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现象想不通,满大街六十上下的退休老人,出门十有八九顶着帽子,从菜场溜达到公园,几乎瞅不见一个光着头出门的,真怪。
这话是刘秀兰跟我说的,她当时正站在小区东门那棵老槐树底下,手里拎着半兜子蔫了的油麦菜,眼睛盯着马路对面。
对面是一排刚翻新的门脸房,玻璃擦得锃亮,有个穿灰夹克的老头正从一家养生馆出来,头上扣着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帽檐压得挺低,脚步匆匆往公交站走。
刘秀兰用胳膊肘捅了捅我,下巴一抬:“你瞅瞅,就那帽子,跟焊在脑袋上似的。 我观察半个月了,这岁数的老爷们儿,出门不戴帽子的没几个。 你说夏天戴个遮阳帽说得过去,这都十一月底了,天阴得跟锅底一样,戴哪门子帽子? ”
我没接话,心里也犯起了嘀咕。
还真是,我公公今年六十三,退休前在棉纺厂干了三十多年机修工,这两年出门扔垃圾都得把帽子戴上。
有回我见他睡觉,帽子搁在床头柜上,露出来的头皮上有几块挺扎眼的斑秃,跟被火燎过的草皮似的,东一块西一块,怪瘆人的。
那顶帽子是我去年双十一在网上凑单买的,十五块九,黑色毛线款,老人家怕冷,说戴着合适。
可从今年开春到现在,他戴帽子的频率越来越高,夏天最热那几天换成了一顶米白色的布帽子,汗把帽檐浸得发黄,洗完晾干接着戴。
我婆婆活着的时候总叨叨,说他年轻那会儿头发又黑又密,甩来甩去跟电影明星似的,现在倒好,镜子都不爱照了。
刘秀兰见我不说话,又压低了嗓门:“我家那口子也这样。 去年我给他织了顶驼色的,人家还不乐意戴,说闷得慌。 今年倒好,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帽子,上个月去体检,大夫让他摘了帽子量血压,他那脸拉得老长,跟大夫欠他二百块钱一样。 ”
我笑了笑,没往心里去。
老年人怕冷,戴个帽子不算啥事。
直到半个月后,我婆婆忌日那天,全家凑在一起吃饭,我亲眼看见公公偷偷往帽子里塞东西,这事才算翻了篇。
那天来的人不少,大姑姐一家四口都来了,还有公公棉纺厂的两个老同事。
我一大早去海鲜市场买了三斤海虹、两斤基围虾,又去熟食店切了半只烧鸡,回来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
公公坐在客厅陪人聊天,声音挺大,中气十足,时不时还能听见他笑。
那顶黑毛线帽子就扣在他后脑勺上,帽檐朝上翻着,看着还挺精神。
可等菜都上了桌,我发现不对劲。
公公那帽子压得越来越低,几乎快盖住眉毛了。
他右手夹菜,左手时不时在帽檐下面挠一下,动作又急又碎,像有跳蚤在里面爬。
有回他低头喝汤,帽子往前滑了半寸,他立马伸手给推回去,眼睛还往桌边瞟了一圈,生怕有人看见什么。
我坐在他斜对面,角度正好。
他推帽子那一瞬间,我看见帽檐下面露出来一小片头皮,那颜色白得不像话,跟周围皮肤都不一个色,像是贴了块膏药,又像是抹了什么东西。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钟头,公公去卫生间待了挺久。
大姑姐让我去喊他,说别让老人喝多酒躲里头睡着。
我走到卫生间门口,听见里面水流得哗哗响,混着一种挺轻的声音,像塑料袋在搓揉。
我敲了敲门,问爸你没事吧。
里头水声停了,过了几秒,公公的声音传出来:“没事没事,洗把脸醒醒酒。 ”
门开的时候,我闻见一股挺冲的酒精味,还有股说不上的胶皮味。
他帽子戴得端端正正,额头上还挂着水珠,见我看他,眼神躲了一下,侧着身子从我旁边挤过去。
那天晚上送走客人,我在卫生间垃圾桶里看见一个空了的502胶水瓶,还有几片撕下来的医用纱布,上面粘着些深褐色的碎屑,闻着就是那股胶皮味。
我拿手机查了查,心里咯噔一下。
公公这是往头皮上粘东西了。
我憋了好几天没跟任何人说。
白天上班心里总装着这事,晚上回家看见公公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看抗战剧,那顶帽子就跟钉子一样扎我眼睛。
我旁敲侧击问过他,最近身体怎么样,睡眠好不好,头皮痒不痒。
他眼睛盯着电视,手里攥着遥控器,只说都好,都好。
转机发生在一个周五晚上。
公公下楼扔垃圾,手机落在客厅茶几上,叮叮咚咚响了好几声。
我本来不想看,可屏幕一直亮着,显示一个叫“老周”的人发来的微信。
