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vol. 24 no.24
「平」论
2026/09/02
September
欧洲的问题不是看不清，而是动不了。
第24期
总第24期
编者按
PREFACE
在AI、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欧洲拥有的深厚科研基础与工业传统，却迟迟未能转化为足够快、足够大的产业行动。例如，2023年欧盟AI风险投资仅约80亿美元，远低于美国的680亿美元和中国的；欧洲量子公司数量占全球约三分之一，专利占比却只有6%，科研与产业转化之间的鸿沟清晰可见。
本文指出，欧洲的困境不在于看不清问题，而在于陷入心理与实践的双重掣肘：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使“战略自主”始终停留在政治话语层面，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双重恐惧则让安全逻辑压倒了产业逻辑。此外，欧盟统一的行政节奏与集体决策机制，也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反而成为限制行动的枷锁。欧洲真正的出路，或许不在于欧盟内部进一步统一，而在于允许各成员国依据自身比较优势，以不同速度、不同重点推进产业与外交，重新获得选择的自由。
笔者本周在瑞士苏黎世开会，最大的感受不是欧洲发生了什么，而是欧洲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街道依然安静，生活依然体面，社会依然按照熟悉的慢节奏运转。欧洲的普通人没有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新一轮产业革命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欧洲的精英当然知道问题所在，他们谈论竞争力、技术主权、产业转型，也清楚欧洲正在被中美拉开距离。但这种焦虑停留在报告、会议和政策文件里，迟迟转化不成足够快、足够大的行动。
这与硅谷和中国沿海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在融资、扩张、试错，后者在应用、迭代、产业化；欧洲还有很好的大学、研究机构、工程师和工业基础，但整个社会还没有进入“必须改变”的状态。
岁月静好，恰恰是问题本身。欧洲是温水里的青蛙，水温在上升，青蛙也知道水温在上升，但它已经跳不动了。为什么跳不动？笔者的判断是：欧洲的问题不是看不清，而是动不了。岁月静好的惯性，让社会和政治的扭转在心理层面就已不可能；欧洲的任何行动又都会受到多重结构性约束，在实践层面同样不可能。心理与实践的双重掣肘，已经决定了欧洲在这场科技革命中的位置：不是第三极，而是旁观者。
2026年8月31日的苏黎世（图源：作者提供）
01
下一个科技革命中，
欧洲还剩下什么？
关于欧洲家底，流行两种相反的判断：一种说欧洲百年积累还在，不必慌张；一种说欧洲已经一无所有，出局已定。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对，也都不对。
AI：有科研、有企业，没有生态
欧洲在AI领域并非没有基础。伦敦孕育过DeepMind，2014年被谷歌收购；法国有Mistral AI，德国有Aleph Alpha，还有Celonis、DeepL这样在企业软件和翻译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欧洲的大学、科研机构和数学传统，仍在持续供应高水平人才。
欧盟委员会自己也承认：欧洲研究基础较强、AI初创企业较多、科研人才规模可观，但资本投入和企业规模化明显落后。数字很直观：2023年，欧盟AI风险投资约80亿美元，美国约680亿美元，中国约150亿美元。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生态的问题。美国资本能支撑企业长期烧钱、快速扩张、大规模采购算力；欧洲企业在产品尚未形成全球规模之前，就要先穿越二十几个国家的法规、税制、语言和市场准入。
2008年至2021年，欧洲创立的147家独角兽企业中，40家把总部迁往海外，绝大多数去了美国。欧洲培养人才和企业，然后把成长的最后阶段、资本收益和平台控制权，一并交给了美国。
Mistral的处境最有象征意义：它是欧洲少数能参与前沿大模型竞争的企业，却依然依赖美国云基础设施，并与微软深度绑定。欧洲不是没有AI，而是没有从算力、模型、云平台到全球市场的完整生态。
量子和生物技术：
科研很强，转化很慢
量子是欧洲“科研强、产业弱”最典型的样本。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欧洲拥有全球约32%的量子公司，却只占全球量子技术专利的6%；2012年至2024年，欧洲量子技术累计从全球仅获得约6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公共投入和跨国项目高度碎片化。欧盟2025年发布的《量子欧洲战略》同样承认：欧洲有世界级的量子科研和约三分之一的全球量子公司，但在把创新变成市场、形成统一市场、获得持续融资上全面落后。
