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晋冀鲁豫边区，郭天民接到了一纸调令：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转到刘伯承、邓小平麾下。对一名长期在晋察冀前线主持军务的将领来说，这既是一次新的任用，也意味着暂时离开熟悉的战场。
郭天民1905年出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都曾参与其中。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红九军团参谋长，经历长征和多次艰苦作战，逐渐形成了一个鲜明特点：看地图快，抓战机准，但说话直，不太愿意绕弯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天民长期在晋察冀军区工作。那里山地广阔，交通不便，日军常以据点、铁路和公路为依托进行扫荡。郭天民擅长把分散部队组织起来，利用地形实施机动，既能打硬仗，也能安排游击力量牵制敌人。
到抗战后期，他已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问题也由此出现。一个习惯了在前线调兵遣将的人，往往很难接受单纯的行政安排，更难接受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军事决策。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根据形势实行精简整编，一部分野战部队转为地方武装。郭天民认为，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主力部队削弱过快，可能影响以后对敌作战。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但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强硬，保留部队、公开表达意见，都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
1946年，张家口保卫战失利。晋察冀部队曾在城外和城内坚持作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战场态势等多方面原因，最终撤出张家口。战后总结时，郭天民对兵力使用和防御部署提出了尖锐意见。有人劝他少说几句，他却认为，军事问题不能靠含糊处理。
这场争论很快超出了战术层面。涞源会议期间，郭天民的意见与会议要求出现冲突，个人性格、指挥方式和组织纪律等问题被一并提出。对他而言，批评并不只是几句口头意见，而是直接影响了职务安排。此后，他一度离开一线指挥岗位，接受组织审查和教育。
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并没有被简单定性为立场问题。1948年，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调查研究，刘少奇曾与郭天民多次谈话，重点了解他在部队整编、作战指挥以及会议争论中的具体情况。谈话之后，郭天民被调往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副参谋长。
从晋察冀军区高级指挥员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表面看像是职务下降，实际上却是一次重新安排。刘伯承、邓小平手中的部队正准备向中原和大别山方向展开，郭天民熟悉参谋业务，能处理复杂战场情况，转入这个体系，说明组织仍然认可他的军事能力。
在刘邓大军作战区域内，郭天民主要参与作战计划、部队机动和后方协调。大别山斗争条件艰苦，部队不宜长期进行大规模阵地战，更多时候要靠袭扰、破袭和调动敌人来保存自己。对郭天民来说，这种工作不如直接指挥主力部队显眼，却考验着参谋人员对全局的判断。
1949年初，第二野战军进行整编，陈赓任第四兵团司令员，郭天民出任副司令员。这个安排改变了他的处境。此前被压缩的指挥空间重新打开，他开始参与渡江作战以及部队向江西、广东、广西、云南推进的行动。
第四兵团南下时，战线拉得很长，部队不仅要突破敌军防线，还要解决道路、补给、通信和地方接收等问题。郭天民善于抓住作战细节，常把侦察、行军路线和兵力衔接放在一起考虑。陈赓负责把握全局，郭天民则在具体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的配合较为默契。
渡江以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南、西南的防线相继瓦解。第四兵团连续作战，部队穿越丘陵、河谷和交通条件较差的地区，追击、分割、围歼交替进行。郭天民并非那种最善于制造声势的将领，但在复杂战场上，他能把一场大仗拆成若干个具体环节，逐项落实。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云南军区和军事院校等单位工作，后来又参与军事训练、教材和军事出版方面的建设。1955年授衔时，郭天民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他的革命资历和长期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军中有人认为，若没有晋察冀时期那场风波，他完全可能在兵团一级指挥岗位上走得更远。
但军队职务从来不只取决于战场能力，还涉及组织关系、工作方式和具体时期的需要。郭天民的长处十分突出，性格上的棱角也同样明显。1970年，他因病逝世，终年65岁。至于“本该担任兵团司令”的评价，更多是后人根据他的资历、战绩和指挥能力作出的历史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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