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扬州东关古街的青石板路被晨露浸得发亮,街两旁的盐商宅邸朱门紧闭,门前的石狮子沉默地蹲守着又一个黎明。

这条街自隋唐以来便是东南漕运的咽喉,运河上南来北往的盐船日夜不息,将两淮的食盐运往全国,也将数不清的银两汇入这座城。

但在这条古街的深处,在那些高墙大院投下的阴影里,有一种比运河更深的暗流在涌动。

那是哭声——女孩的哭声,从紧闭的门后透出来,细弱得像是被掐住了喉咙。

扬州人管这些女孩叫“瘦马”。

名字是风雅的,命运却不是。

瘦马不是马。

这是首先要说清楚的事。

明清时期的扬州,有一批专门从事“养瘦马”的人口贩子。

他们从贫寒人家买回年幼的女孩,少则七八岁,多则不过十岁出头。

经过数年培训,待到豆蔻年华,再转手卖出,给人做妾或送入妓院,从中牟取暴利。

清代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得明白:“扬州人养处女卖人作妾,俗谓之养瘦马。”

“瘦马”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一说因为这些贫家幼女多半瘦弱,故以此称。

另一种说法则追溯到唐代诗人白居易。

赵翼在《陔馀丛考》中引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记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年间,已闻换一主。”

后人将诗中的“瘦马”与妓女相关联,扬州人便借了这个词。

不管哪种说法准确,有一点是确定的——把人叫作马,本身就意味着不把人当人。

“瘦马”这种现象大约从明代开始出现。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

……然维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

到了清代,此风愈演愈烈。

清人章大来在《后甲集》中概括道:“扬州人多买贫家小女子,教以笔札歌舞,长即卖为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马’。”

一个“奇货”,一个“千金”,将女孩彻底物化的逻辑昭然若揭。

那么,什么样的女孩会被选中成为“瘦马”?

挑“瘦马”不是随便拉的。

这是一门“技术活”,有一套极其严苛的程序。

明朝才子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详细记录了挑选的过程——有人要买妾的消息只要稍稍透出,牙婆和经纪人就蜂拥而至,“如蝇附膻,撩扑不去”。

天不亮就催着买家出门,谁先到谁先挑。

到了“瘦马”家,坐定,上茶。

牙婆扶出一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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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拜客。”

女孩下拜。

“姑娘往上走。”

女孩走。

“姑娘转身。”

女孩转身向明处站立,露出面容。

“姑娘借手瞧瞧。”

牙婆撩起女孩的衣袖,手、臂、肤皆出。

“姑娘瞧相公。”

女孩转眼偷觑——眼睛出来了。

“姑娘几岁?”

女孩答几岁——声音出来了。

“姑娘再走走。”

牙婆拉起女孩的裙子,脚露出来了。

看脚尤其讲究。

鉴定“三寸金莲”有七条标准:“瘦、小、尖、弯、香、软、正”。

凡出门时裙幅先响的,脚必大;裙子高高系起、人未出而脚先出的,脚必小。

除此之外,还要看皮肤、看背、看臀、看体态。

总而言之,从头到脚,从声音到眼神,每一处都要被打量、被评判。

看一家,少则五六人,多则不知其数。

看中了,用金簪或玉钗插在女孩鬓发上,叫做“插带”。

看不中,出钱数百文赏给牙婆或侍婢,再去看下一家。

如此一日两日,乃至四五日,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红衫,千篇一律,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

最后勉强定下一个。

这些被看的女孩,年龄都在七八岁上下。

她们大多是扬州城里和周边农村贫寒人家的女儿。

家中衣食无着,不得不将亲生骨肉卖掉,换几贯钱度过饥荒。

被挑中的女孩,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调教”。

这个过程被称作“养”。

养瘦马的人,相当于今天的投资人兼经纪人。

他们投入的“本金”并不高——初买一个童女,不过十几贯钱。

但接下来数年里的培训和妆扮,才是真正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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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因女孩的资质而异。

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对“瘦马”的等级划分有详细记载。

第一等的女孩,面容姣好,资质上乘。

她们被教授“弹琴吹箫、吟诗写字、画画围棋、打双陆、抹骨牌、百般淫巧”。

还要学习精细的化妆技巧和形体训练。

一言以蔽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歌赋无所不能,此外还要懂得各种“房中术”。

她们的目标客户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是要被培养成“上得厅堂”的妾室。

第二等的女孩,资质中等。

她们主要学习识字、记账、管事。

不必精通诗词歌赋,但要能算账、能管家,将来可以作为商人的助手。

第三等的女孩,资质较差。

她们不被允许识字,只学些女红、裁剪、厨艺——用《续金瓶梅》中的话说,就是“油炸蒸酥,做炉食、摆果品、各有手艺”。

她们将来的去处,是做家庭的佣人或者下等仆役。

无论哪一等,培训都是严苛的。

由于训练极其严格,有些女孩月经停止,十三岁看起来仍像十岁。

她们被要求保持苗条纤瘦的身材——这既是“瘦马”之名的由来,也是培养者对她们身材的严格要求所致。

除了才艺和身材,她们还要学习端茶礼仪、微笑表情。

所有行为都以取悦未来的买主为目的。

吃穿用度表面上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对待,但这不过是为了提高“卖相”。

女孩们举目无亲、孤苦伶仃。

她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了十四五岁时能被一个好买主相中。

扬州为什么会有“瘦马”?

