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啃老，指的是那些处于劳动年龄、身体健康、具备谋生能力的个体，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长期依赖父母或长辈供养的社会现象。
这类人不遮不掩，赖在家里就是赖在家里，父母心里也清楚。
而新型啃老则要隐蔽得多，它指的是同样处于劳动年龄、同样具备谋生能力的年轻人，以技能培训、学历晋升、创业等冠冕堂皇的借口，持续向父母索取各种资源，却始终不愿付出真正的实际行动。表面上看是在往上走，实际上是在原地打转，甚至一步步往下滑。
说白了，就是给啃老这件事找一个体面的理由——我啃老，我还啃得理直气壮。父母面对这样的说辞往往哑口无言，因为孩子摆出的姿态是奋斗，是拼搏，是不甘于平凡，谁又忍心去戳破那层看起来还挺励志的窗户纸呢。
如今，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正是以考研、考公之名，行新型啃老之实，看似是积极备考，实则是消极蹲考。
2019年考研初试报名人数达到290万，弃考人数大约在45万到60万之间，弃考率超过10%。弃考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或许是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也可能是因为考点距离太远、考点附近住宿费用过高等现实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消极蹲考、临阵脱逃，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
再看看考研群体的具体构成，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调查显示，在2019年的290万考研人中，应届生人数约为150万，占比51.77%；往届生人数约为140万，占比48.23%。
也就是说，考研大军里几乎有一半人已经不是在校生了，他们大多是脱产在家复习，或者一边打零工一边备考。
在这批往届生里面，第二次参加考研的“二战”考生大约有81万人，占考研总人数的28.33%；第三次及以上参加考研的考生大约有20万人，占考研总人数的6.75%。
20万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占比不高，但落到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上，就是20万个已经花掉两三年甚至更多青春的年轻人。
第一次参加考研落榜，很可能是大四期间实习和毕业论文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导致备考时间明显不足，落榜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外部因素。
这种情况其实相对容易理解，很多用人单位也愿意给这样的年轻人一次机会，因为他们至少还没有形成脱离社会的惯性。
然而，如果在多出整整一年复习时间的情况下，参加第二次考研仍然落榜，那就更应该从考生自身去寻找原因了。
明明拥有充裕的时间，却没能把专业知识学懂学透，最终没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很大概率是备考过程中过于懒散所导致的，而不是所谓的“运气差一点”。如果第三次乃至第四次、第五次考研仍旧落榜，却依然坚持继续报名，那就是一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了。
倘若真能把这股执着劲用在认真备考本身之上，又何至于反反复复地应考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更多次？由此可见，屡战屡败背后未必是能力不足，更可能是态度问题。
再来看2019年的考研分数，用考生的分数来衡量他们备考的努力程度，这可能比任何主观判断都更直接。这里将考生的考研英语二成绩与他们当年的高考英语成绩进行对比。
假设考生的英语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其考研英语二分数乘以1.5的系数，约等于其在高考英语中所取得的分数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一位考生的考研英语二成绩为80分，那么他当年的高考英语大约应在120分左右。
为了方便统计，这里只对比应届生的考研英语二成绩与高考英语成绩。
之所以选取应届生数据，是因为2019年参加考研的考生中，应届生占一半以上，用应届生的数据代表整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019年，全国考研英语二的平均分为52.66分，乘以1.5的系数之后可以推算出，理论上，参加2019年研究生初试的考生，在2015年高考英语中所取得的分数应当在78.99分左右。
这已经是一个把系数放得比较宽的估算，实际上考生们的真实起点还要更高一些。但实际情况是，2015年，在高考难度最低的北京，高考文科考生的英语平均分为105.21分，理科考生的英语平均分则达到了115.03分。
北京文理科考生的高考英语平均分，分别比考研英语二的推算成绩高出约25分和35分，差距相当明显，几乎不能用“正常波动”来解释。即便使用全国卷一的山西，高考英语的平均分也达到了83.25分，比考研英语二折算成绩高出约4分。
显然，同一批次的学生，其在考研英语二考试中所展现出的英语水平，明显低于其当年在高考英语考试中所展现出的英语水平，而按常理，人的语言能力应当随着大学四年的学习稳中有升。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考生在考研备考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较为有限，至少要少于他们在高考备考阶段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高中三年苦读的那股狠劲，到了大学毕业后的考研阶段反而松了下来，这不是能力退化，而是投入不够，是态度层面出了问题。
通过上述考研弃考率、应届生与往届生的人数比例，以及考研英语二分数与高考英语分数的这几组对比，基本可以推断出：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研备考过程中，态度是消极的。
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冲刺一个学历目标，而是在利用备考这个身份，给自己争取一段可以合理逃避社会的缓冲期。
消极的备考自然会导致上岸失败，考生心有不甘，又想去尝试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却又始终不肯付出真正的实际努力，最终便陷入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循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
明知考不上，又不愿意努力，却仍坚持年年报考——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备考，而是一种消极的蹲考。这种消极蹲考，正是新型啃老在考研赛道上最典型的表现。
它披着奋斗的外衣，占用着家庭的资源，消耗着父母的期待，也一点点磨掉年轻人本该在职场里积累起来的抗压能力和社会经验，等到几年之后再想回头去找工作，往往连一份普通的入职门槛都难以跨过。除了考研这条路，创业也是新型啃老的另一个高频借口。
不少毕业生刚走出校园时对未来充满期待，幻想着能够一步跨进千万富翁的行列，于是张口就跟父母提创业，动辄要几万几十万的启动资金。然而项目常常在半年内就无声无息地夭折，钱花了，经验没攒下，紧接着就是下一个所谓的新方向。
还有一组说法在网上流传较广，称有约八成左右的应届毕业生把考研、考公当作走出校园后的第一目标。
这个比例未必精确，但它折射出的心态是真实存在的：宁可在家备考两三年，也不愿意先去接一份普通的工作。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别说反哺父母，连自己的日常开销都还要伸手，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啃老，实在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最需要警惕的一点是，新型啃老的表面姿态足够体面，父母听到孩子说要考研、要考公、要创业，第一反应往往是欣慰甚至骄傲，觉得自家孩子有志气。
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绩没有起色，项目没有落地，努力也停留在三分钟热度上，家里的积蓄却在一点一点被抽走，等到察觉时已经很难回头。
所以，判断一个孩子是不是走进了新型啃老的死胡同，关键不看他嘴上说着什么宏大的目标，而看他有没有把该做的事一件件做扎实，有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起相应的代价。
父母也需要及时更新自己对“啃老”的认知边界，别再被一个体面的说辞挡住视线，让本该颐养天年的日子，被一场漫长的等待悄悄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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