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美国纽约，一台外形古怪的中文打字机摆在林语堂面前。它耗去了他多年积蓄，也没有换来预想中的成功。有人劝他认赔，他却没有大发脾气，只把这次失败看成一次昂贵的尝试。这样的林语堂，既有大师的才华，也有普通人的脾气和趣味。
1895年，福建漳州平和县坂仔，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父亲林至诚并不古板，讲道时遇到听众打瞌睡、闲聊，常用几句玩笑化解尴尬。家里的气氛也是如此，贫寒归贫寒，却少有沉闷。
这种性格伴随林语堂一生。他不喜欢把人生过成一场严肃竞赛，尤其不迷信“第一”的光环。后来他说，自己做事不愿居第一。听起来像退让，实际是一种清醒：不被名次牵着走，才有余地保留兴趣、判断和自得。
1912年，17岁的林语堂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并非只盯着课本，图书馆里的杂书、足球场上的奔跑、划船队里的训练，都能让他投入其中。他曾把大学比作丛林，学生像猴子一样在不同枝头寻找自己喜欢的果子。
1916年毕业后，他到清华学校教英文。此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23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学问越做越深，他却没有把自己关进象牙塔，而是始终在中西文化之间来回穿行，寻找两种文明能够彼此理解的说法。
他的婚姻，也是这种性格的体现。青年时期，林语堂曾爱慕陈锦端，但这段感情没有结果。后来，在朋友介绍下，他与廖翠凤结为夫妻。廖家家境比林家优越，却看中了他的才华和人品。廖翠凤曾表示，贫穷并不可怕。
婚后，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林语堂爱写作、爱发明，脑子里总有新念头；廖翠凤务实爽快，能把飘在空中的丈夫拉回日常。林语堂曾打趣说：“我像氢气球，要不是你拉住，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这句话有玩笑，也有承认。
1919年，两人结婚。林语堂后来把这段关系称作“把老式婚姻变成美好爱情”。他没有把爱情说得轰轰烈烈，而是落在长期相伴、互相照料和共同承担上。几十年婚姻里，廖翠凤既是妻子，也是他的生活伙伴和实际支撑。
回国后，林语堂参与创办《论语》杂志，提倡幽默和性灵文字。1932年，《论语》创刊，文章不端架子，敢于自嘲，也敢于调侃生活中的荒谬。林语堂所说的幽默，不是油滑，更不是逃避，而是知道人的局限之后，仍能保持从容。
他把“幽默”介绍给中文读者，也把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介绍给英语世界。1935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随后《生活的艺术》等作品相继产生影响。赛珍珠为他的英文写作提供过帮助。林语堂没有只讲宏大文明，而是写茶、家庭、闲谈、饮食和处世，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人的日常与性情。
《京华烟云》出版后，他在海外声名更盛，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人只记住他的成就，却容易忽略其中的“痴”。为了中文打字机，他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设计“明快打字机”。1947年机器完成，却因技术和商业条件限制未能成功量产，损失十分惨重。
他还研究过自动桥牌机、牙刷牙膏一体机。看上去不务正业，实际上正是他对生活保持好奇的方式。林语堂认为，人要对某件事有一点痴性，才可能做出成绩。对他而言，写作、语言、发明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同一种创造欲的不同出口。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擅长谈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痛苦。少年时，二姐因家贫无法读书，把机会让给弟弟，后来又因鼠疫早逝。林语堂多年后仍记得她临别时的嘱托。晚年，大女儿林如斯因长期遭遇和抑郁症去世，也给夫妻二人造成沉重打击。
那段日子里，廖翠凤精神受到很大影响，林语堂只能陪着她，一点点恢复生活秩序。女儿林太乙把父母接到香港照料，林语堂则重新投入字典校订。妻子负责盖章，他校完一页，她便盖下一枚红印。日子没有立刻变好，却重新有了可以抓住的事情。
林语堂的一生，并不是没有风雨，而是不肯让风雨夺走全部生活。他写文章，做发明，谈婚姻，也谈死亡；有成名时的热闹，也有失败后的狼狈。1976年3月26日，他在香港去世，享年80岁。廖翠凤陪伴他走过半个多世纪，这份相守，远比任何一句漂亮的爱情宣言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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