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车站撞见他哭的。那天雨还没落下来，我正拖着行李，打算跟父亲回家。站台立柱后面，站着个还没换工装的男人，正躲在那儿擦眼睛，袖口一下下往脸上按，肩膀抖得厉害，却一点声音都没出。
广播里在报下一趟车次，我站在几步开外，脚底忽然像被抽走了力气，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分手是前一天说好的，我在父亲车里都答应了，先回家住几天。可看见他这副样子，我脚底下忽然就钉住了，挪不动步。
当晚他就守在我家楼下，父亲的车停在后面跟着，雨刷来回扫，把路灯的光划得碎成一片。我走到车门边，他伸手拽了一下我的袖子，又很快松开，蹲到路边把脸整个埋进臂弯。
我转身回去跟父亲说，我不走了。父亲没下车，也没按喇叭，就那么静静坐着。雨越下越大，车就那样停在雨里。
第二天上午，我回了娘家，把医院的缴费单据和三个妹妹的学费通知单全摊在茶几上。父亲没翻那些纸，只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也没叫人换。
我伸手把皱巴巴的单据一张张捋平，纸边都被我捏得发毛。父亲拿起茶几上的眼镜，顿了顿，又放下了。我说，以后每个月我来跟你报账，你不用一次性把钱给我，也别总说我这是往火坑里跳，只在我实在凑不齐的关键地方补点缺口就行。
父亲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问我：“你以为拿张表就能把日子过明白？”我答：“那也比被你一次性把日子买断强。”他听完笑了一下，那笑短得像风刮过水面。
之后他从抽屉里摸出个封面磨旧的空账本，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格子，说：“想清楚了再填。”我接过账本往外走，他在我身后关门，动作轻得几乎没声响。
婚后头一个月，我把工资流水、医院票据和学费通知单都摊在同一张纸上——之前父亲在电话里特意交代过，别分开发，他要一眼能对着看全。
我跪在床边把几张纸使劲压平，边角总还翘着，最后找了个茶缸压上去才妥帖。屋子很小，墙角的水印比上个月又洇宽了一圈，隔壁小孩一哭，我盯着纸上的字，眼睛都跟着发颤。
医院缴费窗口前总有人插队，我举着单子挤在人群里，后背不知被谁的包狠狠撞了一下，打印机的墨迹蹭得满手心都是，洗了好几遍都留着印子。
丈夫下班回来，安全帽往地上一搁，袖口还沾着灰，问我又在算账。我说是给爸报的。他站在门口，半天没出声。
后来父亲只补来一小笔钱，短信就三个字：你自己填。那钱比我算出来的缺口还少一点。丈夫扫了一眼，说不用补。他说这话的时候，喉结明显动了一下。
我看着他，没多问为什么。那天夜里他洗完澡出来，直接把所有灯都关了，背对着我躺下。我听着他的呼吸声，半天没敢开口。被褥上飘着淡淡的机油味，我伸手想去拉他的手，他轻轻躲开了。我缩回手，把被角紧紧按在胸口。
到第五个月，我辞了工作。婆婆瘫在床上，翻身得两个人搭手，吃饭要喂，夜里还要帮着接痰。我找了几份零工，在市场帮人看货，去托管班帮着抄名单，有时候干到天全黑才走。
我骑电动车往家赶，风顺着领口直往骨头缝里钻。刚到家门口，婆婆在里屋喊我，我脱了半只鞋就往屋里冲。父亲回的短信说：“你自己辞的差事，收入得自己一笔笔算清楚。”
我盯着那行字，把零零碎碎的工钱填进账本，算来算去，缺口还是大得堵不上。那天晚上洗衣服，我看见自己手背被碱水泡得发白，指节全红了一片。
丈夫回来得特别晚，一句话没说，把一包膏药轻轻放在鞋柜上。我翻开看，铝箔包装都磨破了边。他说是工友给的。我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下意识缩了一下，说：“先去洗澡吧。”
我站在鞋柜边没动，水龙头忘了关，哗哗的水声把整间屋子填得满满当当。
第六个月，丈夫洗澡的时间越来越短。出来的时候总背过身，把毛巾搭在肩上，腰紧紧贴着墙。等他坐到床边，我从抽屉里摸出一贴膏药，往他身边走。
手指刚碰到他的肩胛，他整个人猛地一僵，反手就把灯关了。我把膏药递过去，他接在手里，半天没撕开。他身上混着膏药味和汗味，从门缝里慢慢飘出来。
我把账本往旁边一推去洗碗，水冲在铝箔包装上，沙沙地响。第二天，我把剩下的一片膏药夹进账本里，一个字都没写。合上账本的时候，铝箔的一角从纸页间露出来，我没再把它塞回去。
丈夫早上出门，从账本旁边经过，看了我一眼，我也没解释。那本账本就一直搁在餐桌上，我们端菜吃饭的时候，都下意识绕开它。
