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州区地名的地理文化景观和语言学分析|云州区|地理|方言|村名|语言学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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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云州区地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地地名与该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的关联，并借助GIS技术从空间可视化的角度呈现了当地地名类型与地形的关系。云州区双音节地名的连调模式与方言中多数双字组不同，可能反映了该方言底层的连读变调规律。将不同时期的地名进行对比，观察地名的变化情况，这对地名来源的考证有所裨益。

关键词：云州区；地名语言学；连读变调；文化景观；GIS

大同云州区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东接阳高县，南连浑源县和怀仁县，北邻新荣县，西依大同市区，属晋陕蒙交汇之地。其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北依采凉山，南靠六棱山、马头山，两山之间为桑干河谷地。地貌类型分为南、北部土石山区，中部冲击平原区。主要山脉有采凉山、六棱山，境内最高峰大梁草帽山位于许堡乡，海拔2174.5米，最低点位于许堡乡鹅毛村桑干河出境处，海拔897.5米。本文依据云州区地势将其分为三个片区：北部山区，南部山区和中部平原，三区所辖范围分别为：北部山区：（1）聚乐乡；（2）周士庄镇；南部山区：（1）吉家庄乡；（2）峰峪乡；中部平原：（1）杜庄乡；（2）许堡乡；（3）党留庄乡；（4）倍加造镇；（5）西坪镇。

1 地名反映出的地形、水文、居住差异

北部山区辖周士庄镇和聚乐乡，地势北高南低，地形为山地，主要山脉为采凉山，境内最高峰为采凉主峰，海拔2400米，最低点位于山自造村平坦洼地，海拔520米。本区共26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其中，以“庄”命名的7个：路家庄、周士庄、罗卜庄、南庄、大北庄、张庄、上庄。

以“铺”命名的5个：后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五十里铺。

以“造”命名的4个：孟家造、驾遇造、山自造、邵家造。

此外，以“峪”命名的2个，以“洼、坊、台、坟、涧、山”命名的各1个。

南部山区辖吉家庄乡和峰峪乡，地势南高北低，地形为山地，主要山脉有马头山、殿山、落鹰山、双元山、万家山，境内最高峰双元山海拔2 786米，最低点位于古定桥村南河滩，海拔962米。境内河道属海河流域，主要河道有御河、桑干河，桑干河为最大河流，从西向东流经郭家庄、上西河、下西河、南栋庄、王渐疃、沙岭、施家会、孙家港等村，河流于吉家庄乡境内长17.5千米，峰峪乡境内长15千米。本区共26个行政村、14个自然村，以“庄”命名的6个，和“水”有关的7个，以“口”命名的4个，以“堡”命名的4个，以“会、疃、窑”命名的各2个，以“桥”命名的3个，和“山”有关的3个，以“寨、场”命名的各1个，其余9个。

中部平原区辖杜庄乡、倍加造镇、西坪镇、党留庄乡和许堡乡。总体地势北高南低，地形为桑干河冲击平原，境内主要山脉有昊天山、金山寺、大梁草帽山，最高峰大梁草帽山海拔2174.5米，最低点位于鹅毛村桑干河出境处，海拔897.5米。境内主要河道有坊城河、御河、桑干河三条，坊城河主要流经西坪镇，全长29千米。本区共78个行政村、9个自然村。以“庄”命名的20个，和“水”有关的14个，以“堡”命名的7个，以“坊”命名的6个，以“窑”命名的 3个，以“井、造、店、寨、山、峰、坪、洼”命名的各2个，以“疃、沙窝、咀、峪、铺、营”命名的各1个，其他15个。

从村落分布可以看出，当地居民主要集中于中部平原区。在村名当中，“庄”出现频率最高。以“庄”命名的村落相对而言比较富裕，土地肥沃，经贸活跃，人们生活要比别处好些，有的过去本身就是财主富户的庄园。

其次是和“水”有关的地名。作为严重缺水的地区，水资源在当地受到高度重视，而主要河流——桑干河，正是该地区的生命线。以“水”命名的村落集中于中部平原区和南部山区，中部平原区以“泉、水地、涧”命名为主，较多分布在西坪镇，如上榆涧、下榆涧、水头、鱼儿涧、李汪涧，其原因是西坪镇内有坊城河一条，从北至南流经境内上榆涧、下榆涧、大坊城、小坊城、官堡五个村，长29千米，给当地带来丰富的水资源。南部山区以“涧、河、沟、港、浮头”命名为主，如水涧、西浮头、上西河、牛寺沟等，多分布在吉家庄乡，这主要是因为吉家庄乡内有御河、桑干河两条河流，河流总长度23.5千米。北部山地无大型河流，很少有和“水”相关的地名，仅“三条涧”一地，村名因村西北有大河沟、东北有烟墩沟、中间有条子沟而得名。

