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深秋,县文史办的沈治平沿着青石板路,走到徐寿亭家的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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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手敲门,开门的的老头,头发花白,背微驼,但精神矍铄,眼神也十分清亮。

沈治平亮明来意,说是县里要编革命回忆录,听说老人当年参加过剿匪,特地来请他讲讲过去的故事。

徐寿亭把沈治平让进屋,倒了碗粗茶,两人在桌对面坐下。老人端起碗喝了一口,目光随后望向窗外那片连绵的群山。

沉默了好一阵子,老人最终缓缓开口。

"那是五〇年初的事儿。"

一九五〇年正月初,桂东南的冬天还没过去。当时,一三五师负责在容县松山区一带清剿残匪。

部队从北向南推进,所到之处,残敌闻风而逃。

战士们踩着泥泞的山路,脚底沾满黄泥,枪管上凝着水珠,军衣被山风一吹,贴在身上凉飕飕的。

当时,广西的仗打完了,可山里的匪患还没断根。漏网的残兵败将躲进六万大山和大容山,有的悄悄埋了武器弹药,想等风头过去再出来。

元旦刚过没几天,剿匪部队便在一处山坳里包围了一小股敌人。

没怎么交手,匪徒们就四散奔逃。

部队随后抓住了十多个俘虏,押解回师部。

俘虏堆里,有个五十来岁的汉子格外扎眼。他个子高,脸白净,穿一身粗布棉衣,脚上一双黑布鞋,缩在人群最边上,两只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打量着四周的解放军。

"你叫什么?"一个战士问。

"我是老百姓……姓李,姓李。"他声音发虚。

"当兵的?"

"当、当兵的。"

战士随后把他押到了师部。

师长,四十岁上下,方脸膛,目光锐利。他上下打量了这个人一番,问了几句,那人总是咬紧牙关,一句实话不吐。追问急了,就重复那句话——自己是老百姓,当兵的。

师长没再追问,吩咐人把他带到俘虏棚看管。

师长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犯起了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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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穿的是庄稼人的衣服,可走路的姿势、拿碗的手法,看着都不像种地的人。更蹊跷的是,他老是把手伸进布鞋帮里掏摸什么,然后凑到鼻子底下闻一闻,那神情,像是在闻什么好东西。

当天,师长把这事跟政委说了,政委建议:"先查查他的鞋。"

怎么查?直接把他的鞋扒了,影响不好。师长想了想,最终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师长拿了双鞋,亲自去了俘虏棚,那人正缩在草堆上发呆。

"这鞋都湿透了,换双干的吧。"师长指着自己手的那新布鞋说。

那人愣了一下,起初不肯换。师长也不催,就站在那儿看着他,双方就这么僵在当场,过了好一会儿,那人见师长坚持换鞋,只得点头。

鞋换过来后,师长将之拿在手中,仔细端详。这鞋是手工纳的千层底,鞋帮厚实。他手指顺着鞋帮内侧慢慢摸,忽然感到一处不太对劲——鞋帮内侧缝了个小口袋。他用指甲抠了抠,抠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些细细的白面。

师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拿去给政委看。

政委掂了掂纸包,笑了:"你真是少见多怪,这是海洛因,瘾君子拿它当鼻烟使。"

师长眼睛一亮。他取走因,随后把那鞋又还给了那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果然,当天下午,那人就坐不住了。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手抖得连水杯都端不稳,最后扑通一声跪在俘虏棚门口,哭着喊着要见师长。

来到师长面前,这人扑通一声跪下,磕着头喊:"长官,赏我一点,让我过过瘾吧,我浑身跟针扎似的,实在熬不住了。"

师长让人把他扶起来,语气平和地说:"只要你把知道的都说了,我们一定按规矩办。"

那人喘着粗气,终于说了实话:"我都交代,都交代,我其实是那边管后勤的少将,我向政府交代,我在山脚下偷偷埋了批军火。"

师长听罢,立刻派了两个连的兵力跟着他往山脚下走。

那人指着一棵老松树说:"洞口就在这棵老松树底下。"

战士们顺着树根往下挖,挖了二米多深,掀开一块石板,露出个黑黝黝的洞口。

师长让人先别下去,怕里面缺氧,等了一会儿才让人进去。人们一进去,好家伙!

里面堆着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还有电台,全是崭新的,连油纸都没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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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把手放在那些枪身上,心里很不是滋味,转头对通讯员说:"马上给军司令部发电报,说发现大型地下武器库,派重兵看守。"

沈治平听到这儿,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他抬头看徐寿亭,老人正望着院子里挂着的玉米堆出神,眼神里没什么波澜,好像说的不是自己的事。

"后来呢?"沈治平问。

徐寿亭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说:"后来那批武器拉走了,那人也被押走了。再后来,剿匪结束了,我就退伍回了家。"

院子里挂着的玉米一串串的贴在墙边,夕阳照在上面,泛着点暖黄。

沈治平把笔记本合上,没再问下去。他知道,有些故事不用讲得太细,就像那旧鞋,看着不起眼,里面藏着的,是一代人的命。

窗外的风掠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响。

沈治平站起身,向徐寿亭鞠了一躬,老人摆摆手,又低头喝了一口茶,目光重新投向窗外那片山。

山还是那座山,可山边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