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做翻译，来中国十年了。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一个叫清津的地方，海边的小城。十年前我跟着一个贸易团来的，那年我二十二，团里七个人，翻译不够用，他们会说几句中文的不多，就把我留下了。后来我就没回去，在浙江落了脚。去年办了中国的永久居留，算是在这儿扎根了。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金秀妍，中国朋友都管我叫阿秀。

上个月我母亲病了，胃里长了东西，妹妹打电话来说姐姐你回来看看吧，妈一直念叨你。我请了假，买了从上海飞平壤的机票。回去之前那几天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我媳妇（朝鲜那边叫的，其实就是女朋友，在中国这边没人这么叫了）帮我收拾行李，她是我在义乌认识的，辽宁人，做围巾生意的，我们处了三年多了，她一边往我箱子里塞东西一边说你去几天就回来，别耽搁太久。我说嗯。她把一包榨菜塞进我箱子夹层，说怕你吃不惯那边的饭。我又把榨菜拿出来了，放回厨房台面上了，她看了一眼没说话。

从上海飞平壤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比从杭州去上海还快。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出不一样了——空气里有一股煤烟味儿，很淡的，混着海风，潮潮的。排队过关的时候前面的人安安静静，没人插队，也没人玩手机，连咳嗽都闷着声响。我排了四十分钟才过了关，比十年前还慢。出来的时候我妹妹站在接机口，瘦了，脸上黄黄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袖口短了一截。她看见我就哭了，眼泪在脸上淌着，也不擦，就那么流。我走过去抱住她，她比我矮一个头，肩膀一把骨头硌着我胸口。她说姐你咋才回来。我说路上时间长。她擦了把眼泪说你瘦了。我说你也瘦了。

回家的路上没有高速公路，是大路，路边种着杨树，叶子落了，光秃秃的枝子戳着天。路上车不多，偶尔有辆卡车开过去，突突响一阵就远了。县城的样子跟十年前差不多，低矮的楼房，灰扑扑的墙面，窗户上装着铁栏杆，有的晒着几棵大白菜，有的挂着红辣椒串，一溜一溜的。街上人不多，走路都安安静静的，没人按喇叭，也没什么店铺招牌，有几家国营商店，门开着，里面货架上摆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就是品种少，一眼能看到头。我妹妹说妈在家躺着，你回去别哭，她心里不好受。我说知道了。

母亲瘦了，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颊凹进去，颧骨凸出来。她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声音嘶嘶的，像砂纸磨铁皮。她说秀妍，你回来了。我坐到床边，把手伸进被子里握住她的手，皮包骨头的，凉。我说妈我回来了。她说你在中国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她说那就好。她闭上眼，呼吸慢慢平稳了。妹妹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没进来。

那天晚上我睡在母亲隔壁的小屋里，床板硬，铺了一层薄褥子，翻身的时候弹簧咯吱响。屋里冷，我裹着棉被还是觉得寒意从脚底下渗上来，脚趾头冻得发麻。窗外偶尔过一辆车，车灯在天花板上滑过去，滑到墙角就散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没信号。我把手机压在枕头底下，手搁在枕头上，被子拉到下巴，把自己裹紧了些。以前在浙江不觉得，这会儿才知道那种昼夜温差像被子里有块冰一样贴着皮肉的冷，是多久没尝过了。

第二天早上吃了饭，米饭，泡菜，一碗大酱汤，还有一小碟咸鱼。泡菜是白菜腌的，咸，辣，跟我平时在义乌吃的韩式泡菜不一样，老家的泡菜更硬更生，咬下去嘎吱嘎吱响。我夹了两筷子就不怎么夹了，低头扒饭。妹妹说姐你吃不惯？我说没有。她又给我夹了一筷子泡菜搁在碗边上。我看着那筷紫红色的菜叶子，忽然想起义乌楼下那家早餐铺，老板娘每天早上给我煮一碗小馄饨，皮薄薄的，汤里放虾皮紫菜，撒一把葱花，热腾腾端上来。我走之前那几天连着吃了三碗，老板娘问你怎么天天来，我说我要出远门了，他说哦那你回来再吃。我答应他说回来就吃。那天早上坐在老家饭桌前，我看着泡菜和冷米饭，筷子尖夹起一颗米粒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在家的头几天我一直在适应。街上走路要靠边，不能低头看手机——手机跟个废铁一样只能看时间，连不上网。有回我习惯性掏出来想查个东西，举到一半才想起来没用，又塞回兜里了。跟邻居说话要站在门口说，没人请进屋里，屋里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去市场买菜要排长队，买豆腐的窗口排了十几个人，一个挨一个站得笔直，没人插队也没人聊天，到谁了就把布袋子递进去。我排了四十分钟才买到一块豆腐，收了我三百块朝鲜币。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三块多。我拿着那块豆腐往回走，手里沉甸甸的，湿的，豆腐上的水分渗进布袋子，在掌心里留下一片凉。

第八天下午我终于没忍住，跟妹妹说我想回浙江。她正在择豆芽，一根一根掐掉尾巴，指甲掐断豆芽的声音脆脆的。她说你才回来一礼拜。我说我知道。她说你不想妈了。我说想。她说那你还走。我说我想回去。她手停了一下，把那根掐了一半的豆芽放在碗沿上，说姐，你在那边是不是有人了。我说有，做围巾生意的，辽宁人。她低下头继续择豆芽，说那你啥时候走。我说过几天。她说那行。她把择好的豆芽码进碗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一根压着一根，排队一样。