生物技术的情况稍好。欧洲拥有BioNTech、argenx、诺和诺德、UCB、罗氏、阿斯利康这一串名字，在药物研发、临床医学和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上仍是重镇。但同样的转化问题横在那里：美国的生物医药风险资本更厚、市场更集中、IPO和并购退出更顺畅。欧洲写得出论文和专利，却养不出全球性的公司。
欧洲技术强、企业少、产业链弱。欧洲的问题不是“没有科学”，而是科学成果穿不过资本、市场和产业化的长链条。
一名技术人员正在检修冷却量子计算机的低温恒温器（图源：BBC）
02
欧洲已深陷心理
和实践的双重掣肘
欧洲的问题不能只归结为缺钱或企业保守。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心理和实践两个层面，欧洲都没有完成战略转身。
对美国的依赖：
“战略自主”至今仍是政治话语
欧洲一直在谈战略自主，提出了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概念，但这种自主始终在美国主导的安全和技术框架内讨价还价。
安全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是：2020年至2024年，美国占欧洲北约成员国武器进口的64%，高于2015年至2019年的52%。也就是说，欧洲增加军费，买来的主要不是欧洲的自主能力，而是美国的武器、软件、卫星情报和指挥系统。
经济上，2025年7月的美欧贸易协议把这种依赖明码标价：15%的统一关税照单全收，外加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承诺、7500亿美元美国能源采购和数千亿美元军购订单。
技术上同样如此。欧洲讨论主权云，美国云厂商占欧洲市场约七成；欧洲讨论AI主权，训练前沿模型所需的GPU、云服务和资本主要来自美国。
欧洲的“自主”停留在话语层面：希望美国少管自己，却不愿支付真正脱离美国体系的成本。
对俄中的恐惧：
安全压倒产业，风险压倒机会
第二重心理掣肘是恐惧。
对俄罗斯的恐惧，把产业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已无法用能源、市场和产业的逻辑处理对俄关系，安全优先级全面压倒经济优先级。预算最能说明问题：北约海牙峰会承诺2035年前军费及相关投资达到GDP的5%，各国雷厉风行；而德拉吉报告为欧洲产业竞争力开出383条建议，一年只落实了11.2%。恐惧决定预算，预算决定能力。
对中国的恐惧，则把市场机会变成了安全风险。“去风险”不断扩大：电动车、电池、光伏、储能、关键原材料，欧洲一边需要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供应链，一边把这份需要定义为安全风险。
电池是最好的缩影。2023年，中国占全球电池中下游制造能力的80%以上，负极材料产能约占全球98%；欧洲绿色转型绕不开中国供应链，“战略自主”又要求降低依赖，于是政策卡在中间，两头不靠。结果代价是，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到约3600亿欧元，比2019年翻了一倍多。越“去风险”，越依赖；越恐惧，越被动。
实践的两面挤压：
能力被美国稀释，
空间被中国压缩
欧洲的实践困境，来自两个方向的挤压。
一面是美国。二战后，马歇尔计划推动了欧洲再工业化，也把欧洲带进一个美国主导的经济、安全和技术秩序：马歇尔计划附带贸易开放和经济协调条件，北约把欧洲安全纳入美国军事体系。这套秩序帮助过欧洲，也塑造了欧洲的天花板：美国允许欧洲在工业、制造和专业设备上保持比较优势，但在金融、平台、云计算、核心软件和资本市场等具备全球定价权的领域，美国基本已经扼杀欧洲。二战以来美国对欧洲的能力稀释，不管有意无意，已经结构性成型且几乎无法逆转。
另一面来自中国。中国对欧洲的冲击不是低价商品，而是技术、规模和供应链体系的综合竞争：电动车、电池、光伏、储能、通信设备，甚至AI和云计算，欧洲企业要同时面对中国技术能力的提升和中国制造的规模优势。欧洲能真正形成比较优势的领域越来越少；高端汽车、工业设备、生命科学、精密制造还在，但每一个都在被追赶。
两句话概括欧洲的实践处境：美国结构性地稀释了欧洲的能力，中国体系化地压缩了欧洲的空间。想通过监管保护自己，但监管代替不了产业；想通过补贴建立产业，但缺资本、缺能源、缺市场；想减少外部依赖，但又无法同时离开美国和中国。这就是实践性掣肘。
德国工业联合会在探讨更强硬的对华策略，并且民调显示德国多数公众支持对更强硬对华政策（图源：美国之声）
03
欧洲唯一的希望，
在于“没有”欧盟
