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节前，杭州饭店内灯笼高挂，毛主席陪同客人交谈时，忽然注意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身上的旧衣服。这个细节很小，却让毛主席把目光多停留了一会儿。江华一向寡言，也不讲究穿戴，工作之外的生活困难，往往自己默默承担。
从南宁会议到杭州视察，中间隔着的并不只是一次行程。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江华专程向毛主席汇报杭州的安全保卫安排，提出几条原则：加强保密，避免固定接送，省委干部只有在主席召见时才能前往汇报。
毛主席听完后表示赞同。江华办事谨慎，正是因为熟悉毛主席的作风。他知道，主席到杭州并不希望地方层层陪同，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到来影响当地正常工作。
有意思的是，这套安排后来也给江华出了个难题。毛主席住在杭州时，江华不能随意前去；主席若不召见，他便不主动打扰。可到了春节前，毛主席还是从衣着和神情中看出了这位老部下的窘迫。
前往杭州饭店的路上，毛主席谈起浙江工作，对江华多有肯定。看到饭店布置得颇有年节气氛，毛主席话锋一转，问道：“快过年了，给家里寄钱没有？”江华没有立即回答。毛主席接着说：“我有些稿费，你拿去寄回老家吧。”
江华连忙推辞：“主席，我已经寄过了，我有钱。”实际上，他手头并不宽裕，只是不愿让毛主席替自己操心。毛主席了解他的性格，没有继续逼他收下，只提醒他，遇到困难不要一个人硬扛，还半开玩笑地说：“你太客气，这可不像你江华哟！”
这句玩笑背后，是几十年相处形成的信任。1928年，江华在井冈山茅坪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他担任茶陵县委书记，汇报农民运动情况时，毫不避讳地讲到“铲地埂”分田的做法，以及后来地主反攻倒算造成的后果。
毛主席没有只听好听的话，而是追问土地究竟如何分配。江华讲完后，毛主席指出，铲平地埂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关键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对江华来说，这次谈话不仅是工作上的指点，也让他感受到毛主席重实际、重调查的作风。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子女多，父母连温饱都难以保证。亲戚杨蔚霞为了让他读书，提出送一对羊给江华家饲养，用羊羔和羊的收入解决学费，家里这才勉强同意。
他很珍惜这次机会。白天干活，晚上借着油灯读书，考试常列前茅。192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连入学押金和制服费都拿不出来，只能向乡亲借钱。后来他才知道，哥哥送来的部分费用，竟与二嫂改嫁所得的彩礼有关。那段往事，他多年后提起仍然落泪。
贫困没有使江华退缩，反而使他更早接触底层生活。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政治交通员，传送文件、联络组织，工作危险而琐碎，却要求绝对可靠。
在井冈山期间，江华曾任毛主席身边的前委秘书。条件艰苦时，毛主席睡在商铺外间的柜台旁，夜里仍借灯写文章。江华偶尔醒来，看到灯光下的身影，却没有上前打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日常细节里逐渐建立起来的。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永州宁远一带，距离江华老家已不足百里。战友打趣说他是不是想回家，他回答，没有组织批准，即使路过家门也不会离队。离开家乡九年，他当然思念亲人，但军纪和信念压住了这份牵挂。
1938年，江华赴山东工作。临行前，他向毛主席提出，希望给自己另取一个名字，以适应敌后斗争需要。毛主席想到他的家乡，便说湖南有个江华县，不忘家乡、不忘根本，就叫“江华”吧。这个名字此后伴随他一生，也成为他身份中最鲜明的印记。
1949年8月，江华出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1954年8月，他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毛主席多次到杭州，对江华既有工作上的要求，也有生活上的关照。
有一次，为避免迎送，江华穿上运动衣，估算毛主席专列到站时间，假装跑步经过车站。毛主席见到他便问：“不是不要来接站吗？”江华擦着汗回答：“不是接站，我是早起锻炼，恰好跑到这里。”毛主席听后大笑。
这份熟悉延续到1974年。相隔十年再见时，毛主席问他年纪，江华回答自己已经68岁。次年，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惦记家乡，曾将积攒的6800元寄给鹧鸪塘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病逝，享年92岁。临近生命尽头，他留下的那首《乡恋》，写到井冈山、长征、延安和山东，也写到“萌渚男儿”为国奔走的一生。经典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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