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八月的某个清晨，和硕和亲王府的大门内外，一片缟素。
府门两侧的石狮脖子上系着白布，门楣上悬着白绫扎成的花球，院子里摆满了纸人纸马纸轿，纸鼎纸盂纸盘纸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和尚道士的诵经声混着唢呐和锣鼓，穿透了北京内城东四牌楼一带的青砖灰瓦。
府里的太监、侍卫、仆役们个个披麻戴孝，跪在正堂两侧，哭天抢地，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哭得越卖力，赏钱越多。
有人哭得嗓子都哑了，有人干脆把洋葱往眼睛上一抹，泪如泉涌。
正堂中央，摆着一口朱漆大棺材。
棺材盖掀在一边，里面垫着锦缎寿褥，枕着绣花寿枕。
棺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他穿着朝服，戴着暖帽，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供饭，夹了一筷子祭肉往嘴里送，嚼得津津有味。
他一边吃，一边指挥下人调整纸扎的朝向：“那个金盘子，花纹再刻细一点。
那个银元宝，做得不够像。”
这位坐在自己棺材旁边吃供饭的，正是雍正帝第五子、乾隆帝的弟弟——和硕和亲王弘昼。
这一天不是弘昼的忌日。
他活得好好的。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办自己的葬礼。
《清史稿》记弘昼“好言丧礼”，而《啸亭杂录》的描述更详细：这位王爷“尝预作送葬之戏，使家人祭奠哭泣，己则饮食以为乐”。
弘昼对此有一番理论：“人没有百年不死的，何必要去忌讳它呢？”
他不但不忌讳，还把自己死后的一切仪注都提前写好了，哪天兴致来了，就照本宣科演一遍。
到了真死的那一天——乾隆三十五年，弘昼薨，年六十——他的子孙反倒没怎么操办。
人们说，这是报应。
弘昼的墓地在今天北京海淀区，一座汉白玉石门至今犹存，门楣上刻着十个字：“何须争名利，即此是安居。”
这就是大清王爷的一天。
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短视频，没有游戏机，但他们从来没有无聊过。
一、被圈养的人生，从十八岁开始
要说清楚这些王爷为什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得先弄明白一个前提——他们是被“圈”起来的。
清王朝对王爷的态度，和明朝截然不同。
朱元璋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去做藩王，有兵有地有实权，结果朱棣反了。
清朝汲取了这个教训，把宗室王公全部留在京城，不设封地，不赐郡国。
王爷们没有诏书不得离开京城四十里或六十里——不同史料记载有出入，反正就是不准出城。
违反者，砍头。
清史专家张书才说得很直白：“所以王爷们就只能在自己家里寻摸着怎么闹腾，发展各自的爱好。”
但朝廷也不能白圈着人家——都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于是，内务府每年拨出大量国家税收来养这些皇子皇孙。
怎么养？
给钱，给地，给房子。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宗室俸禄的明确标准：亲王岁给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二千斛；郡王岁给俸银四千两，禄米八千斛。
有的版本记郡王五千两、五千斛，出入不大。
一品文官的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
一个亲王一年的俸禄，抵得上五十五个一品大员。
折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康熙年间一个亲王的年俸约合一百九十万斤粮食，按市价换算超过五百七十万元人民币；即便是物价飞腾的同治年间，也还有三百九十万元的水平。
这还只是工资。
地呢？
庄亲王一家五十五口人，名下有五十五万亩地。
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年间获赏双俸，每年俸银两万两、禄米两万斛。
恭亲王奕訢“勤学能文，书法率更，诗学晚唐，尤精鉴别，书画古董以屋十五楹盛之，咸真品”——十五间屋子专门放古董字画，件件是真品。
王府的规格也有定制。
《清会典事例》载：亲王府基高十尺，正门五间，正殿七间，寝殿两重各五间，后楼上下各七间。
正门、寝殿用绿色琉璃瓦，梁栋贴金，绘五爪云龙。
郡王府减亲王七分之二。
逾制者，按罪查办。