“堡”在三片区中均有分布，中部平原占比最高，当地读作

。李如龙指出，“堡”有“

”四种读音，分别对应 “土围子；驿站；城堡；下面”四种意思。云州区“堡”最早为有钱人家作为防御设施的牢固土墙，因此多以姓氏命名，如牛家堡、陈家堡、东安家堡、徐家堡等。但并非所有带“堡”字的地方均与普通百姓相关，如“许堡”，清代道光年间已简称为许堡，城墙建于明万历二十七（1599）至二十九（1601）年。从街巷规划看，先建成堡后建民居，城墙外砖里土，高三丈。这样大的工程只能由国家进行。从东西门石匾可考，东门为“应恩”，西门为“息警”，东西土关门分别为“保障”“团圆”，意思是上迎皇恩，下息兵警，保障人民安居团圆，这说明城堡是明王朝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为长城的配套工程。称“堡”的村，一般都地处交通要道、军事要冲，或是大河两岸的渡口，地理位置很重要。

北部山区特有通名“铺”主要参照村庄与大同城的距离。“铺”即驿站，为古代传递公文和投递信件的地方。《元史·兵志四》载：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辽时，大同城内北半部已经成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官衙和军营多建立于此，北部自是军事要地，“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就是后来因军事所需而设立的驿站。

南部山区“口”是地形特征的通名，为大山断崖下的沟壑通道。如“瓮城口”就位于马头山断崖处的平坦沟壑处。

此外，从全县村名看，以方位起头的村名也有不少，具体情况如下：

以方位命名的村庄共43个，占村庄总数的27%。在这41个村名当中，称“东—西”的有23个，8组对称；称“南—北”的有9个，2组对称，其余均有南无北；称“上—中—下”的有11个，“上—下”绝大多数形成对称，“中”仅有一例。此外，在“东—西”对称组中，部分村名其中一个带通名“村”，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则不带。大量方位地名是由云州区地形特点决定的。云州区地处大同盆地中段，南北两侧均为山区，中部为冲击平原。全县村庄除山里的极少数山庄窝铺外，就是沿着南北山脚下及桑干河两岸分布，桑干河东西流向，周边分布着大量村落，因而形成以“东-西”方位为主体的村名。

2 云州区地名命名类型分析

李如龙指出，可以将地名分为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和寓托性地名。描述性地名又可分为表示地理位置、描述自然景观以及说明自然资源三小类；记叙性地名分为叙述文化景观、记录人物或民族、姓氏以及记载史实和传说；寓托性地名可分为观念地名、意愿地名和感情地名。我们采用李如龙先生的观点对云州区地名进行分类，并使用Arc-GIS软件对其地名类型进行核密度分析，从空间可视化与量化角度分析云州区乡村地名的类型特征与地形的关系。

从整体来看，云州区地名以记叙性为主，共有83个，其中以姓氏冠名的地名占绝对优势。描述性地名共计64个，其中标明地理位置的占七成以上。寓托性地名最少，仅有11个。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李如龙提到的民间地名中有关自然地理特征的描述性地名要比有关人文社会特征的记叙性地名多。事实上，云州区记叙性地名为主这一特点是由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决定的。李凭指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将北魏都城迁至平城，自此以后直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北魏王朝都以平城为统治中心，这对平城地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如今云州区的很多地名仍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由此形成以记叙性地名为主的特点。例如，由于拓跋氏信奉佛教，因此该地区产生了一些与佛教相关的地名，如佛堂寺、吉家庄（相传吉家庄原名集结庄，是当时的佛教信徒拜佛之前集结沐浴静身的地方）。再如现在云州区有大量以“坊”命名的村庄，如“东骆驼坊”“西骆驼坊”“坨坊”“马坊”等，这可能也是北魏平城时期的遗留。

分区域来看，山区（包括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描述性地名共计36个，占山区总地名数的49%，这可能是由于山区地形较为复杂，因此当地居民接触的自然地理实体也相对较为丰富，例如山区地名中有大量表示地形的“沟”“洼”“峪”等，这些地形构成了山区地名的基础。但我们也注意到平原区的描述性地名也占总地名的36%，据我们观察，这是因为中心地区的西坪镇内部地形较为复杂，东北方有昊天山、帽山等山峰，西北部地势又较为平坦，境内还有一条坊城河，因此该地产生了大量的描述性地名，平原区31个描述性地名中，西坪镇就占了15个，这也是核密度分析显示中部描述性地名聚集的原因。

