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睡3小时扛过山洪的村支书辞职了,他说我要自私一回了

陈国平把辞职信拍在镇长办公桌上的时候,窗外的雨还在下。信纸边缘被雨水洇湿了一角,字迹有些晕染,可每一个字都写得极其用力,力透纸背。

国平,你这是干什么?”镇长赵德海愣了几秒,手里的烟灰弹到了玻璃台面上。

“不干了。”陈国平嗓子哑得像破锣,他已经三天没有正经合过眼,眼白上布满血丝,颧骨上方一道被树枝划破的伤口还翻着白肉,“赵镇长,山洪冲了十八户,我挨家挨户敲门,背老人、抱孩子,三天睡了不到三个小时。我家的院墙塌了,我媳妇一个人在家发高烧,我女儿打电话说妈妈在说胡话。”

赵德海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不是来邀功的。”陈国平把信又往前推了推,“我是来辞职的。不是商量,是通知。”

赵德海终于站了起来:“国平,你听我说,组织上……”

“我要自私一回了。”陈国平打断他,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办公室安静下来,“这话我说得出口,我就担得住。”

我走出镇政府大门的时候,腿肚子还在打颤。手机在兜里震了十几下,全是村里人发来的消息,有感谢的,有挽留的,还有问灾后重建怎么安排的。我一条没回,直接按了关机键。

我脑子里只有我媳妇宋敏的脸。烧到三十九度八,一个人蜷在沙发上,窗户上还贴着胶带防风,院墙塌了半边,雨水往堂屋里灌。我女儿陈琪在县城读初中,周末回家看到这场景,一边哭一边给我打电话。

“爸,妈在说胡话,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我当时正背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从泥水里往外走,电话塞在雨衣内兜里,没接到。

等我回拨过去,已经是一个小时后。宋敏自己打车去了镇卫生院,一个人挂上了点滴。

这些事不用想就知道。因为从嫁给我那天起,宋敏就一直是这么过的。

我叫陈国平,石桥村的村支书。准确地说,是前村支书了。

我和宋敏结婚十九年。她年轻的时候在镇上的针织厂上班,后来厂子倒了,就在家伺弄几亩地,养猪养鸡,带女儿。我当村支书这十年,家里的事基本没管过。

不是不想管,是根本顾不上。石桥村六百多户,两千多口人,大事小事都找你。婆媳吵架要村支书评理,宅基地纠纷要村支书去量,低保申请要村支书签字,连谁家猪跑进了谁家菜地都要村支书去断。

我每天天不亮出门,天黑透才回家,有时候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宋敏从开始的不习惯,到后来的习惯,再到后来的麻木,这个过程我居然没有察觉。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去年秋天的事。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我处理完村里两户人家的地界纠纷,骑车往家赶。到了家门口,发现堂屋的灯还亮着。推门进去,宋敏坐在饭桌前,桌上摆着四个菜,还有一个蛋糕。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那天是我的生日。四十三岁生日。

“菜凉了。”宋敏说,声音很平静,“我给你热一下。”

我坐下,看着她把菜端回厨房,背影瘦了一圈。我突然发现她的白头发多了好多,后脑勺那一撮,白得刺眼。

“今天有人打电话找你吗?”宋敏在厨房问。

“没有,怎么了?”

“你女儿下午打了好几遍电话,说祝你生日快乐,你都没接。”

我掏出手机一看,果然有五个未接来电,都是陈琪打的。

那顿饭我吃得格外沉默。宋敏也没说话。我们就像两个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陌生人。

吃完饭我抢着洗碗。宋敏没拦我,自己进了卧室。等我洗完回到卧室,她已经躺下了,背对着我。我不知道她睡没睡着。

“敏,对不起。”我站在床边说。

没有回应。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宋敏已经做好了早饭。稀饭、馒头、一碟咸菜。她坐在对面,像往常一样催我:“快吃吧,凉了。”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难受。但她不看我,低头咬馒头,一小口一小口地嚼。

那次之后我想过改变,想过多陪陪她。可村里的事情就像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刚坐下就有人敲门,刚端起碗就有人打电话。

“国平,东头老陈家的低保材料你给看看。”

“陈书记,南坡的灌溉渠又堵了,你来看一眼。”

“国平啊,我儿子要办宅基地过户,你给跑跑手续。”

我像一只被抽得停不下来的陀螺,在原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越转越累,越转越找不到方向。

宋敏生病这件事,我其实有预兆。

山洪来的前一天晚上,宋敏就跟我说她不舒服,说头疼、浑身发冷。我摸了摸她额头,是有点烫。

“明天去卫生院看看。”我说。

“你陪我去吗?”她问。

我犹豫了一下。第二天上午本来安排了好几件事,镇上有个土地确权的会,村里的排水沟要清淤,还有三户危房要排查。

“我上午有事,你自己去行吗?”