钱多到花不完，地多到管不过来，房子大到走一圈要半天，人却被圈在四九城里不许出去。
那怎么办？
找乐子。
二、宫廷KTV：从早唱到晚，一年唱三百六十五天
在所有消遣里，听戏排第一。
朝廷有严格规定，王公大臣不得去民间戏馆观剧。
但这难不倒王爷们——不让出去，那就把戏班子请进来。
请进来还不过瘾，那就自己养一个。
礼亲王府养皮影班，康熙五年随礼亲王入关后，“有八人专司影戏事，每月给工银五两，食宿皆备”。
齐如山在《故都百戏图考》中记载，礼王府、庄王府、车王府等，“皆有影戏箱，及吃钱粮之演员”。
所谓“吃钱粮”，就是按月领工资、管吃管住的专业编制。
养大戏班更烧钱。
《红楼梦》里贾府为元妃省亲置办戏班，贾蔷下姑苏一趟，预备了五万两银子——三万两用于“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两万两用于彩灯花烛等。
三万两银子在乾隆年间够一千多户庄稼人过一年。
贾府花得起，王府更花得起。
但最狠的还不是养戏班，是天天唱。
肃亲王府在这方面堪称卷王。
根据溥杰的回忆，肃亲王家王子宪均亲口说过：肃亲王府的日常生活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都差不多要在王府里演戏。
当时的戏园子一年也不过演二百来天。
肃亲王府一年演三百六十五天，比专业剧院还勤快。
昭梿在《啸亭杂录》里记了另一个戏痴——质恪郡王绵庆。
这位郡王“自辛酉夏始亲音律，其后九宫谱调，无不谙习”。
每逢佳时令节，他在漱润斋摆开场面，“红牙檀板”，让优童王月峰侑酒而歌，“王亲为之操鼓，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个郡王亲自打鼓伴奏，那场面，搁今天就是顶级爱豆的私人订制演唱会。
绵庆体弱，二十六岁便抑郁而终。
但在他活着的那些年里，漱润斋的鼓点和歌声从未断过。
弘昼在听戏这件事上也有自己的怪品味。
他不听主流的昆腔，偏喜欢弋腔——一种高亢激越、在当时被认为“粗俗”的地方声腔。
他把《琵琶记》《荆钗记》这些昆腔名剧全部改成弋腔来唱，客人听得捂耳朵，他自己兴奋得不行。
你要说这是音乐品味，不如说这是行为艺术。
三、凡尔赛的尽头：十五间屋子的字画和五十五万亩地
炫富这件事，古今中外不外乎三样：藏品、排场、不动产。
清朝王爷把这三样都做到了极致。
先说藏品。
恭亲王奕訢是晚清最大的私家收藏家。
《近现代名人小传》说他“尤精鉴别，书画古董以屋十五楹盛之，咸真品”。
十五间屋子，塞满了历代字画古董，件件是真迹。
他府邸西路有一处专门存放藏品的院落，正厅叫“锡晋斋”——因为里面珍藏着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纸寿一千七百年，被恭亲王供在正厅当镇宅之宝。
旁边的西配房叫“尔尔斋”——意思很明白：跟《平复帖》一比，这里面放的其他碑帖都“不过尔尔”。
东配房叫“乐古斋”，放古董。
一个院子三间房，取名都取出了鄙视链。
奕訢的收藏不止于此。
王羲之的《游目帖》、王献之的《鹅群帖》、颜真卿的《告身帖》——这些在中国书法史上排得上号的剧迹，都曾是他的囊中之物。
成亲王永瑆的收藏同样惊人。
他是乾隆第十一子，因皇太后赐他陆机《平复帖》，遂自号“诒晋斋主人”。
他“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加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
他本人就是清朝书法四大家之一，与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清中期四大书家”。
嘉庆帝亲口评价：“朕兄成亲王自幼专精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近日朝臣文字之工书者，罕出其右。”
一个王爷，收藏了《平复帖》，自己的书法又是当朝第一——这种凡尔赛，是降维打击。
再说不动产。
庄亲王一家五十五口人，五十五万亩地。
五十五万亩是什么概念？
现在北京西二旗、西三旗那几个村，历史上整整一年的作物收成，只够供庄亲王府做一双靴子的钱。
钱多到这种程度，花不出去才是问题。
于是王爷们开始在自己家里搞各种奇观。
启功先生的爷爷有个著名的爱好——给自己办丧事。
没错，弘昼不是一个人。
这位老先生多次宣布自己死了，然后乔装打扮躲起来，看府里的人为自己大张旗鼓地操办。
他会详细欣赏纸做的金盘子雕刻了什么花纹、用了多少质地的金子，然后津津有味地写在文章里。
等一切张罗完了，他现身：“我没有死。”
皇帝也不管——只要你按规定体制在自己家的王府里，想干吗就干吗。
这种“假死炫富法”，堪称凡尔赛的终极形态。
你炫车炫房炫包，人家炫葬礼——而且是自己活着时候的葬礼。
比不了，根本比不了。
四、硬核文艺：从特制墨到自动翻页机
王爷们不光花钱，也搞创作。
