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南京浦口码头，35军侦察科长沈鸿毅面对江面上的几艘渡船，遇到了一件谁也没料到的麻烦：103师和104师的部队，竟为谁先过江争执起来。
这场争执并非争功。渡江船只太少，谁先上船，谁就可能抢得战场主动。更重要的是，南京城内情况不明，先遣部队必须尽快摸清敌情，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35军原本并不是主攻南京的部队。渡江战役发起前，该军主要在江北担任牵制任务，既没有准备足够船只，也没有把立即攻占南京列入行动计划。原定承担南京方向任务的，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但因追击沿途残敌，距离南京较远，临时任务便落到了距离浦口最近的35军身上。
4月22日上午，总前委电令抵达，要求35军查明蒋介石是否已经撤离，并伺机占领南京。政委何克希随即主持军部会议，重新调整行动部署。103师负责南京西部，104师向幕府山、红山和紫金山方向推进，105师则进入市区，控制新街口、中山门一线。
命令变了，难题却刚刚开始。
103师此前已经攻占江浦，并于4月22日凌晨逼近浦口码头。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奉命带侦察连寻找渡船，赶到江边时，国民党守军正在撤退，临走前还点燃了码头上的船只。江风一吹，十几条船很快只剩下黑色骨架。
沈鸿毅没有停留。他派出五名侦察员先行渡江，联系南京地下党和江边工人，继续寻找船只。下关电厂厂长韩德举得知消息后，驾驶钢制蒸汽船“京电号”驶出码头，又设法找来几艘小船。这几条船，成了35军打开南京通道的关键。
偏偏这时，104师部队也赶到了浦口。
104师认为，按照军部原定部署，他们应当抢先渡江；103师则认为，船是自己的侦察员冒险找来的，而且已有五名人员在对岸建立联系，理应由103师侦察连先走。双方各有理由，争论一直传到军指挥部。
沈鸿毅向师参谋长林毅说明：“侦察连先过江，既能接应后续部队，也能尽快查明南京城里的情况。”林毅认为有道理，立即向军部请示。何克希听完后作出调整：“103师侦察连找到的船，先让侦察连过江。”
这道命令解决了争执，也改变了南京战局的推进节奏。
4月22日晚，沈鸿毅带领60余名侦察员乘小火轮渡江，约晚8时抵达下关码头。部队暂时住进江边旅馆，地下党同志前来联络，并提供车辆。南京城是否设有埋伏，谁也不敢轻视。
沈鸿毅带一个排乘车进入城内。中山北路异常安静，街面上几乎看不到成建制的国民党军。经过国民党司法院时，他们发现十多名士兵正在搬运物资。侦察员从两侧包抄，沈鸿毅喊道：“解放军，放下武器！”
对方开枪还击，很快被压制，随后有人喊：“别打了，我们投降！”侦察员检查卡车，发现车上装的全是炮弹。南京城的防务，显然已经出现了严重崩塌。
队伍继续向新街口搜索，沿途遇到的多是散兵、伤员、难民和仓促撤离的人员。林森路附近，一辆敞篷车拦住了侦察队。车上几名持枪人员声称自己也是“解放军”，却说不出正规番号，最终被识破并击退。
有意思的是，南京当时并非完全没有武装人员，而是指挥体系已经瓦解。正规部队大部撤离，零散人员各自行动，城市处在一种无人统一控制的混乱状态。对侦察部队而言，危险仍在，只是敌人已不再具备组织抵抗的能力。
4月23日凌晨，103师侦察连分头行动。一部在电厂工人带领下前往总统府，另一部赶赴国民党保密二厅，还有人员进入山西路、西康路一带，搜查敌特破坏活动。总统府内人去楼空，蒋介石办公室的台历仍停在4月22日。
关于谁最先进入南京，35军内部多年存在不同说法。沈鸿毅后来回忆，侦察连虽早已进入城内，却承担的是侦察和接应任务，并不负责完整接管总统府。按照军部划定的防区，中山路及总统府一带属于104师。
因此，真正进入总统府并负责接管的，是35军104师312团三营。103师侦察连则在完成侦察、联络和处理敌特破坏任务后，与后续部队衔接。南京解放的时间，最终确定为1949年4月23日上午9时。
这场码头争执，表面看是两支部队争船，实质上却反映出战场形势的突然变化：原定部署尚未完全展开，南京守军已经先行撤散。35军正是在这种仓促转折中，完成了从江北牵制到进入南京、接管城市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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