宋敏没再说话。她缩进被子里,只露出一个后脑勺。

第二天早上,暴雨倾盆。我天不亮就出门了,走之前匆匆说了句“记得去看医生”,也没顾上看她一眼。

接下来的三天,我像疯了一样在村里奔波。雨越下越大,山上的水往下冲,村里的排水系统根本招架不住。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坡到北沟,我挨家挨户跑,嗓子喊哑了,腿跑细了。

第三天凌晨两点,山洪突然爆发。泥水裹着树枝、石块冲下来,最深处齐腰。我带着村干部一户一户敲门,叫醒熟睡的村民,组织转移。有老人走不动,我背;有孩子吓哭了,我抱。

就是那三个小时里,我背出了十一个人。

等天蒙蒙亮的时候,我靠在一棵老槐树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身上全是泥,脸上划了一道口子,血已经凝固了。我摸出手机想看时间,才发现手机早就没电关机了。

用村民的手机充电器充上电,开机。三十七个未接来电,其中五个是女儿陈琪打的,其余全是村里的。

我给我妈回了电话。

“你媳妇住院了,高烧三十九度八,淋了雨,肺炎。”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天里发生了什么。山洪冲塌了我家院墙,雨水灌进了堂屋。宋敏一个人在家,发着高烧,强撑着用沙袋堵水。水漫进屋里,她泡在水里搬东西、堵门,最后实在撑不住,晕倒在沙发上。

邻居王婶翻墙进来,把她背出来送到了卫生院。宋敏在卫生院躺了一天一夜,烧才退下去。

这些事,我一件都不知道。我在帮别人搬家具、清淤泥的时候,我自己的家被冲了,我自己的媳妇倒下了。

我没回家,从镇政府出来,直接去了县医院。宋敏在卫生院住了一天后,因为肺炎需要住院,转到了县医院。是我妹妹陈婷给办的住院手续,钱也是我妹妹先垫的。

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看,宋敏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一张纸,手背上插着针头,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滴。我女儿陈琪趴在床边,握着妈妈的手,睡着了。

我推门进去。陈琪醒了,抬头看我,眼睛红肿,脸上还有泪痕。

“爸。”她喊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

我走到床边,弯下腰,想把宋敏额头上的碎发撩开。手刚伸出去,就停住了。

我的手又黑又糙,指甲缝里全是泥,手指头上贴着两个创可贴,手背上是密密麻麻的划痕。

宋敏的眼睛动了一下,慢慢睁开。她看着我,眼神很淡。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我应。

“村里的事忙完了?”

“我辞职了。”

宋敏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她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这话是真是假。

“我累了。”我说,“也饿了。我回来陪你。”

宋敏把脸转向一边。她的肩膀在颤抖,但是没有声音。

陈琪站起来,低着头说:“爸,我先去食堂打饭。”

女儿出去后,我在床边坐下。宋敏还是背对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了。

“十九年了,陈国平。你终于舍得回家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高兴?”宋敏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甚至有点冷淡,“你是不是觉得你为我辞职了,我就该感动得痛哭流涕?”

“我没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辞职?”

“因为我怕再这样下去,家就散了。”

宋敏转过头来。她眼睛红了,但是没有流泪。她看了我很长时间,最后说了一句:“已经散了一半了。”

这话像一把刀,不偏不倚扎在心口上。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在医院照顾宋敏。她恢复得还可以,烧退了,就是体力很差,走路稍微多一点就喘。医生说肺炎需要慢慢养,出院后至少在家休养一个月。

陈琪回学校了,临走前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她攒的压岁钱,一千块。

“爸,给妈买点好吃的。”她说,“别省。”

我攥着那个信封,在病房外面站了很久。我一个月前还在帮村里五保户申请临时救助,跑前跑后填表、开证明。可我自己女儿的压岁钱,现在要拿来给我媳妇买营养品。

这种滋味,说不出来。

宋敏出院那天,是我妹妹陈婷开车来接的。车上,陈婷没怎么说话,眼睛一直看着前面。等红绿灯的时候,她突然开口。

“哥,你知道你不在家这三天,除了嫂子的事,还发生了什么吗?”