有些创作很硬核，硬核到让你怀疑他们是不是太闲了。
成亲王永瑆的书法成就前面说过了。
但这位王爷有个毛病——抠门。
乾隆多次因为这个训斥他，他照抠不误。
但抠门不妨碍他搞艺术。
他总结出“拨镫法”——一种三指握管悬腕的笔法，据说是从董其昌那儿来的，被他发扬光大。
他还把自己和古人的书法刻成《诒晋斋帖》。
一个抠门的书法家，把吝啬和风雅活成了一体。
慎郡王胤禧是另一路。
他是康熙第二十一子，“能诗善赋，书画兼长”，著有《花间堂诗抄》八卷、《紫琼岩诗抄》三卷。
时人评他的画“笔致超逸，画风清淡”，山水学倪瓒，被评为“本朝宗藩第一”。
但最硬核的文艺创作，发生在墨和纸这种小物件上。
定王府有“行有恒堂”的堂号。
这个堂号印在他们定制的一切器物上——瓷器、玉器、铜器、匏器、文房用具。
故宫博物院至今收藏着一大批加盖“行有恒堂”印章的文物。
道光年间睿亲王仁寿定制了一批王府专属酒盅，底落青花“睿邸清赏”四字堂名款。
从墨到纸到笔到砚台到酒盅到饭碗，全部私人定制，全部打上自己的logo。
这不是消费，这是品牌建设。
还有更离谱的——自动翻页机。
据记载，有些王府的王爷嫌翻书费事，专门让工匠制作了一种机械装置，可以把书页一页一页自动翻过去。
原理类似钟表发条，拧上弦，书页就自己翻。
这位王爷躺在榻上，眼睛看着，手不用动，书自己翻。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懒人阅读器”。
没有手机，他们就发明了不用手的翻书机。
五、朋克养生：丹药、人乳和极端作息
有钱有闲的人，最怕死。
清朝王爷们在养生这件事上，走出了各种荒诞的路线。
最上流的是喝人乳。
慈禧太后每天都要喝鲜人奶。
王公贵族效仿之，认为人乳是大补之物，能延年益寿。
王府里专门养着乳母，不是喂孩子，是喂大人。
最神秘的是吃丹药。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崇信道教的皇帝之一。
他长期服用道士炼制的“既济丹”。
不少专家根据档案推测，雍正五十八岁暴卒于圆明园，与服用丹药有直接关系。
皇帝都吃死了，王爷们照样吃。
最风靡的是“阿肌蘇丸”——一种据称来自喇嘛炼制的秘药。
据传多尔衮三十几岁便体力不支，有人献上此药，服用后精力大增。
乾隆晚年也对这药爱不释手，靠它“健脾滋肾壮元”。
乾隆活了八十八岁，是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于是这药更被奉为神品。
清朝王亲贵族“都会用此药丸调情”。
最讲究的是“龟龄集”。
雍正八年，皇帝要求御医张尔泰等人研制此方，成为“御用圣药”。
但讽刺的是，这些王爷们一边吃丹药求长生，一边过着极其不健康的生活。
醇亲王家的小王爷，每天进早点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家里差人出外买吊炉马蹄、麻酱烧饼和油条——一年到头不换样。
中饭和晚饭，两荤两素两凉拌加一碗汤。
荤菜不过是鸡丝、肉丁炒青菜，素菜里拍黄瓜、拌白菜也算一道。
酱咸菜常年必备。
溥杰在回忆录里分析过原因：王府的伙食被从太监、妈妈到厨房层层盘剥了。
“我们养成一种习惯不能计算钱，钱是污秽物倘若算计就是小家子气，所以就给下人可乘之机。”
溥杰十几岁时想买照相机，问太监需多少钱，太监现出鄙夷的神情：“您是一个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
您若是知道了，奴才们怎么托福！”
“托福”就是拿回扣。
一个亲王，年入一万两银子，吃的却是街边买的烧饼油条和拍黄瓜。
钱去哪了？
被下人层层扒皮了。
朋克养生就是这么个逻辑：一边吃最贵的丹药，一边吃最差的伙食；一边求长生，一边被下人坑得营养不良。
六、烧钱游戏：斗鹌鹑、坟头留声机和活出丧
如果说前面的娱乐还算是“高雅”或“养生”，那这一部分就是纯粹的烧钱式荒诞。
先说斗鹌鹑。
斗鹌鹑是明清时期北方上层社会的流行游戏。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写过一个故事：有个叫王成的人，养了一只鹌鹑，到市上去赌斗。
有个大亲王好斗鹌鹑，每逢元宵节，就放民间养鹌鹑的进王府与他的鹌鹑角斗。
赌斗那天，饲养鹌鹑的人和赌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人带着数千万的银子参与赌局”。
看鹌鹑的模样判断优劣，下彩头。
有人当场挑衅：“我跟你赌一千两银子斗鹌鹑。”
一千两银子，够一个一品文官五年半的工资。
在王爷们眼里，不过是一场鸟打架的赌注。
再说“坟头留声机”——这个说法是我编的，但事儿是真的。
有些王爷的怪癖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除了弘昼的活出丧和启功爷爷的假死炫富之外，还有王爷喜欢在坟地里设宴。
