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乡村田野与沟渠边，中华蟾蜍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许多村民自幼便与这种皮肤粗糙、体态敦实的小生灵朝夕相伴。
长期以来，不少人将其视作田埂上的寻常过客，下意识认为捕捉几只并无大碍，甚至觉得“抓了就放”“卖了就走”，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
一桩发生在成都天府新区的真实案件，彻底颠覆了公众对这类行为的惯常理解。
8月31日，权威媒体发布通报，披露一起跨区域、多环节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
据通报显示，当地数名农户长期利用夜间时段，在稻田、灌溉渠及林缘地带大规模围捕中华蟾蜍，并通过固定渠道批量销往中间商。警方突击行动中，当场查扣活体中华蟾蜍共计6156只。
经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评估，依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每只个体基准价值核定为100元，整批涉案动物总价值高达61.56万元。
涉案五人——包括实施猎捕的农户、组织收购的中间人及专职承运者——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场看似不起眼的田间“顺手之举”，最终升级为触犯刑法的严重事件。
事实上，中华蟾蜍虽俗称“癞疙宝”“癞蛤蟆”，却绝非无主可管的普通生物，而是国家明文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即“三有”名录）的重点保护物种。
其法律地位与麻雀、环颈雉（野鸡）、大壁虎等并列，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严格规制。
它并非人们想象中毫无保护身份的“泛滥物种”，而是受到法律刚性约束的受保护对象。
作为典型的夜行性两栖类，中华蟾蜍白天隐匿于湿润土壤、朽木之下或石缝之中，入夜后活跃于农田、果园及湿地周边，以蝼蛄、地老虎、金龟子等农业害虫为食，是天然且高效的生物防控力量。
不仅显著降低化学农药施用量，更在维系农田微生态稳定、促进土壤健康循环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其耳后腺分泌物蟾酥，系传统中医药典载明的名贵药材，具备强心、解毒、止痛等功效；加之部分地区存在食用习俗，旺盛的市场需求悄然催生出一条隐蔽而成熟的地下产销网络。
该案线索最早可追溯至2026年4月，中间商王某某开始频繁向本地农户发出定向收购指令，承诺按只结算、现金支付。
曾某某、胡某某、樊某某等人随即响应，在凌晨时段携带强光手电、编织袋等工具，集中前往水系密集区及水稻种植带开展系统性搜捕，所获蟾蜍当日即交付王某某，形成稳定供货关系。
随着交易频次提升与数量扩大，周某某主动加入，专司活体转运环节——将分批次收来的蟾蜍装入透气容器，驾车运送至城郊暂存点，再由下游买家统一调配分销。
整个链条分工严密：前端有人定点布网，中端有人统收统管，末端有人调度流通，目标明确指向餐饮终端消费场景，构成典型的产业化违法模式。
2026年6月，成都天府新区公安分局联合林业主管部门，在籍田街道开展精准收网行动，现场查获全部待售活体中华蟾蜍6156只。
经国家级野生动物司法鉴定中心复核确认，所有个体均为野外自然种群，无任何人工繁育标识或检疫证明。按100元/只基准价核算，整体资源损失估值达61.56万元。
归案人员共五名，涵盖一线猎捕者、层级收购人及物流执行者，全部依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截至2026年9月初，该案尚处于侦查终结前阶段，尚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亦无法院生效判决产生。
不少群众初闻此案时难掩惊讶：“路边随手能捉的小东西，抓几千只怎么就进了看守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只要涉案价值累计超过一万元，即构成“情节严重”，依法应予刑事追诉。
对应罪名为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本案涉案金额逾六十万元，已远超立案标准十倍以上，具备充分的刑事追责基础。
执法逻辑强调全环节穿透式打击，既追究直接动手的猎捕者，也严惩幕后组织者、资金提供者与运输执行者，杜绝“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选择性执法现象。
案件曝光后，舆论场迅速分化为两类鲜明立场。
一方高度认同执法必要性，指出中华蟾蜍每年可消灭数万只农业害虫，若遭成规模捕杀，将导致虫害暴发、农药滥用、土壤板结等一系列连锁生态危机，必须斩断黑色利益链。
另一方则聚焦现实困境，质疑现行处罚尺度是否契合基层实际：野外种群数量庞大，活体交易未致死亡，主观上缺乏违法认知，是否应给予更多教育转化空间？
