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城市的喧嚣已经被夜色彻底吞没。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的信息，她说账户里又快没钱了，如果明天交不上三万块钱的押金，彤彤的下一个疗程就要被迫中止。我看到那条信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随后我靠了在冰冷的铁皮柜旁。
我的女儿彤彤当时五岁，躺在市儿童医院的血液科病房里，靠着昂贵的靶向药和频繁的输血维持着生命。妻子辞了工作全职陪护，我白天在快件分拣中心打零工，晚上则到殡仪馆守夜。即便如此，每个月流水般的医药费依然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此时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车轮滚动声，那晚的值班司机老赵推着一辆转运车走了进来，车上躺着一具刚刚从交通事故现场拉回来的遗体。
老赵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递给我一份登记表。“市郊环路出的事，被一辆违章的大货车剐蹭了。是个老太太，身上没带身份证，家属还没联系上。交警队那边说先送过来冻着，等明天排查出身份再通知家属。”
我点点头，戴上乳胶手套，按照流程开始做遗体的初步清理和登记。老赵打了个哈欠，去隔壁值班室抽烟了，停尸间里只剩下我和这具安静的遗体。
老太太看上去年纪很大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一样。车祸的创伤主要在头部和一侧肩膀，但万幸的是，她的面容还算完整，透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我拿出生理盐水和棉签，小心翼翼地清理她脸上的血迹，接着记录她身上的遗物。
衣服是普通的碎花布衫，口袋里只有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和一串钥匙。就在我准备将她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时，在停尸间惨白的白炽灯下，一道微弱却刺眼的金光闪了一下，那是老太太右手无名指上的一枚金戒指。
戒指很粗，款式非常老旧，表面甚至因为长年的佩戴而有些磨损，但在灯光下依然散发着沉甸甸的光泽。我的目光就像被胶水黏住了一样，怎么也挪不开。因为那枚戒指分量不轻，少说也有十几克，按照当时的金价，哪怕是拿到二手金店去回收，也能换个好几千块钱。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血液直往脑门上涌。三万块钱的医药费缺口像一道催命符一样在我脑海里盘旋。妻子在电话里压抑的哭声，彤彤苍白的小脸，还有护士长充满同情却又无奈的眼神，走马灯似的在我眼前交替出现。
“她已经死了，用不上这个了。可是彤彤还需要救命。”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如同野草般疯长。
我咽了一口唾沫，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停尸间大门。老赵还在隔壁抽烟，走廊里静悄悄的。监控摄像头在几天前就坏了，报修单还在主管的办公桌上压着。那是一个绝对的盲区，我心想这是一个完美的时机。
于是我的双手不受控制地伸向了老太太的右手，她的手指有些僵硬。我屏住呼吸，手指颤抖着握住那枚戒指，轻轻往外褪。老太太的关节有些粗大，戒指卡在骨节处。我咬了咬牙，用了一点力气，甚至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微红的划痕。
当那枚带着冰冷体温的戒指落入我掌心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我迅速将它塞进了防护服内侧的口袋里，贴着胸口。
第二天清晨，交接班后，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老城区一家偏僻的典当行。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拿着放大镜对着戒指看了一会儿，又用火烧了烧，最后扔在电子秤上。
“成色不错，老金子，一口价，八千块。”
我当时没给老板讨价还价，因为我只求尽快能拿到钱。拿着厚厚的一沓现金，我转身跑了出去，直接坐公交车去了医院。加上我之前东拼西凑借来的一点钱，刚好凑够了三万。
站在收费窗口前，看着打出来的收据，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彤彤的药终于接上了。我去病房看女儿，她正安静地睡着，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阴影。妻子疲惫地靠在床边，看到我手里的收据，眼圈一下子红了，问我钱是从哪里借来的。我避开她的目光，撒谎说是老板提前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
那一刻，我以为危机解除了，却不知道，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
第三天晚上，我照常去殡仪馆上夜班。刚走进大厅，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大厅里停着一辆警车，几个警察正在和我们主管交涉，旁边还站着一个满脸憔悴、双眼通红的中年男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心里瞬间渗出了冷汗。我强装镇定地走过去，只听见那个中年男人正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对警察说：“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找。钱不钱的无所谓，那枚戒指对我爸来说太重要了。我妈出车祸走了，我爸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里，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妈的戒指......那是他们的命根子啊！”
主管在一旁擦着汗，连连保证：“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调查。当晚值班的人员都在这儿，我们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脑子里嗡嗡作响。警察开始对我们当晚值班的人员进行逐一问话。轮到我的时候，我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对面是两个目光锐利的警察。
“案发当晚，你是负责初步清理遗体的人，对吧？”警察看着手里的笔录，头也没抬。
“是……是我。”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声音颤抖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疑。
“死者家属反映，死者生前右手无名指上一直戴着一枚金戒指，但在遗物清单里并没有这项。你在清理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警察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盯着我。
我死死地捏着衣角，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我想坦白，但一想到医院里的彤彤，一想到坦白后我可能会面临的牢狱之灾，以及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将彻底垮塌，恐惧就战胜了理智。
“没……没有。我当时只看到口袋里的零钱和钥匙，手上的东西……我没注意，可能是在车祸现场掉了吧。”我低着头，死咬着那个谎言。
警察没有继续逼问，只是让我签了字。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我的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湿透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像活在了地狱里。白天在分拣中心，我常常因为走神把包裹扔错地方而被领班痛骂；晚上在殡仪馆，只要一看到停尸间的门，我就会浑身发抖。老太太那张平静的脸，仿佛总在暗处静静地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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