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次预谋好的军事行动，却让日本方面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停泊在港内的，并不是普通炮舰，而是清政府耗费巨资购置的定远、镇远等主力舰。尤其两艘铁甲舰排水量约七千吨，在当时的东亚海面上极具震慑力。
北洋水师为何会出现在长崎？说起来颇有几分无奈。1886年夏，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前往朝鲜东岸，又驶抵海参崴，配合清政府处理东北边界和远东局势。途中，舰艇需要进行船底清理、除锈和重新涂漆。
旅顺港当时还在修建，不能承担大型军舰维护；国内其他港口水深不足，定远、镇远根本无法顺利进坞。香港虽然条件较好，经过了解也不适合这两艘巨舰。几番权衡后，距离较近、设施完善的长崎成了现实选择。
那时的北洋水师，确实曾是清政府最拿得出手的军事力量。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李鸿章更加确信，沿海防务不能只靠旧式水师。清政府陆续购买军舰，并聘请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参与训练，后来又从德国购入定远、镇远。
李鸿章并不掩饰组建北洋水师的战略目标，曾说：“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驾驭日本起见。”在他的判断中，日本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但国力和舰队规模仍暂时无法与清朝相比。
然而，军舰强大，不等于管理就没有漏洞。舰艇抵达长崎后，部分水兵获准上岸休息。8月13日晚，几名清军水兵在当地酒馆与店主发生争执，随后与警察冲突，一名日本警察受重伤，被捕的中国水兵后来因清朝在当地拥有领事裁判权而获释。
事情本可就此收束。丁汝昌一度下令限制官兵上岸，琅威理却认为长期困在船上不利于士兵健康，主张依照惯例放假。丁汝昌最终同意，但要求水兵不得携带武器。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留下了严重隐患。
8月15日，约三百名水兵再次登岸。傍晚以后，大多数人返回军舰，仍有数十人留在市区。中日双方对冲突起因各执一词，中方认为日本警察有意挑衅，日方则指称清军水兵在警察岗亭附近滋事。可以确定的是，现场很快演变成大规模械斗。
日本方面提前增派了巡警，部分当地居民也加入冲突。清军水兵没有武器，回船道路又被截断，最终伤亡惨重。据事后统计，清方有五人死亡、六人重伤、三十八人轻伤；日方有两名警察死亡，二十六人受伤。
消息传回舰上，官兵群情激愤。舰炮褪去炮衣，炮口转向长崎市区，战争似乎只差一道命令。琅威理甚至主张以武力解决。定远、镇远的火力明显强于当时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北洋水师若立即开战，未必没有胜算。
丁汝昌不能自行决定宣战，只能将情况报回天津。李鸿章得知后，一面要求驻日公使徐承祖严肃交涉，一面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承五郎。他的态度相当强硬：“带兵官来电，询问可否开战，我已阻之；然今即便开战亦非难事，在贵国之我兵船，随时得以开战。”
这番话不是空洞威吓。北洋水师当时拥有现实的海上优势，长崎港内又停着清军舰队。可李鸿章真正想要的并非战争，而是借此迫使日本让步，同时避免清政府在财政紧张、刚经历中法战争后再次陷入大战。
谈判从1886年秋季持续到年底，双方甚至分别聘请英国、美国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争论责任。日本不愿公开认错，清政府也不肯轻易退让。交涉拖延数月后，李鸿章采取“停审”办法，暂时中止谈判，观察日本反应。
远东局势的变化，最终推动了妥协。英国占据巨文岛，俄国威胁朝鲜东北，日本担心清俄势力扩大，伊藤博文倾向于缓和对华关系。经过德国等国调停，中日双方接受“伤多恤重”的处理原则。
协议规定，日本向中国支付五万二千五百元，中国向日本支付一万五千五百元，清军水兵在长崎的治疗费也由日方垫付。至于具体责任人员，双方各自处理，互不干涉。清政府在赔款数字上占了上风，却没有真正解决冲突背后的敌意。
有意思的是，这场交涉的结果，反而加重了清政府对北洋水师的自信。此后，海军建设逐渐停滞，军费被挪作他用，舰艇更新困难。到1891年，北洋舰队连新式火炮都难以及时更换，而日本则借长崎事件刺激国内扩充海军。
日本天皇曾带头捐出内帑，官员和民众也参与筹款，海军经费持续增加。清政府拥有过定远、镇远这样的巨舰，却没有形成持续补充、维护和更新的制度。1886年长崎港内那几门炮，曾经代表实力；数年后，真正决定胜负的，已不只是炮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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