更有声音直指普法盲区——大量农村居民从未接受过系统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培训，误以为“不濒危=可随意处置”，对夜间持具捕捞行为的违法性质全然不知。
此案折射出的核心矛盾，正在于民间生活经验与现代法治规范之间的深层错位。
该判断具备充分思辨张力，反向观点可主张：面对普遍性认知缺位，首重预防性普法与行政引导，不宜动辄启用刑罚手段，尤其对初犯、偶犯且未造成实质生态损害者，宜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或训诫教育。
司法实践中确有类似案例体现宽严相济原则：如嫌疑人家庭经济拮据、全程配合调查、捕获后主动放归、未牟取高额利润等情形，经综合评估后作出不起诉决定。
但需明确的是，法律适用不以“不知情”为免责前提。中华蟾蜍列入“三有”名录已有多年，公告公示、村级宣传栏、广播通知等渠道均已覆盖，违法性认识缺失不能消解行为本身的刑事违法本质。
规模化夜间围捕，直接削弱区域蟾蜍繁殖基数，导致天敌密度断崖式下降，继而引发害虫种群反弹、作物减产、农药投入激增等多重负面效应，生态损害呈区域性扩散态势。
若仅靠宣传教育而不同步强化司法震慑，地下交易极易借机回潮、变相升级。
值得深思的是，不应将全部责任简单归咎于田间劳作的农户。真正驱动链条运转的，是中间商设定的价格信号、运输方提供的流通保障以及终端市场持续释放的消费需求。
反对意见亦有其合理性：农户系违法行为的第一实施主体，掌握实际捕捞权与现场控制力，属于生态破坏的直接责任人，理应在责任划分中居于核心位置。
现实中，零散农户本无自发形成数千只交易规模的能力。正是中间商持续加价收购、运输方打通跨区域通道、餐饮端稳定消化货源，才共同构筑起闭环式牟利结构，倒逼农户反复深夜出动、扩大捕捞强度。
倘若仅惩处底层捕猎者，却放任上游组织者逍遥法外，黑色产业链必将快速重组再生。
本案中警方同步锁定并控制猎捕、收购、运输三类角色，正是遵循“打源头、断链条、摧网络”的现代执法理念。
回溯四川近年同类案件可见，多数重大案件均始于农户个体化零星捕捉，经中间商层层收储整合，最终汇聚成数以万计的交易体量，涉案金额动辄突破百万元关口。
案件同时暴露一个普遍认知误区：混淆“人工养殖”与“野外捕捉”两种来源。
当前确有合规蟾蜍养殖场存在，但须取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及配套检疫备案，全过程留痕可溯。而黑市流通的蟾蜍，绝大多数未经合法繁育审批，亦无种源谱系记录，所谓“养殖”实为掩饰非法来源的幌子。
此类伪饰行为在司法认定中一律不予采信，查获即推定为野生种群。
另有一类常见误解：认为办案机关将活体蟾蜍放归自然，等于对当事人既往行为予以豁免。
须知放生系行政执法中的生态修复措施，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挽回生物资源损失，绝不意味着刑事责任自动消除。
是否提起公诉、量刑轻重，仍须结合涉案数额、参与层级、悔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退赃退赔情况等要素综合裁量。放生仅作为酌定从宽情节之一，无法替代刑事评价。
放眼全省，中华蟾蜍非法交易案件已在多地接连发生。
例如威远县公安局此前侦破的一案中，现场缴获野生中华蟾蜍7876只，核定价值达78.76万元。
乐山、宜宾、南充等地亦陆续查处同类案件，涉案数量从数百只至逾万只不等，数十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判刑或作出不起诉处理。
高频次、广地域的案件爆发，凸显农村地区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工作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村民普遍知晓大熊猫、金丝猴等旗舰物种严禁猎捕，却对身边常见的蛙类、蜥蜴、小型鸟类等“三有”动物法律属性茫然无知。
本案后续走向，有待侦查终结后移交检法机关依法处理，方可得出最终司法结论。
此案向社会传递的关键信号在于：野生动物保护并非仅聚焦于濒危珍稀物种，而是覆盖所有具备生态功能的本土生物。常见，不等于无保护；易得，不等于可随意处置。
田埂上的小小蟾蜍，承载着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支点。一次看似轻松的夜间捕捞，可能换来的是犯罪记录、经济处罚与家庭负担，代价远超短期收益。
从消费端审视，盲目食用野生蟾蜍本身潜藏健康风险——其皮肤腺体含强心甾类毒素，加工不当极易引发恶心、呕吐、心律失常甚至危及生命；而持续存在的食用需求，恰恰成为黑色产业链得以存续的根本动力。
普法工作亟待下沉落地，让法律条文真正走进农家院坝、村广播站与田间课堂，使“癞蛤蟆、麻雀、壁虎皆属保护对象”成为村民口耳相传的生活常识。
唯有当公众认知与法治要求同频共振，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违法犯罪空间，避免普通人在信息不对称中误入刑事追责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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