我摇头。

“咱妈的心脏病犯了,在镇卫生院躺了一天。我没敢告诉你,怕你分心。”

我整个人僵住了。

“你猜怎么着?咱妈谁都没告诉,自己去卫生院挂的吊水。挂了三天,今天上午才给嫂子打的电话。两个人在病房里还互相让水果吃。”

我攥着拳头,指甲扣进肉里。

“哥,你这些年在外面忙,家里这些事你都不知道。不是嫂子不跟你说,是说了你也没时间听。咱妈每个月去县医院复查,都是嫂子陪着。咱爸的祭日,每年都是嫂子张罗的。你女儿的家长会,你参加过一次吗?”

陈婷的语气不重,可每一句都像石头砸在我脑袋上。

我透过后视镜看了看坐在后面的宋敏。她闭着眼睛,歪头靠在车窗上,睫毛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阴影。她没睡着,只是不想说话。

我至今记得那天晚上。雨刚停,空气里还是一股泥土和腐烂叶子混在一起的味道。院子里乱糟糟的,院墙塌了一个两米多的豁口,堂屋里的水退了,地上全是泥巴和草屑,家具泡在水里,沙发底部长了白毛。

我站在院子里,像一个外人。

这是我自己的家。可我觉得陌生。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起来了,拿着铲子和扫帚清理院子里的淤泥。宋敏也起来了,她脸色还是不太好,走路很慢。

“你去休息。”我说,“我来弄。”

她没理我,拿起一把笤帚开始扫堂屋的地。我们一人干一头,中间隔着十几米的距离,谁也没有说话。

到中午的时候,村里的人来了。不是来帮忙的,是来找我办事的。

“陈书记,我家那个灾后补偿的申请你给看看。”

“国平,听说你不干了?那这届的选举怎么办?”

“陈大哥,村里排水沟的修复方案还得你拍板。”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半截扫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宋敏从堂屋里走出来,对那几个人说:“他辞职了。现在跟你们一样,就是个普通村民。你们的事,去找新支书。”

那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有个人还嘟囔了一句:“这就不干了?那村里的烂摊子谁收拾?”

我正要说话,宋敏把扫把往地上一放,声音不大,但很硬:

“你们村两千多口人,就陈国平一个能干活的是吧?他三天没睡觉去救人的时候,你们在哪?他媳妇发高烧住院的时候,你们谁来看过一眼?”

院子里安静下来。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悻悻地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宋敏的背影,她进了屋,继续打扫那满地的泥浆。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媳妇,这个我十九年来亏欠最多的人,在她自己都还没缓过来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维护我。

可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发现了不对劲。

宋敏对我的态度很奇怪。她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顺着我,也不会像别的女人一样大吵大闹。她只是不说话,吃饭不说话,睡觉不说话,我做任何事她都不发表意见。我试图跟她沟通,她总是用一两个字打发我。

“敏,中午想吃什么?”

“随便。”

“天气好,我陪你去河边走走?”

“累。”

“琪琪周末回来,咱们做点好吃的?”

“你定。”

我开始慌了。这种沉默比吵架更让人害怕。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对我,对这个家,对未来的日子,都没有什么情绪了。

我打电话问我妹。陈婷叹了口气:“哥,你不能怪她。这些年你一次一次让她失望,她已经不指望你什么了。女人到这种地步,比离婚还可怕。因为她已经不想再争取了。”

我挂了电话,在沙发上坐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拿出一个小本子,想把家里的事情理一理。打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宋敏的笔迹。

那是这些年的账本,记的全是家里的开销。我从来没看过。

“八月二十日,琪琪学费六千二,借妈两千,自己四千二。”

“九月十三日,房顶漏水,维修费八百,买菜金挪用三百。”

“十一月七日,琪琪病,住院三天,费用三千六,去娘家借一千。”

一页页翻下去,全是借款、借钱、东拼西凑。

我忽然想起来,宋敏的娘家前几年翻修房子,跟她借了一万块钱。我那时候还因为这钱的事跟她吵了一架。我说家里都没钱,你还借钱给你娘家。

她说她弟弟结婚要盖房,她能不帮吗?

