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凌晨，安徽双堆集战场，胡琏钻进一辆旧坦克，带着副官向西南方向驶去。车外枪声不断，车内却没人知道，这究竟是突围，还是自投罗网。
坦克开出不久，副官就察觉出异常。黄维率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胡琏所在的坦克却偏偏驶向另一侧，而且前方正是解放军活动频繁的区域。副官忍不住问：“是不是跑错方向了？”
胡琏没有回答，反而笑了一下。这个方向不是失误，而是他临时设计的一道险棋。对当时的第十二兵团来说，正常突围几乎已经不可能，兵力被压缩，粮弹断绝，官兵甚至杀马充饥，继续抱成一团，只会让目标更加明显。
双堆集被围期间，黄维和胡琏的判断一直存在差异。黄维倾向于维持兵团建制，主张集中力量冲出去；胡琏则更看重实际生存机会，认为应当分散突围，能走一个算一个。两种性格，也决定了两人的选择不可能完全一致。
胡琏并不是第十二兵团的正式主官，却是黄埔系中颇有作战经验的将领。蒋介石把他调往双堆集，既有救急的意思，也有借重其临机处置能力的考虑。1948年11月下旬，胡琏曾乘飞机进入被围区域，后来又奉命返回南京。那次往返，背后是蒋介石对战局判断迟疑，也是国民党军指挥系统混乱的一个缩影。
胡琏回到南京后，并没有带来能够改变战局的援军。蒋介石仍寄希望于外线部队接应，甚至让胡琏陪同观看电影《文天祥》，随后暗示他再次返回双堆集。这个细节听起来颇为荒诞，却反映出当时决策层不愿正视兵团即将覆灭的现实。
再次进入包围圈后，胡琏已经明白，所谓大规模救援很难及时到达。黄维仍希望全军一起行动，胡琏却在考虑另一件事：怎样让自己活着离开。不得不说，这种打算显得冷酷，但在败局已定的战场上，求生本身就是一项极其现实的任务。
突围时，部队手中只剩两辆坦克，一辆较新，一辆较旧。胡琏把新坦克让给了黄维，自己乘坐旧车出发。有人认为这是出于黄维此前让他离开险地的情分，也有人认为旧坦克目标不那么显眼。无论动机是哪一种，结果都证明这次选择影响极大。
黄维的坦克向西北行进，胡琏则故意向西南驶去。奇怪的是，沿途遇到的解放军民兵和战士，并没有立刻开火。那辆旧坦克速度不快，外观也不像正在突围的敌军车辆，许多人误以为它是解放军缴获后正在转运的装备。
胡琏抓住的正是这个判断空隙。他没有在公路上横冲直撞，而是让坦克保持一种不慌不忙的状态，尽量避免引起注意。副官见前方有人经过，低声说道：“他们把咱们当成自己人了。”胡琏这才回了一句：“那就别让他们看出破绽。”
这类做法不能简单归结为“狡猾”。战场伪装讲究目标特征、行进速度和人员反应，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坦克都会被识破。胡琏选择逆向行驶，正是利用了解放军官兵在混乱战场中对缴获装备的惯性判断。
但他并非完全胸有成竹。出发前，胡琏曾向军医要过安眠药，已经做好无法脱身时自尽的准备。也就是说，那一声笑并不代表毫无恐惧，更像是在危险面前强行保持镇定。只要坦克被拦下，所谓计划就会立即结束。
驶出较远后，胡琏命令坦克离开公路，进入田地。副官提醒，农田地形复杂，坦克容易陷入泥坑，一旦履带受困，先前的侥幸便全部失效。胡琏干脆打开舱盖，亲自探出身子观察地形，为驾驶员指路。
这一次，坦克很快暴露。解放军战士发现它行动可疑，开枪示警后展开射击。胡琏被枪弹和弹片击中，只能缩回车内。由于当时缺少能够迅速摧毁坦克的重武器，围攻没有马上奏效，旧坦克趁着夜色继续逃离。
到达涡河附近后，胡琏在副官帮助下离开坦克，涉水过河，再设法找到牛车前往蚌埠。逃出后，他在医院取出三十二枚大小不一的弹片。相比之下，黄维乘坐的新坦克途中发生故障，最终被解放军俘获。
胡琏后来重新回到蒋介石身边，并因这次脱险受到重视。毛泽东听闻经过后，曾以“猛若虎，狡似狐”评价胡琏。战场上的胜负，当然不由一次逃亡决定；但在双堆集那条混乱的突围路上，胡琏把伪装、判断和胆量揉在了一起，硬是从包围圈中撕开了一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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