第七个月末，我把夹着膏药的账本寄回给父亲。第二个月，他补来的钱比往常多出一小笔，短信只有四个字：药钱另算。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好久，手机屏幕的光把我指尖照得发青。
我没跟丈夫说这事，把多出来的钱压在床头膏药盒子底下，他每天都能看见那个盒子，却从来没问过钱是哪来的。父亲也从来没问过他伤在哪里。
膏药盒子空了就添新的，空盒子我都摞在窗台上，慢慢攒了三个。有天夜里风刮进来，空盒子滚到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放回去，又看了我一眼，还是没说话。
第二个春节，我抱着账本回娘家交差。父亲没出来接我，让大妹在门口等着。我口袋里一直揣着把从母亲针线盒里拿的旧钥匙，本来只是留个念想。
趁全家都在厨房忙年夜饭，我悄悄溜进书房，试着用那把钥匙开锁。锁“咔哒”一声弹开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快蹦出来。
书房里飘着旧纸张的味道，抽屉拉开时，木头涩得发出闷响。里面东西摆得乱，最上面是几张银行回单，底下压着一张只有抬头和估价栏的纸。
我拿起来一看，纸上写的数，比父亲每个月补给我的钱加起来还要大得多。我赶紧拍了照，把东西原样摆回去，重新把锁锁好。
出书房的时候大妹喊我去端饺子，我应了一声，手心全是汗。父亲从厨房出来，扫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
第二天晚饭桌上，我忍不住问父亲，是不是打算把房子抵押出去。父亲放下筷子，没看我。丈夫“腾”地从旁边站起来，说：“你要是再去翻你爸的东西，这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父亲把账本“啪”地扔回我面前，几页纸被窗外吹进来的风掀起来，落在我脚边。他只说了一句：“把数算明白。”我抱着账本往家走，屋里冷得像冰窖。
丈夫蹲在阳台抽烟，那晚我们谁都没再多说一句话。我躺在被子里，听见烟烧到滤嘴时他咳了一声。半夜风把阳台门吹得哐哐响，我起身去关，看见地上落了厚厚一层烟灰。
一个月后，大妹把一本旧账本送到我家楼下，说：“爸让我拿这个换你那本新的。”我接过来，封面都磨卷了边。回家翻开，扉页上是母亲住院时的借款记录，日期正好是我出生那年。
旧账本里有几页纸粘在一起，我轻轻揭开，纸薄得像一碰就要碎。我蹲在地上，把那些旧数字和父亲每个月补我的钱一笔笔对着看，忽然就懂了——原来他早就在用同样的办法，熬着日子过来的。
我把自己那本新账本插进书架，再也没填过一个数。地上太凉，等我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已经麻得站不住。窗外晾衣绳被风刮得呜呜响，我伸手去拉窗帘，指尖按在旧账本的封面上，再也没翻开过。
又过了半个月，父亲把一叠银行回单摊在我面前，问：“账本上的数，你真的一笔笔算过吗？”我看着他，知道他早就发现我翻过书房的抽屉。
我没解释，把自己那本小账本一页页撕下来，撕了几片推到他手边。撕到最后，手指被锋利的纸边划了一道红印。父亲没说话。
我撕完最后一页，说：“以后我不报账了。”他站起身，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个信封递给我：“这不是药钱，也不是学费。”我接过来，没打开。
他说：“你总得留点钱，是不归我管的。”我攥着信封，纸边都被捏软了。他推信封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他手背上已经长了几点老年斑。
他说完就走了，我站在饭厅里，把撕碎的纸一片片捡起来收进旧账本。有几片掉在地上沾了点菜汤，我拿起来仔细擦干净。
第三年春节，我带着丈夫回娘家。婆婆还卧病在床，大妹的学费还差一截。饭桌上，父亲把酒杯举到他跟前，说：“往后日子是你们自己的，我不插手了。”
丈夫站起来，把酒一口喝干。我把那本旧账本轻轻推到父亲手边。他合上本子，手指在扉页上停了一下，收进书房的抽屉，这次没上锁。
旧账本斜斜躺在一堆旧东西中间，我站在门口望了一眼，抽屉半开着。大妹在厨房喊开饭，我进去端菜，碗沿烫得厉害，我两只手来回换着拿。
丈夫在门口喊我：“我来端汤。”我往旁边让了一步，他侧身走过去，背再也没刻意躲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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