我说你是嫁出来的姑娘,娘家的事少管。

她看着我,眼神很冷。

后来她把私房钱拿出来了,具体多少我不知道。现在看这个账本,我才知道,那里面有一半是她从自己看病的钱里省出来的。

宋敏有胃病,经常疼得厉害。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她自己去卫生院开点止痛药,几块钱,都不敢多花。

我合上账本,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宋敏出院后的第七天,我接到了镇长的电话。

“国平啊,你辞职的事,组织上还没有批准。你再考虑考虑?村里这次受灾严重,重建工作离不开你。”

“赵镇长,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你媳妇的事我听说了,这样吧,镇里给你批点困难补助,再给你配个副支书,减轻你的负担。你回来继续干,怎么样?”

“不干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稳,“我不当这个村支书了。谁爱干谁干。”

赵德海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山。山洪冲刷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道黄色的伤疤。我想起那些被我背出来的老人和孩子,想起那些还在安置点生活的村民。

我承认我放不下。但放不下又如何?我连自己的家都守不住,拿什么去守别人?

那天下午,我妈来了。她一个人坐公交车来的,从镇上到我家,转了两趟车,走了二十几分钟。她心脏不好,走不了快路,走一段歇一段。

宋敏看到我婆婆来了,赶紧去烧水。我妈拉住她的手,让坐下。

“你别忙了,我来看看你们。”我妈说。

宋敏坐下,手被我妈握着。两个女人安安静静地坐着,时不时说几句家常。我站在一边,插不上嘴。

我妈突然对我说:“国平,你过来。”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

我妈看着我,忽然红了眼眶:“你就这样不干了?你想过没有,村里那些人的事谁管?你在任的时候帮了多少人,现在你说走就走,那些人怎么办?”

我低头不说话。

“我不是怪你。”我妈的声音在发抖,“你当了这个村支书,家里的事确实顾不上。这些年,小敏不容易,我都看着眼里。可你也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那些灾后的事情没处理完,你让村里怎么办?”

我抬起头:“妈,我已经辞了。”

“辞了可以再争取回来啊。”我妈说,“你怎么这么倔?你看你这脸,这手,你在外面拼命做事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没有?你想过你还有个家没有?”

我沉默了。

宋敏突然开口:“妈,你别逼他了。”

我妈愣了一下。

宋敏起身,把婆婆带来的保温杯添了水,放到她面前。然后慢慢坐下,看着窗外说:“他当支书这十年,我认了。家里的事我扛着,孩子的事我扛着,老人病了我也扛着。我不觉得苦,嫁给他那天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可那天我发着高烧,站在屋里看水往院子里灌,我喊他的名字,没人应。我打电话,没人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琪琪六岁那年发高烧,也是我一个人抱着她跑到镇卫生院。他呢?在村里开会。他永远在开会、在办事、在帮别人。我永远是在等。”

我妈的眼睛湿了。她转过脸去擦眼角。

宋敏转过头来看着我,声音还是那么平:“国平,我不怪你了。可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你想清楚,这个家现在需要什么,你自己看着办。”

她说完了,站起来进了卧室。我妈坐在沙发上,我也坐在地上。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傍晚的时候,我送我妈去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妈说:“你爸走得早,我拉扯你和你妹长大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撑着一个家是什么滋味。所以我不怪小敏。她太累了。”

我点头。

“你既然辞了,就好好待在家。别三天两头又往村里跑。先把家收拾好,把小敏的身子养好。村里的事,离了你会有人做。”

车来了,我妈上去之前,又回头说了一句:“有空给你爸上炷香。他走之前说,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我独自走回家。路边的稻田被山洪冲毁了不少,一些村民正在补种。有人看到我,远远地喊了一声“陈书记”。我没有纠正,只是摆摆手。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堂屋里亮着一盏灯,宋敏坐在饭桌前,面前摆着两碗面。清汤挂面,上面飘着几片青菜叶子。

“吃吧。”她看到我进来,说了一句,然后埋头吃面。

我坐下,挑起一筷子面,塞进嘴里。味道很淡,几乎没放盐。

可那碗面,我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像在嚼这些年欠下的债。

“琪琪今晚打电话来。”宋敏头也不抬地说,“她问你好不好。我说你挺好的。”

我嗯了一声。

“她让我转告你,说她学校下个月有个家长会。以前的你从来没去过。这次她想你去。”

“知道了。”

吃完饭,我抢着去洗碗。宋敏没有阻止。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水瓢在门后的钩子上,洗洁精在橱柜最上面那格。你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放哪吧?”