这句话听起来激进，但“没有”欧盟不是主张欧盟解体，也不是回到民族国家各自为战的时代，而是：欧洲不能再被单一的行政节奏、统一的政治话语和僵化的集体决策束缚。笔者不是欧洲专家，但以笔者对政治本身的理解，欧盟的继续存在大概率会成为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欧洲很可能需要离开欧盟，才有未来。
欧盟是经济上行和政治稳定期的优等设计：统一市场、共同规则、集体议价。但上行期用来议价的规则，到下行期却恰恰成为行动的最大枷锁。技术以月为单位迭代，布鲁塞尔以届为单位立法；政策文件出了一摞又一摞——竞争力指南、AI大陆行动计划、创业和规模化战略——但德拉吉383条建议一年只落实11.2%。政策文件不等于产业行动，这正是欧盟“规则逻辑”的根本困境。
“没有”一个速度，各国才
可能重新承担主权责任
欧盟的统一机制当然有其价值：统一市场、统一规则和共同资金，能够提升欧洲整体的议价能力，也能降低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但这种统一也存在明显代价，即容易形成“责任外包”。各成员国往往等待统一规则、统一资金和统一采购，结果是在需要快速决策和集中投入的科技产业领域，整体推进速度容易被最谨慎、最迟缓的成员国所牵制。欧洲的问题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这些资源很难以足够快的速度转化为产业行动。
因此，欧洲需要的不是所有国家采用同一套政策、迈着同样的步伐发展，而是允许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选择不同的技术方向。法国可以把核能优势与AI算力、航空航天结合起来，德国可以继续强化工业AI、机器人和工业软件，瑞士可以重点发展量子科技、精密仪器和生物医药，北欧国家可以围绕绿色数据中心、清洁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形成新的产业优势，荷兰则可以进一步巩固光刻机、光子学和精密制造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这种分工并不要求每个国家都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也不意味着欧洲要放弃统一市场和共同规则。相反，只有允许成员国以不同速度、不同重点推进，欧洲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产业协同：各国负责自己最擅长的环节，再通过统一市场和跨国合作把分散优势连接起来。欧洲需要消灭的不是统一本身，而是“一种政策、一个节奏、一个速度”的强制统一。真正有活力的欧洲，应当是一个能够共同协作、但允许多速发展的欧洲。
“没有”统一的俄罗斯问题，
欧洲才可能恢复外交弹性
俄乌冲突已经成为欧洲整体安全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安全问题需要共同应对，并不意味着所有欧洲国家都必须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始终被定义为一个只能由整个欧洲统一处理的问题，欧洲各国就会逐渐失去根据自身情况作出政策选择的空间。德国、法国、意大利、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在地理位置、历史经验、能源结构和经济利益上存在明显差异，它们面对俄罗斯的风险并不相同，政策自然不必，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更合理的做法，是把俄罗斯问题从一个高度政治化、整体化的问题，转化为分层处理的问题。第一层是共同安全框架，由北约和欧洲相关安全机制处理军事威胁、战略威慑和危机管控等共同风险；第二层是成员国根据自身地理位置、能源结构和产业利益，形成差异化的外交和安全安排；第三层则是在能源、粮食、交通、科研、人道事务和边境安全等具体领域，通过双边或小多边方式降低风险、保持必要沟通。这样既不否定欧洲共同安全，也能避免所有问题都被纳入单一的政治叙事。
当然，这里的“没有”并不是主张欧洲安全体系彻底碎片化，北约也不会允许这个“没有”。但是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共同防务框架+差异化外交”，即在安全底线上保持协调，在具体政策上保留弹性。只有这样，欧洲才可能在维护共同安全的同时，恢复一定的外交主动性和产业政策空间。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9月1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G20财长会议期间表示说，现在“不是让俄罗斯出席G20会议‘正常化’的时候”（图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没有”单一对华政策，
欧洲才可能与中国互利合作
