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日，北京，包惠僧在家中突发腹主动脉瘤破裂，走完了八十五年的人生。二十天后，国务院参事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追悼会。这个曾参加中共一大的早期党员，晚年却长期处在历史评价的复杂交叉处。
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溢流河拱桥铺村，原名道亨，号贵三，后来改名悔生。“包惠僧”这个名字，则与董必武有关。据其夫人谢缙云回忆，董必武写信时将“悔生”误写成“惠僧”，包惠僧索性沿用了这个名字。
他的起点不是职业革命家，而是一名记者。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外勤记者，常常为了一条新闻奔走各地。1919年春，他到北京大学旁听；1920年1月29日，又在天津采访学生运动，结识了周恩来。
那次采访，改变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回到武汉后，他与陈潭秋、董必武等人逐渐走近。1920年9月，经刘伯垂介绍，包惠僧加入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并担任过武汉支部负责人。毛泽东后来谈到中共一大时，曾把包惠僧列入出席会议的十二人之中，这也是他被视为一大代表的重要依据。
1921年，包惠僧先到上海，后赴广州。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主持教育工作，因事务缠身无法北上，便决定由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组织赴上海参加会议。7月中旬，包惠僧从广州启程，抵达上海后住进博文女校，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会合。
中共一大期间发生过一次意外。7月30日晚，会议刚开始，陌生人突然掀帘张望，马林判断可能有人侦查，会议立即中止，代表们分散撤离。众人转移后，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汉俊住处探听情况。包惠僧冒险前往，得知法租界巡捕已经搜查过房屋。
“这里不能久留，赶快走！”陈公博催促道。
随后，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包惠僧参加了后续议程，并在讨论会议宣言时发言。他曾主张对孙中山及其政治力量不必妥协，董必武、陈潭秋则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性质不同。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但这段争论说明，早期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和革命道路仍在摸索之中。
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后来出现了“正式代表”“列席人员”“陈独秀个人代表”等不同说法。原因并不难理解：他在武汉、上海、广州三地都参加过早期组织活动，且在会议上作过湖北方面的情况报告。董必武早年回忆将他列为广东代表，周佛海、张国焘则曾说他属于武汉方面。不同记忆叠加，形成了长期争议。
不过，包惠僧本人在1953年、1961年、1978年和1979年的多次回忆中，都明确表示自己是陈独秀安排的广州代表。毛泽东关于“十二名代表”的回忆，也将包惠僧列在其中。至于“串门参加会议”的说法，与会议高度秘密的实际环境并不完全相符。因而，学界通常更重视他作为广州组织代表参会的说法。
一大之后，包惠僧回武汉工作，曾任武汉支部书记和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此时张国焘负责相关工作，两人因工作方法、组织意见和个人性格多次冲突。包惠僧直率急躁，遇到不合意的事情便当面争辩，熟人送他一个“包大炮”的绰号。不得不说，这种性格既让他敢说真话，也使他在复杂组织环境中屡屡碰壁。
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国民党，进入黄埔军校任职，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党代表等职。1927年，他在湖北工作时与夏斗寅部发生联系，夏斗寅后来倒向蒋介石并进攻武汉，包惠僧因此受到组织处分。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失势，加上与张国焘长期不和，包惠僧逐渐消沉，最终离开了党组织。
脱党之后，他曾在国民政府任职，1936年至1947年间先后担任内政部参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抗战时期在重庆，他与周恩来偶然相遇。周恩来主动打招呼，包惠僧却因顾虑身份而躲开。多年后再见周恩来时，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惭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身在澳门。熊十力写信劝他返回祖国，包惠僧随即致信毛泽东，并向周恩来、董必武发电，表达祝贺和悔意。11月，他抵达北京。董必武设宴相见，周恩来随后在中南海请他吃饭。周恩来没有回避旧事，只问了一句：“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
1950年，包惠僧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他写文章时使用“栖梧老人”笔名，寓意自己像一只迟来的鸟，重新停栖在祖国的梧桐上。1954年，毛泽东还曾让他到上海实地查看中共一大会址和博文女校旧址，为纪念馆筹建提供回忆材料。
晚年的包惠僧担任国务院参事，整理过陈独秀的书信墨迹，也曾回忆一大往事。遗憾的是，这些珍贵材料在特殊年代被焚毁。2009年4月1日，他的骨灰从北京迁回湖北团风县故乡，安葬在出生地附近的小山坡上。墓碑不大，只有“包惠僧”三个字，山下仍是他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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