我摇摇头。

“十九年了。”她轻轻地说了一句,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卧室的门虚掩着,宋敏也没睡。我能听见她翻身的声音。

这个家,这条夜里,有一种陌生的沉重。

我摸出手机,开机。消息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微信、短信、未接电话。全是关于村里的事。有镇政府的,有村干部的,有普通村民的。我一个都没回。

最后一条消息,是凌晨两点多发来的。发消息的人叫陈建设,我们村的泥瓦匠,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国平,听说你辞了。我不怪你。那天你背我老娘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太累了。换了我,我撑不到现在。”

我看到这条消息,眼眶热了。

陈建设的老娘今年八十三,患有老年痴呆。山洪那天晚上,老太太死活不走,是陈国平硬把她背出来的。老太太现在住在安置点,天天念叨着“国平”“国平”。

我放下手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我突然想起陈建设去年修我家院墙的事。他给我家院墙加固,宋敏给了工钱,他收了一半。另一半夜里给我送了回来,说“陈书记你家的墙,我实在不应该收钱”。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宋敏提过。

天亮了。我轻手轻脚起床,出门买早饭。豆浆、油条、糖糕,都是宋敏爱吃的。还买了两斤橘子,陈琪爱吃。

走到家门口,碰到邻居王婶。王婶端着一盆煮鸡蛋站在门外。

“给小敏的。”她把盆往我手里一塞,“你不在家这些年,小敏一个人里外操持,我看着都心疼。你现在知道回来了,就好好待她。”

我端着鸡蛋进门。宋敏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堂屋里梳头。她看着我手里的油条和鸡蛋,愣了一下。

“王婶给的。”我说。

“替我谢谢她。”

我把早饭摆好,坐下。宋敏低头小口吃油条,手指头细得能看见骨节。

“你今天有什么打算?”她忽然问。

“去东岗看看老房子。”我说,“咱爸那间老屋,山洪有没有影响。”

宋敏抬头看我,似乎有些意外。老屋是我爹生前住的,已经空了好几年,我一直说要去修,一直没时间。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那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次一起出门。骑车到东岗,二十分钟的路,她坐在后座上,没有说话,只轻轻揪着我的衣服。

老屋在山坡上,地势高,没有被水淹。但屋顶破了好几处,雨水渗进去,土墙泡掉了一块。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心里翻腾着。

宋敏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捡起地上的几块瓦片,叠好放在墙根。

“我想把老屋修一修。”我说。

“修它干什么?”

“我想搬回来住。”

宋敏看着我,等我的下文。

我蹲下,拨开杂草,露出院门口的那块石板,上面刻着半首诗。是我爹生前刻的,字已经模糊了。

“我记得这石板。”宋敏说,“你第一次带我来的时候,你给我念过。什么字来着?”

“世事如舟挂短篷,或移西岸或移东。”我轻声念出来。

宋敏蹲下来,把石板上的尘土拂掉。她的手指停在那个“舟”字上,停了好久。

“国平,你是在逃避吗?”她问。

“没有。”

“那你是做什么打算?”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我想先把这个家找回来。村里的事,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了。”

宋敏没有说话。她站起身,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我先回家。你走不走?”

我走了。可我没跟她回家。我绕到村部去了一趟。

村部门口围了十几个人,吵吵嚷嚷。有人喊:“陈书记不干了,上面派谁来?”有人喊:“灾后补偿到底按什么标准?”有人喊:“排水沟再不修,下次下雨还得淹。”

我站在人群外面,心里拉扯得厉害。腿像被什么东西拽着,想走,可迈不动。

新任的代理支书刘德才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我,脸色变了一下:“国平,你来了?”

人群齐刷刷转过头来。

我攥了攥拳头,说:“我来拿我的东西。”

刘德才没说话。我穿过人群,走进村部办公室。我的桌子上还堆着文件、报表、公章盒子。抽屉里有一条毛巾,是去年防汛时镇里发的。我拿出来,把桌子上的个人物品收进一个纸箱。

走出村部的时候,人群还在。有人想拦我,有人叹气。我没看他们,低着头走了。

走了一段路,身后有人追上来。是村里的会计老周,五十多岁,跟我干了六七年。

“陈书记,你真不干了?”