这不是偶然。

明清时期,扬州是两淮盐商的聚居地。

盐商垄断了全国的盐运业,腰缠万贯、富甲天下。

这些盐商生活奢靡,其排场可与皇家媲美。

所谓“饱暖思淫欲”,富商巨贾们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对美色的追求便成了刚需。

正是在这种需求驱动下,“养瘦马”成了一项暴利的投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赓哲指出,“扬州瘦马”是明代才出现的词汇。

当时因为运河便利,扬州聚集了许多富有的盐商,生活奢靡且盛行纳妾之风,很多人见有利可图,便买下穷苦人家的幼女加以培养。

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扬州形成了。

有人专门从贫寒人家收购幼女,有人专门负责培训,有人专门充当牙婆中介寻找买家,甚至还有人专门给“瘦马”和买主操办婚礼。

从买到养到卖到嫁,一条龙服务。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

靠“瘦马”吃饭的人,多达数十上百。

一般百姓见有利可图,竞相效法,蔚为风气。

在当时的扬州,“养瘦马”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一些商贾人家自己也豢养年幼的女子,遇到慷慨的买主,一赚千金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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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到底,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根本的逻辑——人可以被当作商品来投资和交易。

女孩的青春、容貌、才艺,统统被折算成银两。

扬州城的风月事业因盐商的财富而兴盛,“瘦马”则成了这繁华背后最阴暗的一页。

“瘦马”分等级,价格自然也分等级。

第一等的“瘦马”,能卖到一千五百两以上的银子。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明朝一个高级官员十来年的俸禄。

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九十多万人民币。

而当初买入这个女孩的成本,不过十几贯钱——利润率高达百倍。

第二等的“瘦马”,价格低一些。

第三等的,就更低了。

但无论哪一等,原生家庭都只能拿到区区数十两——绝大部分利润被中间环节层层盘剥。

买了“瘦马”之后,去向也各不相同。

第一等的女孩,大多被富豪盐商、官宦人家纳为妾室。

她们被精心培养多年,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举止仪态端庄娴雅。

在主人家里,她们很少惹其他妻妾生气,也不争风吃醋。

有的买家尝到了甜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到扬州来买。

第二等的女孩,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管账能力,往往被商人买去作为助手,帮助打理生意。

第三等的女孩,只懂些女红烹饪,大多被卖作普通人家的小妾或婢女。

但并不是所有的“瘦马”都能找到买家。

那些被挑剩下的——在张岱笔下被看了五六十人之后“不得不聊且迁就”定下一个人——剩下的那些女孩,最终被送入了烟花柳巷。

在秦淮河畔,“扬帮”歌妓大多出身于“瘦马”。

她们从七八岁被买入,经过数年的“培养”,最终流落在了画舫笙歌之中。

从富商的小妾到青楼的歌妓,从高门大院到秦淮河畔——这些女孩的去向看似不同,本质上却并无区别:她们始终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区别只在于,被谁买走、卖了什么价。

即便被“好人家”买走了,“瘦马”的命运也远非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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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官宦富商纳为妾室的“瘦马”,并不见得就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在妻妾成群的大家庭里,一个买来的妾室,地位可想而知。

她们常常被正妻忌惮——不仅因为年轻貌美,更因为自小被精心调教,懂得如何取悦男人。

正因如此,她们往往成为正妻嫉妒和打压的对象。

有的被凌虐致死,有的被冠上“妖媚惑主”的骂名。

更悲惨的是那些流入青楼的“瘦马”。

清代笔记中记载过一个叫“李氏瘦马”的女孩,出馆仅仅三个月便投河自尽。

她的一生,是富豪奢靡背后最残酷的代价。

即便是少数得以善终的“瘦马”,她们的青春和自由也早已被彻底剥夺。

她们从七八岁起就被迫离开父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被当作商品来塑造。

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说“不”的自由。

她们的一切——容貌、身材、才艺、甚至笑容——都是被设计、被训练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买主。

清代学者章大来说“多至千金”,听起来是一笔财富。

但这“千金”从不属于女孩自己。

她是一笔投资,是一桩生意。

赚钱的是人贩子和牙婆,花钱的是富商和官僚。

而她——那个被叫作“瘦马”的女孩——从头到尾,不过是一件被买卖的货物。

更为残酷的是,这种交易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有什么不妥。

它甚至被一些文人雅士写进诗词,当作风雅之事来吟咏。

“瘦马”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掩盖了太多残酷的真相。

清人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咏道:“扬州好,曾记过头家。

装点双蚨裁杏叶,挑开四鬓是兰花。

肠断嫁天涯!”