欧洲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当然能够提高整体议价能力，也有助于维护共同市场和统一规则。但问题在于，当所有对华议题都被纳入同一套政治审查和安全叙事时，成员国之间真实存在的产业利益就容易被掩盖。德国需要汽车、机械、工业软件和供应链合作，法国需要核能、航空、生命科学和绿色金融合作，意大利和西班牙需要港口、能源、汽车和制造业项目，北欧国家关注绿色能源、数据中心、海运和电池回收，瑞士则在精密仪器、医药、量子科技和金融服务等领域拥有具体合作需求。如果这些不同的需求都被简单归结为“对华依赖”或“安全风险”，欧洲实际上就放弃了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合作的机会。
因此，更灵活的欧洲，应当在共同底线之上保留足够的双边合作空间。这种双边合作不是绕过欧盟规则，而是在统一规则与成员国产业利益之间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间。欧盟可以负责确定透明、可执行的安全边界，成员国则可以在边界之内，根据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推进具体合作。只有把共同规则和成员国利益结合起来，欧洲的对华政策才不会停留在政治表态上，也不会因为单一成员国的偏见而牺牲整个欧洲的产业利益。
中欧之间的产业互补是客观存在的。欧洲需要中国的市场、供应链和新兴技术，中国需要欧洲的高端设备、标准和专业服务能力。中欧之间更合理的关系，不应是全面依赖，也不应是全面脱钩，而应当是在相互防范基础上的有限开放、在明确边界之内的可验证合作，以及相互依赖条件下的长期竞争。对欧洲而言，真正的战略自主不是拒绝所有外部合作，而是有能力在不同合作对象之间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04
结语
笔者这周在苏黎世的体会，未必代表整个欧洲，但它捕捉到了欧洲当下的精神状态：生活依然平静，制度依然复杂，精英依然焦虑，行动的速度却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欧洲并非没有技术：量子计算、生命科学、工业制造和精密设备仍是其重要家底；也并非没有行动，量子战略、创业规模化基金和“AI大陆行动计划”都已提出。但这些优势始终没有被组织成能够持续扩张的企业、产业和平台，政策行动也被资本不足、内部碎片化和决策迟缓反复拖慢。
更深层的掣肘，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所形成的不同压力：美国在安全、资本、人才和数字平台上的优势，使欧洲形成难以摆脱的依赖；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使欧洲长期将资源和注意力锁定在防务与危机应对上，难以重新聚焦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国则以技术、规模和完整供应链不断压缩欧洲的产业空间，而欧洲又受政治偏见影响，难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产业优势。美国稀释了欧洲的自主能力，俄罗斯牵制了欧洲的战略重点，中国挤压了欧洲的现实空间——心理依赖与实践困境相互强化，构成了欧洲当前最难突破的双重掣肘。
因此，欧洲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地“离开美国”，不是简单地“接受俄罗斯”，也不是简单地“排斥中国”，而是重新获得选择能力。欧洲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一种速度、一个安全答案，“没有”欧盟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欧洲最后要回答的，不是“要不要自主”，而是愿意为自主支付多大代价，愿意为自主做出多大改变。
如果答案始终停留在会议、报告和口号里，科技革命不会等待欧洲，它会把欧洲从参与者变成旁观者。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Kimi K3：月之暗面公司开发的新一代旗舰生成式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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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新传媒
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周宇笛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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