“真不干了。”

老周塞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村里欠你的三个月工资,还有去年的通讯费补贴,一共是八千六。我瞒着大家给你算的。”

我推回去:“这钱留着给村里的老人孩子买点东西。”

“那是另一码事。”老周说,“这是你应得的。”

我最终还是收了。因为我确实需要钱。

回家的路上,我拆开信封数了数。八千六百块。我一个月工资多少来着?一千四百块。十年了,涨过两次,每次涨一百二。

十年时间,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村里贴了多少钱,我没有算过。家里花多少钱,我也没有算过。我只知道我累,可我不知道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回到家,我把工资信封放在堂屋的抽屉里,对宋敏说:“这是村里给我的最后一笔钱。以后,我赚多少都给你。”

宋敏看了我一眼:“你拿什么赚?”

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不会别的手艺,年轻时候学过木工,这么多年早忘了。除了当村干部,我还能干什么?

“我可以去学。”我说。

宋敏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真正让矛盾集中爆发的,是一个星期之后。

那天上午,我正准备出门找活干,接到了宋敏娘家的电话。是她妈打来的,声音很急,说宋敏弟弟宋建民跟人合伙做生意亏了,欠了外债,有人上门逼债,砸了不少东西。

“小敏,你手上有钱吗?先借我这边周转一下。”丈母娘说。

宋敏把电话按了免提。我坐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

“妈,你之前说这话,我哪次没给?可这次我真的没有。家里刚遭了水灾,院墙都没修,琪琪的学费还没凑齐。”

“你们家条件比我们好,国平是村干部,能没几个钱?”

宋敏张了张嘴,看了我一眼。她眼里的疲惫,我说不出来。

“妈,他那个村干部,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干了十年,拿回来的还没有往外贴的多。你问他借过钱,他还了吗?你哪次去找他,他不答应?”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再说了,”宋敏继续说,“建民这些年欠了多少?你让我补贴了多少?我补贴娘家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自己牙缝里省出来的。我这个当姐姐的,对得起你们了。”

她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这些年,她不仅承受着我这个不称职的丈夫,还承受着娘家无休止的索取。

“宋敏。”我叫她的名字。

“别问,别说话。”她低下头,手指头绞着衣角,“我有我自己的烂账,我自己认。”

我站起来,走到她跟前,蹲下:“我不问你。可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站在你这边。”

宋敏抬头看我,眼眶红了。她的嘴唇动了动,刚要说话,我的手机响了。

是刘德才打来的。

“国平哥,你快来村部一趟。出事了。”

我还是没去。我把手机关了。

“谁找你?”宋敏问。

“村里。”

“你不去看看?”

“不去。”

宋敏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她轻声说:“你在这陪我一会儿吧。”

我们两个就坐在堂屋里,谁也没说话。门外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雨水的气味。这个家,终于有了一点像家的样子。

可我心里清楚,我亏欠她的,根本还不完。

当天下午,我听说了一个让我坐不住的消息。村里的灾后重建款被上面卡住了,说是材料不全,缺二十几户的签字和现场照片。刘德才刚接手,情况不熟,焦头烂额。

“国平,这事只有你能办。”陈建设在电话里说,“我们不是逼你,可这钱不下来,村里几十户人家冬天没地方住。”

我坐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一根烟。我记得那二十几户的材料,我洪水前就整理好了。就放在村部办公室的档案柜最上层。

我明明可以不管。可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些老人的脸,那些孩子身上发黄的泥浆,那些被水泡过的棉被和锅碗瓢盆。

宋敏端着一杯水走出来,递给我:“去吧。把手续办完再回来。”

我愣住了。

“我不是在试探你。”她看着我,声音很轻,“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知道。你想去就去。我只希望,你这次能记得回家的路。”

我站起来,想抱她一下。她没躲。

我骑着那辆旧摩托往村部赶。天阴得厉害,风灌进衣领里,冷得很。

到了村部,刘德才正急得团团转。我把档案柜上层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告诉他哪份材料该送哪个部门,哪几户的签字需要重新补,现场照片去哪个邮箱下载,民政局的对接人叫什么名字。

我在村部待了整整一下午,把灾后重建的材料全部理清。刘德才把这些记了满满三页纸。

“国平哥,你干脆回来算了。”他说。

“不回了。”我拍了拍手,“这是最后一次。”

我走出村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手机开机,十几条消息涌进来。有村里的,有妹夫的,还有一个是陈琪的。

“爸,老师说家长会改到下周了。你能来吗?”

