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北京中南海，许世友向毛泽东提起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主席，您还记得二野那个打仗很猛的王疯子吗？他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这句话背后，不只是一次求情，更牵出了一位战将起伏跌宕的军旅人生。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191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后来改名的红安县。家境贫寒，他很早便给人放牛、做长工。大别山革命风潮兴起后，少年王近山接触到红军，1930年参加红军，年仅15岁。
年纪小，胆气却大。红军时期，他很快成长为连队干部，因十六岁便担任连长，被战友称为“小连长”。这个称呼听着稚气，战场上的王近山却一点不稚嫩。
1932年商潢战役中，红军进攻一处险要阵地，久攻不下。王近山主动请战，带领部队冲上高地，和敌人展开近身搏斗。他曾与敌兵一同滚下悬崖，头部受伤、失血严重，落地后仍拔枪将敌人击毙。战斗结束，战士发现他已经昏迷，手却还紧紧攥着枪。
这种不要命的作战方式，贯穿了他的早年军旅生涯。长征途中，警卫员常常要几个人一起拦住他。有人形容，战场上的王近山像一团压不住的火，“王疯子”的名号也由此传开。
有意思的是，传闻中的“王疯子”并不是五大三粗的莽汉。到达延安后，许多人见到本人，才发现他面孔清秀，说话不急，甚至有些文静。只有到了战场上，那个敢于冲锋、善于决断的王近山才会显露出来。
他的“疯”，并不等于蛮干。1943年10月24日，韩略村伏击战中，王近山指挥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第16团，利用公路两侧地形设伏。日军车辆进入伏击圈后，部队迅速切断退路，以地雷、机枪和步兵火力展开攻击。
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发现，遭到歼灭的并非普通运输队，而是日军组织的军官观战团，其中有日军少将旅团长等军官。韩略村一战，规模不算最大，却因打掉大批日军军官而极具影响，也说明王近山不仅敢冲，更懂得抓住战机。
解放战争中，他的性格再次在大杨湖战斗中体现出来。1946年9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面对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对手装备精良，阵地工事坚固，村外还有壕沟和芦苇荡，强攻并不轻松。
王近山没有回避困难。他在作战会议上表示，六纵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部队即便打到只剩一个班，也要完成任务。邓小平当场称许，刘伯承也支持他放手作战。
战斗持续数日，六纵伤亡较大，仍未能迅速突破。9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来到前线，要求部队认真准备，既要有决心，也不能凭冲动蛮干。王近山随后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展开夜间攻击。
9月6日凌晨，六纵攻入村庄，逐步压缩敌军阵地。由于部队损耗严重，机关和后勤人员也被组织起来支援战斗。大杨湖失守后，整编第三师防线迅速瓦解，师长赵锡田被俘。多年以后，邓小平仍评价王近山的作战风格：“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担任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1951年，他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承担重要作战任务。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和长期积累的劳损，也在此后逐渐显现。
1953年回国后，王近山先后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遗憾的是，1960年代中期，他因个人问题受到处分，被撤销原有职务，后来到河南一个农场工作。昔日统率大军的将领，转而在黄河边处理农场事务，身份落差十分明显。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近山希望重新回到部队，便写信托老部下肖永银转交。肖永银当时已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他又找到许世友，请这位老首长代为反映情况。
许世友与王近山有长期共事的经历，清楚这位老战友的功劳和脾气。他向毛泽东转达了王近山的处境。此后，王近山重新获得工作安排，前往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
1969年7月，王近山抵达南京。车站上，肖永银、尤太忠、吴士宏等旧部前来迎接。王近山提着皮箱，身边还带着几只农场养的母鸡。四年农场生活留下的风霜，已经写在他的头发和脸上。
重新回到军队后，王近山与家人团聚，生活逐渐恢复平静。然而多年征战留下的身体隐患并未消失。1974年，他开始出现严重不适，后被诊断为胃癌。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病逝，享年63岁。
弥留之际，他仍惦记着战场，曾问儿子：“敌人打到哪里了？”听说李德生在前线，他才稍稍安心。这个细节未必能概括他的一生，却能看出军旅生涯早已成为他的本能记忆。
王近山去世后，邓小平亲自过问悼词。看到王近山生前最后职务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邓小平在“副参谋长”后补写“顾问”二字。随后，中央军委下发通知，任命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葬待遇按大军区正职办理，日期为1978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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