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一辈子只会低头刨土的庄稼汉，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松树皮，性格也像那老树一样，枯燥、沉默，不管风怎么刮，他都只会往下扎根，死死咬住那几亩薄田。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本就过得紧巴。
在农村，像我们这样没有家族势力、没有兄弟帮衬，甚至连吵架都不会大声的软弱家庭，就像是掉进狼群里的羊，谁路过都想扯下一把羊毛。
刘二宝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无赖，仗着本家兄弟多，年轻时在镇上跟着流氓混过几天，回到村里便成了横行霸道的村霸。起初，他只是占点小便宜。我家挨着他家的玉米地，每年春耕犁地的时候，他都会悄悄把两家地界上的界石往我家这边挪半尺。
三年下来，我家生生被他犁去了一垄地。父亲看在眼里，晚上坐在院子里抽闷烟，叹着气说，一垄地就算了，乡里乡亲的，别惹事。
可是退让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让他摸清了我家的底线。刘二宝开始变本加厉。村里修引水渠，按理说每家每户按地头交水费，轮流灌溉。到了大旱那年，全村的苞米都渴得卷了叶子。轮到我家浇地的那天半夜，父亲拿着铁锹去渠口守着，却发现水流被人从中途截断了。父亲顺着水渠往上走，看到刘二宝正抽着烟，把他家的缺口挖得老大，水全哗哗地流进了他的地里。
父亲急了，上前理论，说这水是我家交了钱排了号的，你再浇一晚上，我家的苗就全旱死了。刘二宝把铁锹往地上一杵，斜着眼睛冷笑，说他家的苞米不喝足了水，这渠里的水就别想往下流。两人争执了几句，一辈子没跟人动过手的父亲，被身强力壮的刘二宝一把推下了三米多深的干渠。
那天夜里，我是被同村的人叫醒的。等我跑到村卫生所，父亲满身是泥，捂着胸口疼得直不起腰。医生说，肋骨断了两根，得去县医院。母亲在一旁抹眼泪，从手绢里抠出几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
我双眼通红地要去报案，去找村干部。可结果呢？村干部和稀泥，说没有目击证人，天黑地滑，谁也说不清是不是父亲自己踩空掉下去的。派出所来人问了话，刘二宝一口咬定是父亲自己没站稳，最后只能调解，刘二宝满不在乎地扔下两百块钱营养费，大摇大摆地走了。
看着病床上疼得整夜睡不着的父亲，还有母亲熬红的眼睛，我的心像被放在火上烤。我今年二十四岁，在镇上的修车厂上班，我有一身力气，我可以在夜里拿着扳手去把刘二宝的腿打断。可我若是进去了，家里这两个老弱病残谁来管？
在农村，很多时候道理是讲不通的，法律的阳光照到这偏僻的角落时，也总会被那些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遮挡。这里遵循着最原始的丛林法则——你越弱，别人就越敢踩着你的脸往上爬。
我心想硬刚肯定不行，但我也绝不能再让我家受这种窝囊气。对付野兽，不能讲道理，只能用比野兽更可怕的獠牙去震慑。
安顿好父亲出院后，我请了三天假，揣着存折上所有的两万块钱，坐上了去省城狗市的大巴。
省城的狗市在郊区，连绵几公里的棚户里充斥着动物的粪便味、劣质狗粮的味道和各种犬吠声。我没有看那些毛色发亮的宠物狗，也没有看普通的看家土狗。我顺着最吵闹、气味最冲的区域往里走，直到走到一家看起来快要倒闭的獒园。
前些年藏獒市场被炒得火热，这几年泡沫破裂，许多养殖户赔得血本无归，连狗粮都买不起，只能贱卖或者遗弃。那家獒园的老板正愁容满面地抽着烟，院子里用粗铁腕拴着十几条饿得有些皮包骨头，但骨架依然庞大得吓人的藏獒。
我站在铁丝网外，看着那些巨兽。它们即便落魄，眼神里依然透着一种令人胆寒的原始野性。那是一种没有被人类完全驯化的、只服从于力量的冷酷。
我指着角落里一只体型最大、毛色黑黄相间的公獒问老板怎么卖。那只公獒站起来，巨大的头颅几乎齐到我的胸口，喉咙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像一台随时准备绞碎一切的机器。老板看我一眼，叹口气说，这狗叫黑子，纯种的铁包金，以前有人出两万都没卖，现在连肉都喂不起了，你要是诚心要，给个几千块牵走。