老周是他在棉纺厂带过的徒弟,比他小七八岁,前年查出肺上有毛病,去年人就不在了。
可这微信还在往外发消息。
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来看了一眼,没设密码,直接点进去了。
那对话框里全是一段段长语音,隔几天发一条,最近一条就在刚才。
我点了一下,老周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听着比活着时候还清亮,带着点口音。
“师傅,你上回说的那个偏方我试了,没用,还是掉得精光。 不如就听我的,剃光算了,我这边有几个老哥都剃了,出门戴个帽子谁知道。 你老往头皮上粘茶叶梗子,早晚要发炎,万一感染了遭大罪。 ”
我手一抖,手机差点摔地上。
原来那帽子里藏的不是斑秃,是茶叶梗。
一片片用胶水粘在头皮上,就为了让自己看着像还有头发。
我退出对话框,又往上划了划,看见老周还在世时候发的消息,说了些医院化疗的事。
公公回的都是语音,一条条挺长的,我没敢点开听。
但有一条文字消息,是我公公发的,就八个字,看得我鼻子一酸。
“头发掉光,比病还熬人。 ”
公公回来的时候,我正把手机往茶几上放。
他站在门口换鞋,动作很慢,鞋带解了好几次才松开。
他抬头看见我,又看了看手机的位置,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给他倒了杯温水,放在茶几上。
他坐过来,低头喝水,帽子跟往常一样扣得严严实实。
我看着他后脑勺那圈毛线起了不少球,有的地方已经磨得发亮。
这帽子我双十一买的,十五块九,他大概当成了救命稻草。
“爸,”我坐在他旁边,声音放得很低,“你头皮上粘东西,多久了? ”
他的手停在半空,水杯里的水晃了一下。
过了好半天,他把水杯放下,两只手交叉着搭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去年秋里开始掉,一点一点的。 今年夏天就剩不几根了。 ”他说话很慢,跟平时高声大气完全不同,“剃光了吧,我心里过不去。 戴帽子吧,总觉得别人都知道帽子下面是光的。 有回在小区门口,一个卖菜的问我,大爷你天天戴着帽子,是怕晒啊还是怕风吹? 我愣了半天,不知道咋回。 ”
他停了停,伸手把帽子摘了下来。
我这才看清他头皮上粘的那些东西,密密麻麻排着,染得黑乎乎的,有好多已经翘了边,露出下面白亮亮的头皮。
有几处发红发肿,估计是胶水刺激的,看着就疼。
“我用茶叶梗子染黑,剪成一截一截往上粘,老周教我的。 他走之前,整个脑袋光得跟个瓢一样,他说他试过。 ”公公低着头,声音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后来不行了,医院都不让戴帽子,护士给他擦头皮,他疼得直抽气。 我过去看他,他跟我说,师傅,头发这玩意长在身上的时候没人当回事,等真没了,比割块肉还难受。 ”
我看着那头皮,上面粘着的茶叶梗子因为泡过雨水,有的已经发软,散发着一股发霉的酸味。
我给他拿了条热毛巾,他敷了一会儿,自己慢慢往下抠,指甲里塞满了黑褐色的碎末。
我帮他擦后背,看见他后脖颈上也有几块红肿,应该是胶水淌下去烧的。
“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把头皮先看看,发炎了不是闹着玩的。 ”我说。
他点了下头,没说话,把帽子又戴回去了。
戴得没那么低了,露出来一截光光的额头。
第二天去医院,皮肤科大夫姓赵,五十来岁,见过的病人比我们吃过的盐都多。
他拿棉签轻轻拨开那些茶叶梗,眉头皱得死紧,说幸亏来得早,再晚点毛囊全堵死,以后连毛囊炎都难好。
开了两管药膏,又让护士帮忙把残留的胶水和茶叶梗清理干净。
清理的过程不复杂,就是费工夫,护士拿橄榄油一点点软化胶水,再用镊子夹掉。
公公仰着头躺在治疗床上,眼睛闭着,两只手攥着床沿,一声没吭。
全部清理完,他头上秃得干干净净,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大夫说,你这头皮底子还行,掉发跟年龄、遗传、内分泌都有关系,别信偏方,也别老戴帽子捂着,越捂越糟糕。
公公在镜子前站了好几分钟,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回来,抬手在头顶摸了摸。
