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冬，北京城的风刮得很硬，20岁的山东青年李英杰背着简单行李，走进了这座陌生城市。那时，他还没有“李苦禅”这个名字，更没有后来画坛上的声望，身上唯一拿得出手的，是对绘画和武术的兴趣，以及一股不肯认输的劲头。
他出生于山东高唐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李英杰。家境清寒，读书求艺都不容易。到了北京后，他寄身慈音寺，靠舍粥度日，偶尔还要拉人力车挣钱。寒冬里，车把冻得发僵，手指几乎失去知觉，他仍得咬牙出门。
“先活下来，再谈画画。”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早年的处境。为了求学，李英杰进入北京大学勤工俭学会，接触法语、绘画和工艺实习。白天劳作，晚上读书作画，睡眠不足是常事。后来他皈依佛门，取法名“苦禅”，这个名字没有被岁月冲淡，反而像一枚印章，盖在了他一生的经历上。
真正改变李苦禅艺术道路的，是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当时，他还是一个穷学生，来到齐白石位于西三条的宅院求教。齐白石见他诚恳，答应收下这名弟子。李苦禅激动之下连连叩首，师徒缘分由此确定。
齐白石很清楚这个年轻人的难处。他没有向李苦禅收取学费，还常留他吃饭，偶尔赠送纸张和颜料。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东西算不上贵重；对当时的李苦禅而言，却是能让画笔继续落下去的实际帮助。
有一次，李苦禅到八达岭一带写生，所带干粮很快吃完。回城途中，他因饥饿和疲惫倒在路边，幸得路人相助。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生活一次次把他推到窘迫处，他却没有因此放下画笔。
李苦禅学齐白石，不是简单模仿笔墨。他逐渐把民间生活里的粗粝气息、北方农民的坚韧性格，融进花鸟画中。鹰、鹭、荷、藤，在他的笔下不只是物象，更有一种向外冲撞的力量。齐白石讲究“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李苦禅则把这种精神推向雄健一路，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李苦禅还结识过来自湖南湘潭的毛泽东。两人都出身农家，曾在北京的求学和工作环境中有过交往。那时的毛泽东正在探索救国道路，李苦禅也从这位同学身上接触到许多新思想。两人的人生方向虽不相同，却留下了早年的同窗情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李苦禅不愿为侵略者服务，辞去相关职务，靠卖画维持生活。他的住处曾被地下抗日活动借用，帮助传递消息、掩护人员。后来，日本方面以涉嫌协助抗日力量的罪名将他逮捕。
审讯时，敌人逼问地下人员的下落。他没有屈服，也没有吐露消息。由于缺乏足够证据，李苦禅最终被释放，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伤痕。一个画家被推到生死关头，靠的不是笔墨，而是立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在艺术教育界的处境仍不算顺利。北平艺专调整为中央美术学院后，他一度没有留在教师岗位，甚至承担了看门等事务。朋友替他抱不平，有人劝他说：“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应该把情况反映上去。”
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的遭遇。毛泽东得知后，曾致信徐悲鸿，并让秘书田家英与李苦禅见面。此后，他的工作安排得到调整，重新回到教学和创作岗位。这里面既有旧日同窗的情分，也反映出当时艺术教育机构内部复杂的用人状况。
不过，职务恢复并不意味着人生从此顺遂。李苦禅后来仍经历过政治风波和多次批评，创作一度受到影响。真正支撑他的，是多年形成的习惯：条件再差，也要画；声音再杂，也要守住自己的艺术判断。
他的感情生活同样经历曲折。早年遵从父母安排成婚，第一任妻子肖氏体弱多病，1927年生下女儿后病逝。1928年，李苦禅与齐白石的女弟子凌嵋琳结婚，婚后因性格、经历和生活观念差异，关系逐渐破裂。1934年，凌嵋琳在报纸刊登离婚启事，李苦禅随后赶往济南，将两个孩子接回身边。
这段婚姻给他造成的打击很大。直到1936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护士学校毕业生李惠文。两人相识半年后结婚，年龄相差十九岁，却因都出身清寒，彼此更能体谅对方。此后相伴多年，李惠文照料家庭，也支持他的绘画事业。
李苦禅的“苦”，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姿态，而是贫困、战乱、误解和人生变故长期叠加后的性格底色。他画鹰，重在骨力；画荷，重在气势；落墨沉着，收笔果断。那些雄强的线条，既来自齐白石的教诲，也来自他本人一次次熬过难关的经历。直到晚年，他仍保持作画习惯，案头常备笔墨，作品中的刚劲之气始终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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