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晚6点多，住在福州的李艺淘一家被窗外声音吵得心慌。她走到离家50米开外的小区中心广场。六十多岁的大爷大妈们排着队形，围着一个黑色行李箱大小的音响，跟着音乐跳舞。
一旁的噪声检测仪屏幕显示：68.8分贝，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多项研究表明，人们若长期暴露于60-70分贝的噪声环境，可能会对睡眠、听力及心血管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这个仪器是李艺淘向当地公安局、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连续投诉3年，拨打了上百个电话换来的。
协商无果，报警成“循环”
检测仪安装以后，小区一度恢复安静。可没过5个月，2026年4月，广场舞队伍带着音响卷土重来，每晚检测仪数字都飙升到60分贝以上。
晚上6点半，“心在跳、情在烧——”伴随着强烈的节奏从小区中心广场传来，她的心也跟着音响节奏跳得很快，开始胸闷，女儿在卧室关上门窗，没法静心写作业。
她循声下楼找到小区中心广场上领舞的人，希望她能把音响调小一些。
“您好！你们的声音很吵，能不能小声一点！”李艺淘屡次提高音量试图盖过音乐的声音，大声协商，这位40岁左右的女士才调低音量回头，皱着眉反问：“你刚说什么？”
广场舞团陆续把李艺淘围拢在中间，十几双眼睛盯着她，七嘴八舌开始“评理”：“我们这就是正常锻炼，你女儿学习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合理健身有什么错？”“神经病，影响大家跳舞。”
李艺淘提出了解决方式，比如能否戴上耳机，但对方又以“没有气氛、不舒服”回绝。她说，整个协商过程中，没人意识到影响周边环境是不对的。眼见沟通无果，她只能在一片指责声中回家。
协商碰壁，忍无可忍之下，李艺淘再次下楼，走到广场舞队伍旁边，拨打110报警。
民警来了，直接走向音响，调低音量，随后上前解释了来由，广场舞领队没再说什么。
民警还打电话叫来物业经理，告知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是小区噪音的第一责任人，有职责处理。可是物业经理表现出束手无策的样子，他们曾和李艺淘讲过，每次接到投诉都进行劝阻，但对方不理会，他们也没有强行制止的权力。物业还曾向社区居委会反映情况，但也没有结果。
尽管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表示，产生社会生活噪音的，经劝阻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拘留或罚款。但李艺淘始终没等来对噪音制造者的行政处罚。
在她推进立案并向警方反复追问案件进展的过程中，警方以第三方机构检测到李艺淘家中分贝为58.1为由，终止了案件调查。她随后又对派出所提起了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
不止一个人被噪音困扰
和李艺淘有一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投诉无门”把噪音维权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引发激烈冲突。2025年，江苏盱眙一广场舞爱好者因音响声音太大，被附近奶茶店负责人扇击脸部致脑震荡、面部擦伤，奶茶店负责人被行政处罚；2026年5月，陕西西安一名老人因噪音问题与邻居在业主群互相谩骂，后老人手持菜刀砍伤邻居，被追究刑事责任……
多种多样的噪音正困扰着许多人，中国噪音投诉量逐年上升。据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委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全国噪音总投诉量连续4年上升，增幅约为51.7%，2025年投诉量约683.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占比七成，超过500万件。
协商困境普遍存在
家住上海的30岁上班族王静怡也被噪音侵扰了一年多，陷入了协商困境。
从2025年3月开始，她所住的4层楼卧室总会被6楼一户人家的烘干机吵得难以入睡。
起初王静怡决定去找邻居协商解决。她上楼敲门，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男人露出半张脸。
她尽量把语气放平和，“您家开烘干机时，我家有很响的声音。真的挺困扰的，您可以来我家听听看。”
“我不去，我在家想干嘛就干嘛。”男人说罢，关上了门。
吃了闭门羹后，王静怡只能重回卧室“硬扛”。持续的“嗡嗡声”从天花板传到枕头旁，她感觉“自己睡在了烘干机里，全身的器官仿佛都跟着声音振动”。连续半年，她抱着被子搬到客厅沙发上，戴降噪耳机听舒缓的音乐，希望转移注意力。但第二天她醒来还是会头疼、疲倦。
她也找过7楼同样被烘干机声音吵得难以入睡的邻居一起去6楼沟通，换来一句“我尽量吧”，可噪音还是没能停止。王静怡不堪其扰，一次次上门沟通，而对方也愈发不耐烦，从一开始的客套，逐渐升级为暴躁，甚至有次直接骂道：“你脑子有毛病吧？”
39岁的王鹏也被每天晚上楼上孩子的跑动声吵得头疼。“咚咚”声总是毫无预兆突然响起，王鹏和妻子睡觉会被突然惊醒。
起初上门沟通时，王鹏建议邻居铺个爬行垫，但对方却嫌“铺垫子麻烦”，不了了之。他前后上楼沟通了三次，后来邻居连门都不开了，隔着门板吼：“家里的事轮不到别人管！”
社会生活噪音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小到楼上孩子的跑跳噪音、空调外机等设备运行产生的低频噪音，大到广场舞、露天KTV等公共空间噪音。虽立法存在仍然投诉无门，受此困扰的“苦主们”只能自己想方设法地和噪音作斗争，以换一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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