第十天的时候我带了母亲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但暂时稳定了，开了些药。我坐在走廊椅子上等拿药，旁边一个老太太抱着小孩，小孩在哭，老太太拍着他后背哄着，嘴里哼着什么调子。那个调子我小时候也听我母亲哼过，摇篮曲，一样的旋律。我看了她们一会儿，转开视线，掏出手机又放下，掏出来又放下，来回两回。

后来那些天我开始数日子。白天去市场买菜，晚上陪母亲说话，深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义乌的街道、店铺招牌、楼下烧烤摊的烟火气、邻居家的小孩骑着小自行车在小区里绕圈，车铃铛叮叮响一路。我想起我住的那个小区门口有一棵大桂花树，秋天满树黄花，风一吹满院子都是甜的，地上的花瓣落了一层，踩上去软软的。我想起隔壁包子铺的老王，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揉面，我从他门口经过他递给我一个热包子，肉馅的，一口咬下去汁水烫嘴，我嘶哈着哈气他也不笑，就是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继续揉他的面团。我想起来其实我早就习惯了江南所有的东西——雨后的青石板路面上反射着路灯的光，端午前后满街的粽叶香，巷口老太太坐在竹椅上剥毛豆，小区群里总有人喊"有没有人要团购枇杷"，快递小哥按门铃的声音短促而亲切，跟邻居打招呼时说的那句"吃了没"混着不标准的普通话。

第十四天晚上，妹妹坐在桌对面缝一件衣裳的扣子，针线在她手指间一上一下穿过去又拉出来。她忽然说姐你买的机票是哪天。我说后天。她说那你明天去给妈买点药带上。我说好。她把线咬断了，把衣裳叠好放在膝盖上，说姐，你在浙江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我说你也好好的。她没抬头，把针别在衣裳领子上，别了两下才别进去。

第十五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拉着我的手不松，手指头细得像鸡爪，攥着我的掌心，指甲盖有点发青。她说秀妍，你啥时候再回来。我说过年。她说那你过年回来。我说好。她松开手，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妹妹送我到大路上等车，递给我一个布袋子，说给你带了点泡菜，你拿回去吃。我说火车上不让带。她愣了一下，说那算了。她把布袋子挂在胳膊上，两只手揣进外套口袋里。

车来了，我上车，妹妹站在路边没动。我透过窗户看她，她站在一棵光秃秃的杨树底下，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又落下。车开远了，她朝我摆了摆手，我举了一下手，车一拐弯就看不见了。

到平壤机场值机，排队的人安安静静的，我前面一个中年男人拎着个纸箱子，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上面贴着红纸条，写着"中国杭州"。我看着那张纸条上的"杭州"两个字，心里忽然跳了一下。过安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背后是长长的队伍，人挨人站着，无声无息，像一段静止的黑白电影胶片。

从上海虹桥出来的时候是下午，天灰蒙蒙的，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暖意，比平壤暖和了好几度，扑面而来像一层温热的纱布。我坐高铁回义乌，一个多钟头就到了，从车窗望出去，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稻田、树林、菜地，水塘边站着一排白鹭。远处有房子，白墙黑瓦的，屋顶上冒着一缕青烟。田埂上有人弯腰在干活，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久，他的手一抬一落，镰刀的刃在夕阳里反了一下光，像一只蜻蜓忽然从土里飞起来。

下了高铁天快黑了。我拉着行李箱走在出站通道里，脚下的瓷砖干净得反光，旁边有人推着行李箱跑过去，轮子咕噜咕噜响，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个女的边走边对着手机说"我到了你到哪儿了"。出站口站着接人的人，举着牌子，翘着脚往里面张望。我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闻见了一股香味——烤红薯的，摊子就在出站口外面，一个老头守着铁皮炉子，炉膛里火红红的，照着他半边脸亮堂堂的。

我走出站，站在广场上，晚风从高楼之间的缝隙里穿过来，温的，带着一缕豆花铺子飘出来的热气和隔壁水果摊柑橘皮被剥开时那股冲鼻的清香。我掏出手机，信号满格，微信叮叮咚咚响了一串。辽宁的她发了一条："到了没，我给你煮了粥。"我回了一个"嗯，到了"。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拉起行李箱往前走。路边有人骑着电动车从我旁边经过，车筐里放着两把青菜和一条用塑料袋装着的活鱼，袋子底在筐沿上晃着，水珠溅出来几滴，在路灯下亮晶晶的，像碎银子洒了一地。

我推着箱子往小区走。走到门口，那棵桂花树的叶子还是绿的，路灯底下泛着油亮亮的青光。铁门关着，门卫老张探出头来，说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他按了一下开关，铁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走进去，脚踩在小区的水泥路上，路面上有一滩积水映着天上的星星，小小的，碎碎的，我一脚踩过去，星星碎了又合拢，碎了又合拢，跟那年在清津的海边一模一样，海浪拍过来又退下去，总是散开又聚起来。我抬头看了一眼，五楼我们那间屋的灯亮着，黄黄的，在这片湿漉漉的夜色里暖暖地亮着，像一碗炖好了的小馄饨，在桌上等着人坐下去，拿起勺子，一口一口慢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