词很美,杏叶、梅花、兰花,听着风雅至极。

但词下自注却揭示了真相:“贫家以女子籍其梳裹,日头家,又曰养瘦马。”

风雅的字句底下,是贫家女子被“籍其梳裹”的悲凉。

清人金埴在《不下带编》中记录了他叔父的《广陵竹枝词》:“十三学画学围棋,十四弹琴工赋诗。

莫管人称养瘦马,祗夸家内有娇儿。”

这首咏“养瘦马”的诗“尤传人口”——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娇儿”和才艺,却刻意忽略了“养瘦马”三个字背后的血泪。

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

“然不啻己生”——养得比亲生还好。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夸“瘦马”家对女孩好。

但细想之下便知,“养”得好是为了“卖”得好——不过是资本的逻辑披上了温情的外衣。

甚至“扬州出美人”这句流传至今的俗语,其根源也与“瘦马”脱不开干系。

朱自清先生曾直言,从前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

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

把人看作和羊毛、苹果一样的“物产”,这就是“扬州瘦马”这个词最本质的含义。

扬州学者韦明铧自1983年起便开始研究“扬州瘦马”这一课题。

他在文章中写道:当历代骚人墨客吟诵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时候,又有多少“贫家女”正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着。

扬州的“历史”与“文化”背后,决不能忘记“繁华”背后的呻吟与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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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瘦马”早已成为历史,但这段历史留下的拷问并未过时。

首先,它揭示了制度化的物化有多么可怕。

当一个社会允许将人——尤其是儿童——当作商品来买卖和投资时,人性的底线便被彻底突破。

“瘦马”现象之所以能在明清时期的扬州盛行数百年,不是因为个别歹人的恶,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对此习以为常。

从收购到培训到贩卖,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从业者,整个产业链条运转得如臂使指。

这种制度化的恶,比个体的恶更可怕。

其次,它提醒我们警惕“风雅”背后的残酷。

扬州瘦马被写进诗词、被编入小说、被文人墨客津津乐道。

但所有这些风雅的叙述,都在有意无意地消解着女孩们的痛苦。

当金埴的叔父写下“莫管人称养瘦马,祗夸家内有娇儿”的时候,他笔下那个“娇儿”的真实处境被彻底美化了。

历史叙述从来不是中立的——谁在说话、为谁说话,决定了历史被怎样讲述。

再者,它让我们思考个体尊严的价值。

那些被叫作“瘦马”的女孩,从七八岁起便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

她们不能决定自己学什么、穿什么、去哪里、嫁给谁。

她们的人生被他人设计和定价。

这种对个体自主权的彻底剥夺,是对“人”这个字最根本的否定。

最后,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繁华从来不是全部。

扬州在明清时期是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春风十里扬州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句流传至今。

但正是这座最繁华的城市,孕育了最残酷的“瘦马”产业。

繁华与残酷,从来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崇祯十二年春天的那个清晨,东关古街的石板路依然湿漉漉的。

盐商的宅邸依然朱门紧闭。

运河上的盐船依然日夜不息。

一切看起来和昨天、和前天、和过去的无数个日子没有什么两样。

但在那些紧闭的门后,在被叫作“瘦马”的女孩们中间,又一个黎明开始了。

她们中有人将被牙婆扶出来,在陌生人面前下拜、行走、转身、露出手臂和脚——像一件货物被反复查验。

有人将被金簪插在鬓发上——“插带”——从此被标定了价格和去处。

有人将在数年之后被卖入高门大院,成为某位富商的妾室;有人将被送入秦淮河畔的画舫,成为“扬帮”歌妓中的一员;还有人——像那个出馆三个月便投河自尽的李氏瘦马——将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被反复转卖的一生。

扬州人至今还在口头流传一句俗语:“娶马马。”

意即娶老婆。

这个“马”字,便是从“瘦马”一词演化而来。

几百年过去了,语言留下了痕迹,但那段历史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痛苦,早已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

东关古街如今已是游人如织的景点。

青石板被千万双脚磨得光滑如镜。

没有人知道,几百年前,同样在这条街上,有多少七八岁的女孩被从父母身边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她们的名字没有被记住。

她们的故事没有被讲述。

她们只是被称作——“瘦马”。

运河的水还在流。

但那些被叫作“瘦马”的女孩们,已经不会再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