方式，专业化、标准化和大规模地制造物质财富，并提供人类和财富便捷、快速和高效的流动系统。
从20世纪中期的计算机，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AI，这种信息技术革命的性质是：提供专业化的智力。其功能是：主要以硅基AI替代碳基脑力对机器和电力动力的使用、操作和控制。其结果是：原来由人进行的技术研发，一部分由大模型替代，技术进步的周期和替代速度加快；与机器和能源结合，成千上百倍地提高工业生产力的效率；从生产能力方面看，可以创造更大规模的物质财富。
然而，从经济学方面讲，其重大的区别是：机器和电力的工业技术革命，从方向上讲，是使物质财富能够大规模生产；而由数据网络和智能算法的信息技术革命，其方向与工业技术革命完全不同，其目的是节约工业大规模生产中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成本，使技术和平台能够集中和获得更多的新技术利润。
在工业化时代，生产要素由技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构成，其投入共同创造了GDP，并且机器和电力使GDP实现了指数性的增长和扩张。当然，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时期，谁占有的机器和能源越多，谁能够组织管理经营生产要素，并运用机器和电力等能源进行生产，如果没有再分配调节，那么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
而在信息化时代，平台和AI，从生产要素看，智能替代了劳动力，智能集成高效率机械替代了传统资本，平台替代了土地（如商场、律所、学校、写字间、会议室、餐饮大厅、中转仓库等等）。其实，工业时代的GDP，就是技术专利费、劳动力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房屋租金等增加值形成的。那么，谁掌握AI技术越核心，谁管理和使用AI越有经验和熟练，谁拥有和经营平台，谁分配的财富就越多。
本文讨论了信息网络、商业数字平台和AI技术进步给人类发展带来的上述担忧。但是，笔者是坚定信息化技术革命的支持者，我们不应当抑制，而应积极拥抱AI时代的来临。
二、息技术复苏国民经济的兵棋推演
我们面临的战场情况是：总需求不足，其中关键是总消费需求不足；其原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过低，城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不高，居民总体收入占GDP的比例过低；这导致了CPI水平在低位徘徊，制造业产品销售不畅而生产能力过剩；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企业市场销售不旺停止投资，又造成国民经济中有效流动性不足；而政府、居民和企业高负债，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偿债能力下降，还本付息大于收入偿债，加剧了有效流动性的收缩。循环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需要认真地核算：平台、大数据、AI和智能制造，其增加值的扩大，真能够覆盖掉被信息网络、交易平台、AI工作和智能制造所节约掉的劳动力工资、资本利润及折旧、土地房屋的租金增加值数量吗？如果节约掉的增加值大于其创造的增加值，那么经济并没有增长，而是新技术造成了经济的收缩。
发展平台和AI，都有创造不可限量财富的宏大叙事，我也赞同这种看法。但是，AI加机器，创造再多的消费和服务，卖给谁呢？平台、AI和智能制造将创造的财富、获得的收入，压低价格出售，或者通过慈善转移收入给消费需求能力不足的群体，似乎可能性不大。建立福利社会，由政府出钱将平台、AI和智能制造创造和供应的商品和服务，采购并转移给低消费能力的群体，但政府财力也吃紧——还债、行政运转、养老医保都需要钱。
有的学者期盼，AI未来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假设。即使成真，时间需要多长？现在急迫的任务是提高农民、流动人口和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的创业、就业和收入，怎么办？AI是替代城市中产、城镇流动人口阶层，还有农民劳动的技术，这些将近10亿人左右，他们就是学习AI、使用AI、通过AI获得收入，在一个中短期中可能吗？如若不能，AI对于他们增加劳务和工资收入，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平台，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就能比现在快递、外卖、网约等灵活就业更少和更低吗？
当然，在AI时代，进行创造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协调，通过再分配来转移收入给创业能力弱和稳定工作机会少的群体，也是一个走棋思路。但是，时间多长？如果说要十到二十年才能完成制度调整，而紧急的是增长下行压力太大，等不到这个时间，可能就滑向不可挽回的地步了。
通过这样的逻辑推演，我们需要做的判断和决策是：在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多大？我们是将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平台和AI上，还是寄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我再次表明，AI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国际间竞争看，我们不能落后，还是要加大力度发展。
然而，未来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劳动者的就业、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填充、遏制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不能把宝全押在信息网络、交易平台、AI工作和智能制造上。
因为继续深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放松、放开和放活，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收紧、会管（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半期不会管而言）、管住和窒息，才会盘活规模巨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体制性剩余要素，提高要素的生产率；还有推进资产化改革，把土地使用财产权留给农民和城镇流动人口，使他们有点资产保障，并能以地为本创点业，获得城乡土地房屋放开交易后的溢价收入；而大规模调水开发可利用土地，并与市场化改革相结合，既可以扩大增加产量的土地要素投入，也可以获得土地资产化的溢价收入。这是振兴经济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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