我站在门口等他,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声音又低又长,像积压了太久的什么东西终于松了下来。
回家路上,他去菜市场买了根白萝卜,又去卤肉店秤了半斤猪头肉。
我跟在后头,看见他帽子拿在手里,没往头上戴。
有认识的人跟他打招呼,问他咋不戴帽子了,冷不冷。
他笑了笑,说:“不冷,今天太阳好。 ”
那个人抬头看了看天,阴得跟水洗过一样,没太阳。
可谁也没说破。
事情到这儿本可以收尾了。
但你们肯定也猜到了,没那么简单。
过了不到一星期,大姑姐给我打电话,语气挺冲,张嘴就问:“你是不是带咱爸去医院了? 是不是让他把帽子摘了? 你安的什么心啊,大冬天让老人光着头出门,街坊邻居看见像什么样子! ”
我当时正在菜市场挑土豆,手机夹在肩膀上,听她说完才回话:“他头皮发炎了,再戴帽子捂着更严重。 医生也说了,不能老捂着。 ”
大姑姐在电话那头冷哼一声:“医生说话谁不会听,他那么大岁数了,头发掉光了他自己心里能舒服? 你让他光着头到处走,不是要他的命吗? 我不管,你赶紧把帽子给他买回来,要贵的,毛线的他戴着总是痒,买羊绒的,我发钱给你。 ”
我攥着两个土豆,指头陷进泥里,说:“姐,这事得听爸自己的。 他不想戴帽子,谁也逼不了。 他觉得光头舒服,咱就别按自己的意思来。 ”
大姑姐直接把电话挂了。
没过十分钟,公公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变了变,走到阳台上讲电话。
我听见他声音越来越大,说:“我的脑袋,我自己说了算,你少管闲事。 ”
晚上大姑姐一家过来,进门就黑着脸。
她拉着我公公在客厅坐下,从包里掏出一顶新的羊绒帽,藏青色的,标签还没摘。
她说:“爸,这帽子八百多,我跑了好几个商场挑的。 你戴着肯定舒服,别跟你儿媳妇较劲,她懂什么呀。 ”
公公没接那帽子。
他靠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里面演的是他每天追的抗战剧,枪炮声轰隆隆响。
等大姑姐说累了,他冷不丁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啥戴帽子吗? ”
大姑姐愣了,说:“怕冷呗,还能为啥。 ”
公公笑了一下,笑得很浅,嘴角只扯了扯:“我头皮上粘茶叶梗子,粘了三个多月。 我天天怕人看见,怕帽子掉了,怕下雨把胶水泡开。 晚上摘帽子的时候,得拿酒精棉慢慢擦,有时候太干,肉皮都撕下来一层。 你妈不在了,我谁也没说。 ”
大姑姐张了张嘴,没出声。
“你送帽子来,是给我戴的,还是给你自己脸上戴的? ”公公说完,把帽子往她跟前推了推,“东西挺好,你拿回去给你公公戴吧,他头发比我还少。 ”
屋里有那么十几秒,谁也没说话。
大姑姐那脸从红到白,又从白到青,最后抓起帽子摔门走了。
她丈夫跟出去,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埋怨,好像是我挑的头。
公公把电视声音调大,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眼珠子盯着屏幕,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戴那顶黑毛线帽。
有次大扫除,从阳台柜子深处翻出一大包茶叶梗,还有两瓶没开封的502胶水,上面落满了灰。
我问他扔不扔,他正蹲在卫生间用温水洗头,闭着眼说:“扔了吧,看着心烦。 ”
现在他出门穿件厚棉袄,头上光光的,跟小区里好几个剃光头的老人凑一块打牌,谁也不说谁。
偶尔有人开玩笑,喊他“光头老赵”,他乐呵呵应一声,还说洗头省事,一年能省半瓶洗发水。
满大街六十上下的退休老人,出门十有八九顶着帽子。
这话现在想想,帽子底下捂着的,除了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还有那点不肯认老的倔脾气,和怕人看轻的自尊心。
可人活到岁数,总得明白一个理:头发掉了,日子照过。
真丢人的,是拿茶叶梗子往自己头皮上粘。
身上少一样东西不丢人,心里头放不下才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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