在记叙性地名上，中部平原区共49个，占平原区总地名数的56%，山区叙述性地名共34个，占比为46%，平原区要高于山区。其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平原区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数量要远多于山区，这可能是由于平原地区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有利于耕种，因此早期的居民更喜欢在这里生活繁衍，加之在长期的宗法社会中，人们经常会按姓氏进行聚居，因而就形成了大量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李如龙也提到平原地区常见聚居时居民的姓氏。

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区，寓托性地名都非常少，仅有的11个地名全部都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大多都经历了地名的更迭或是经搬迁后新起的村名，新地名用字的选择在保证和原地名音近的同时，也体现了当地居民对于高尚品德以及美好生活的追求。如“石仁”，据《大同县志》载，该地原名为“石人”，因之前山洪暴发冲到此村三尊石神像，被村民打捞上来后，在村北盖庙供奉，因此取名石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同府志》中记载仍为“石人村”，《大同县志》记录的1995年大同县地名则已经变为了“石仁”，“人”与“仁”同音，改名为“石仁”，则更能体现当地居民的道德观念。再如“兴胜”是原许町乡秦城村现搬迁到党留庄乡境内建村后新起的村名，“永胜”则是原西册田乡南坨村现搬迁在杜庄乡境内建村后的村名。

地名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们主观意念的变化而发生更迭，云州区的部分地名就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有些地名的归类存在两难的情况。

“峰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村位于万家山北10里处，与山的顶峰相对，其西部又有通往浑源的峪口，因此如果只关注当下的形式，我们将其归入描述性地名应无异议。但是当地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该村原名“凤羽”，相传有凤凰南飞，在大同上空盘旋，被一猎手看见，一箭射中其右翅，凤凰忍痛飞至桑水南时，一片羽毛坠落此地，因此取名“凤羽”。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在称说自己的村名时，使用的语音形式仍同“凤羽”，村口的门匾上也是正面为“峰峪”，背面为“凤羽”。这样看来，“峰裕”又应归为叙述性地名。

再如“倍加造”，《大同县志》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村西三里铺烽火台有军队驻守，且养有军马，当时养马者常穿皂衣（黑衣），洪武十年（1377），洪洞县部分移民迁移至此，贝姓者居多，故名“贝家皂”。清同治十年（1871），本村四位秀才商量修改村名，各自写在自己掌心，展开手掌后不谋而合，都写作“倍加造”，意思是倍加努力改造落后面貌。因此该地名既反映了史实或传说，又寄托着命名者的意愿，归起类来非常复杂。

对于以上两难的情况，我们采取以下处理方法：以当下的地名形式为主，以地名蕴涵的史实和传说为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从当下的地名直接看出其命名方式，就直接进行归类，如果不能，则根据地名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归类。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将“峰峪”归为描述性地名，将“利仁皂”归为寓托性地名，将“倍加造”归为叙述性地名。

3 云州区地名的语音分析

地名作为语言中的专有名称，其读音是方言语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会保留当地早期的语音面貌。下面首先列出云州区峰峪乡的音系，进而将大同地名用字特殊读音分类列举，字音特殊的加“□”表示，地名后的ABC表所在地区，A表北部山区，B 表中部平原，C表南部山区。

峰峪话声母共有23个，p，，m，f，v，t，，n，l，ts，。

峰峪话韵母共有35个，ɿ，ʅ，a，ɛ，Ɣ，ɔ，i，u，y，əɯ，ei，ia，iɛ，iɔ，iəɯ，ua，uɛ，uə，uei，yɛ，，uŋ，yŋ，aʔ，əʔ，iaʔ，iəʔ，uaʔ，uəʔ，yaʔ，yəʔ，ər。

峰峪话共有5个单字调，阴平32，阳平312，上声53，去声24，入声34。

3.1 韵母读音特殊

3.2 声调读音特殊

（1）前字变

（2）后字变

3.3 儿化

3.4 声韵调存在两种读法

云州区的地名读音既反映了该方言点底层连读变调规律，也可为地名的来源提供一定的佐证。

李小凡将连读变调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简化型、异化型和中和型，其中简化型变调包括减少连调式调型的曲折和降低升降的幅度。前者在云州区的表现为阳平无论作前字还是后字，往往会变为上声。在云州区西南片代表方言点峰峪话中，地名中的前字或后字为阳平调（312）时，通常会因减少连调式的曲折而发生简化变为上声（53），如“道”“”等。这类变调在当地较为土俗的词语中也频繁出现，前字变调如“寨”“南”“入”“人”“头”“天”等，后字变调如“房”“上”“下”“头”“后”“上”“下”“起”“过”“场”“花”“前”“堂”“后”“戒”“扶”“以”“外”等。这些词多为方位、处所以及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词汇，它们代代相传，具有一定的稳固性，而其他受普通话影响后起的词则不会出现类似的变调情况。后者降低升降幅度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较为罕见，地名“”是反映这一变调的个例，由于两个上声相连（53+53），造成两个降调连读，字组总调型形成双曲，为降低升降幅度，后字变为阴平（32），使之得以简化。