我没有急着还价，而是看向了黑子身后。那里有一头母獒，还有六只已经半大的幼犬。幼犬虽然只有六七个月大，但体型已经赶得上普通的成年狼狗了，因为饥饿，它们正焦躁地在笼子里转圈。
我转头看着老板，平静地说，这八只，我全要了，你给我个痛快价，但我有个条件，你得帮我把它们运回村里，连带那些关狗的粗钢筋笼子一起。
老板愣住了，大概没见过我这样买狗的。最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交涉，我用一万五千块钱买下了那八只藏獒，外加一堆拆卸下来的钢筋笼子。剩下的五千块，我在附近的屠宰场买了一大批便宜的鸡骨架、碎肉和猪下水，装了满满几十个编织袋。
那天傍晚，一辆轻型卡车轰鸣着开进了我们村。卡车上盖着厚厚的防雨布，但布底下传来的低沉咆哮声，让村头那些平时喜欢东家长西家短闲聊的女人们吓得闭上了嘴，纷纷退到墙根底下。
我指挥着司机把车直接开进我家宽敞的后院，父亲拄着拐杖，母亲扶着门框，两人看着我把几个巨大的铁笼子卸下来，看着里面那些龇牙咧嘴的庞然大物，吓得脸都白了。
母亲哆嗦着问我，林子，你买这些玩意儿干啥？咱家哪有钱养它们啊！
我一边把生肉扔进笼子里安抚那些焦躁的巨兽，一边转过头，看着父母那两张写满了一辈子委屈和恐惧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妈，从今天起，它们就是咱家的门神。只要有它们在，这村里谁也别想再动咱家一根指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去上班。我用买回来的钢筋和粗铁丝，在院子前头靠着大门的地方，焊了一个长五米、宽两米五的巨大的狗圈。狗圈的栏杆比大拇指还粗，深埋进地下，上面还拉了防攀爬的铁网。
那八只狗来到新环境，对我充满了警惕和敌意，尤其是那只叫黑子的头犬。我没有急于靠近它，每天只是准时煮一大锅肉汤，把鸡骨架和猪肺熬得软烂，端到它们面前。我站在笼子外，死死盯着黑子的眼睛。动物的世界很简单，谁掌握了食物，谁不畏惧对视，谁就是头领。
第四天的时候，黑子在吃食前，对着我低下了它那硕大的头颅，喉咙里的呼噜声也从警告变成了顺从。我知道，我收服了这支野兽军队。
为了立规矩，我买了一根成人手腕粗的皮鞭。它们如果冲着我父母呲牙，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抽在旁边的地上，发出爆响。很快，黑子明白了在这个家里，谁是需要保护的，谁是不能冒犯的。
村里人很快就知道了我家养了八只怪物，平时那些喜欢来我家借东西不还，或者路过顺手牵羊扯两把蔬菜的邻居，再也没有人敢靠近我家的大门。只要有人在门外逗留超过十秒，院子里就会爆发出如同闷雷般的狂吠，八只藏獒撞击铁栏杆的声音，能把人的魂都吓飞。
刘二宝自然也听说了这件事，但他是个狂妄惯了的人，在他的认知里，我不过是个软弱可欺的闷葫芦，养几只狗也就是壮壮胆，根本不敢放出来咬人。
秋收的季节到了，村里的打谷场不够用。我家门外有一块平整的空地，平时用来晾晒自家的粮食。那天下午，我正在后院修农具，听到前院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和嚣张的叫骂声。
我走到前院，隔着铁大门，看到刘二宝正指挥着他弟弟，把一车刚收的湿玉米直接倒在我家门外那块清理好的空地上。那是我父亲拖着没好利索的身体，扫了整整一上午才扫干净的地方。
我拉开大门，走出去，平静地看着刘二宝说，这是我家的地界，把你的粮食弄走。
刘二宝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满身的酒气，手里还拎着一根撬棍。他走到我面前，用撬棍顶着我的胸口，满脸横肉拧在一起：“林子，长本事了啊？敢跟你宝哥这么说话？这块地写你名字了？老子今天就晒在这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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