把酒席摆在祖坟前面，一边听着风声和乌鸦叫，一边喝酒赏月。
美其名曰“与先人共饮”。
至于弘昼的“活出丧”，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
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不仅仅是怪癖。
历史学家认为，弘昼的荒唐行为其实是一种高明的自保——他向乾隆表明自己无意争权夺利。
他的诗《金樽吟》写道：“世事无常耽金樽，杯杯台郎醉红尘。
人生难得一知己，推杯换盏话古今。”
翻译过来就是：我只想喝酒，不想当皇帝。
一个王爷，用给自己办葬礼的方式告诉皇帝“我没威胁”——这操作，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神级。
最烧钱的游戏，大概是和珅的豪宅。
和珅不是王爷，但他的宅子后来成了庆郡王永璘的府邸，再后来成了恭亲王奕訢的恭王府。
和珅当年在这座宅子里藏了多少宝贝，没人说得清。
但恭亲王奕訢接手后，仅字画就装了十五间屋子。
到清末，小恭王溥伟为了筹募复辟经费，把恭王府的珍藏几乎卖了个精光。
陆机的《平复帖》后来流到了张伯驹手中，再后来捐给了故宫——今天你到故宫还能看到它。
一座王府的藏品，养活了半个民国古玩市场。
七、圈养下的创造力：没有手机，他们活成了4K画质
回过头来看，这些王爷们的一生，其实挺拧巴的。
他们有钱——多得花不完。
他们有闲——闲到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事做。
他们有才——永瑆的书法是清朝第一，胤禧的画是“本朝宗藩第一”，奕訢的收藏是晚清第一。
但他们没有自由——没有诏书不得离开京城四十里。
他们不能从政——清朝祖制，王爷不得干预政务。
他们不能掌兵——那会要命。
他们甚至不能随意出城。
十八岁之前，他们要参加残酷的竞争。
王子要封爵得考试——满文、汉文、骑马、射箭，样样得考。
十岁考步箭，十六岁考马箭。
六岁入宗学。
不合格？
明年接着考。
十八岁如果封上了王爷，就被锁在自己的王府里，被盯得紧紧的。
如果没封上，更惨——搬出王府，甚至被赶回东北，一次性折现所有俸禄和庄园收入。
所以，一个王爷的人生轨迹大致是这样的：六岁开始卷考试，十八岁要么被圈养要么被驱逐，然后在一个不许出去的大院子里，拿着一万两银子的年薪，每天琢磨怎么花钱、怎么找乐子、怎么不让自己疯掉。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没有电影。
没有游戏机。
没有健身房。
没有咖啡馆。
没有商场。
但他们有戏班子——天天唱，一年唱三百六十五天。
他们有字画——十五间屋子装不下。
他们有丹药——吃死了算自己的。
他们有鹌鹑——一只赌一千两。
他们有葬礼——自己给自己办。
他们有翻书机——躺着不用动手。
他们把无聊活成了豪华，把圈养活成了艺术，把一天天重复的日子，过成了有BGM的4K画质。
八、尾声：回到那口棺材
回到乾隆三十五年前的那个清晨。
和硕和亲王府，缟素满院，哭声震天。
弘昼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吃着供饭，指挥着纸扎的朝向。
他的人生很荒唐。
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
“何须争名利，即此是安居。”
这句话刻在他的墓门上，也在他活着的时候，用一场又一场的活出丧，演给所有人看。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捧着手机，刷着短视频，点着外卖，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里焦虑着KPI、房贷和35岁危机。
我们嘲笑弘昼荒唐，羡慕永瑆的书法，惊叹奕訢的收藏，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比他们多了手机，但我们比他们快乐吗？
我们比他们自由——想去哪去哪，想干嘛干嘛——但我们把这份自由活成了什么？
他们被圈在四九城里，却把每一天都过成了仪式。
我们拥有全世界，却把每一天过成了重复。
也许，那个坐在自己棺材旁边吃供饭的荒唐王爷，早就告诉了我们答案：日子是自己的，怎么过，全看你自己。
没有手机的大清王爷们，用一万两银子的年薪和一辈子出不了城的自由，换来了十五间屋子的字画、三百六十五天的戏、一千两银子一场的鹌鹑斗、以及一场又一场属于自己的葬礼。
他们把“活着”这件事，玩出了一种我们再也学不会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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