在地名连读变调中，有一种变化并不多见，即去声字与阴平字组合时，后字有时会变读为上声，如“”，但这种变化并不稳定，如同样的连调式“”就无音变发生，在日常口语中也很难找到类似的音变现象。阴平调值32，属纯低调，所谓纯低调，指一种不以调拱来做区别的低调，它的语音实现为最低平（22）、低降（32）、低凹（323）或低升（23）。纯低调调值不稳定，可能受语音环境的影响发生变调。朱晓农指出：纯低调在链式演化中起到关键作用，能平衡声调声调系统的格局。当推链压力来自降调时，它将自我调整为升调，这种属于逆时针链移；当推动力来自升调时，纯低调会抬高调头变为中降调42，这种属于顺时针链移。朱晓农、李菲进一步指出顺时针链移总体规律为：32>42>52>55>45>35>24>23|323|32，这种纯低调顺时针演化规律并非个例，在泰语及汉语方言中均有分布。有鉴于此，我们推测，“上庄”“下庄”等两字组很有可能是受到前字去声（24）的推动力，纯低调抬高调头变为中升调42，之后继续顺高化，从而成为目前的高降调53。

其次，地名的读音也可以为地名的来源提供一定的佐证。如“黎峪”读作，这并不符合云州区的音系，在音理上也解释不通，但如果我们了解“黎峪”这一地名的来源，就很容易理解。据《大同县志》记载，“黎峪”原名为“林玉”，因此，虽然现在书面记录为“黎峪”，当地人仍然习惯读作。类似的情况还有“兼场”，音，因其原名为“碱场”，故“兼”变为上声。因此地名的读音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同县志》关于地名来源的记载是有道理的。

4 云州区地名历时对比分析

李如龙将地名的“名”与“实”的关系分成了五种，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云州区“名异而实同”的现象。我们将云州区现辖所有村庄名称与《大同府志》中的村堡名称进行比较，通过地名语音形式的对照以及《大同府志》中提到的“距城距离”来确保“实同”，例如《大同府志》载“莺坊沟，距城三十里”，而现在云州区没有“莺坊沟”，却有语音形式近似的“营房沟”，而该地与“三十里铺”的垂直距离又接近，我们就认为“营房沟”与“莺坊沟”是“实同”而“名异”。

经统计，我们发现在当前云州区161个村庄中，有24个是《大同府志》没有记载的，有84个地名名称发生了变化，剩下的53个地名与《大同府志》中保持一致。我们将发生变化的村名归为五类：（1）通名发生变化（44个）；（2）讹写产生的变化（23个）；（3）因经济性原则产生的变化（9个）；（4）因区别性原则产生的变化（7个）；（5）因历史事件产生的变化（1个）。

由于篇幅原因，我们只简要介绍部分地名发生变化的情况。在因讹写而改变的地名中，其中大部分是人们因读音相似而无意间讹写产生的，但也有一些是命名者有意而为之的，例如把“石人”写作 “石仁”，把“聚落城”写作“聚乐”，能够明显看出命名者是有意使地名具有深层次的寓托意义，而非无意间的误写。再如把“山子皂”“孟家皂”“邵家皂”中的“皂”字全部写作“造”，而“利仁皂”中的“皂”却保持不变，这当然也不是误写。改动是任意性地名理据化的表现，“利仁皂”之所以不改则是由于“利仁皂”属寓托性地名，人们不会轻易对良好的寓意进行改动。

通过观察地名的变化以及地名讹写情况，我们可证实或证伪一些关于地名的故事和传说。例如“落阵营”相传因明军在大同地区抵御外族入侵，因在此处安营故得名“落阵营”。这一来源不太可信，因为该地在乾隆年间《大同府志》中记载为“乐镇营”，在光绪十八年大同县疆域图中也记载为“乐镇营”，现在的“落阵”二字很有可能是讹写。

遇驾山是因历史事件而更换的地名。关于遇驾山村名的来历，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白登山，一将军接驾相遇在此山，因此起名遇驾山；另一种说法认为此村建于乾隆年间，原名遇家山，后因慈禧光绪西逃路过此地而得名遇驾山。

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据《大同府志》记载，“遇家山，距城五十里”，也就是说该地清朝名为“遇家山”。而据《流亡日志——慈禧在山西的53天》记载，在1900年八月初六（八月三十日），慈禧一行西逃途中抵达大同县，大同府内包括总兵杨鸿礼在内的大小官员出城，到五十里外的地方恭迎圣驾。而该地距城恰为五十里，因此该地因大同府官员在此迎接慈禧太后一行而改名是基本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