我回复:“能。”

然后我给我妹打了电话,问她镇上有没有什么活干。陈婷说:“建筑工地上缺小工,一天一百二。你干得了吗?”

“干得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工地报到了。泥瓦工、木工、钢筋工都缺人手。我不会技术,只能当小工。搬砖、和水泥、清理垃圾,啥杂活都干。

包工头姓林,五十多岁,带着安全帽,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听说你以前是村支书?”

我点头。

“这活可累。你吃得了这个苦吗?”

“我三天没怎么睡觉扛过山洪,你说我吃不吃得了苦?”

林老板没再说话,发给我一双手套和一顶安全帽。

第一天收工,我浑身像散了架,腰直不起来,胳膊酸得抬不动。一双手磨出了五六个水泡,掌心有血渗出来。骑着摩托回到家,腿都在打颤。

宋敏看见我这样,什么也没说,去厨房烧了一锅热水,把毛巾浸湿,敷在我后背上。

“工地明天还要人吗?”她问。

“要。”

“那你去。”

我点头。她转身进厨房,出来的时候端着一盆热水,放我脚边。蹲下来,把我的鞋脱了。脚底两个大水泡,已经磨破了,血水跟袜子粘在一起。

她帮我脱袜子的时候,我疼得倒吸凉气。她手很轻,像在剥什么宝贝似的。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她说。

“以前傻了。”

“现在不傻了?”

“不知道。但我想改。”

她帮我洗了脚,涂了药。然后说:“你明天别骑摩托了,坐公交去。带着水,带着擦汗的毛巾。”

我嗯了一声。我坐在那,看着她忙前忙后,灯影里她的身影比我还瘦,可行动利索,像一棵在风里摇晃却始终不倒的树。

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差一点就落下泪来。

宋敏的肺炎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开始每天陪她去镇卫生院做理疗。其实就是针灸和拔罐,她常年干农活,腰背劳损得厉害,加上那次淋雨泡水,关节一到阴天就疼。

卫生院的李医生认识我,看我来,打趣说:“陈书记亲自陪媳妇来看病,不容易啊。”

我苦笑着点头。李医生给宋敏扎针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宋敏趴在治疗床上,背露出来,从肩颈到腰,一片皮肤被火罐拔得紫黑。

李医生说:“你这是积劳成疾,少干点重活。家里院墙的活,让你男人去干。”

宋敏笑了一下:“他现在知道干活了。”

我红了脸。

从卫生院出来,我骑摩托载她去了一趟娘家。不是去借钱,是去看她妈。丈母娘年近七十,腿脚不好,前阵子又为宋建民的事急得血压升高。我买了两箱牛奶和一袋苹果,花了不到两百块,但宋敏挺高兴。

路上她突然说:“你知道吗,你以前从来不陪我回娘家。”

我想反驳,可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每次她回娘家,都是我太忙,让她自己去。偶尔我也去,但都是去坐一会儿就走,连顿饭都吃不完。

“以后只要你想去,我就陪你去。”我说。

宋敏没说话,伸手抱住我的腰。摩托车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颠得厉害,她的手抱得更紧了。

到了娘家,丈母娘正在院子里摘菜。看见我们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招呼进门。

“妈。”我喊了一声。叫得有点生硬,因为这些年叫得少。

丈母娘应了一声,眼睛红了。她大概也没想到我会主动来。

坐下后,丈母娘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说宋敏小时候的事,说她多能干,说她的命苦,嫁出去这些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宋敏坐在我旁边,伸手在下面捏了捏我的手指。我也回捏了一下。

丈母娘问起我辞职的事。我说了实话:“不干了,找个活干,先撑起这个家。”

丈母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那你们日子怎么过?”

“慢慢来。”宋敏说,“日子总能过下去。”

我接了一句:“会好的。”

这三个字说出来,我自己都不太信。可我知道,我必须信。

我在工地上干了半个月。半个月里,我的手从细嫩变得粗糙,掌心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子。每天早出晚归,挣那点辛苦钱。有时候累得晚上睡不着,就坐在门槛上,一个人抽烟。

宋敏不让我抽。她说身体是自己的,不能糟蹋。可我心里堵得慌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躲到外面抽一根。

有一天晚上,我在院门口抽烟。宋敏端着一碗绿豆汤出来,看见我手里的烟,没说话,把绿豆汤放下,转身进屋。我赶紧把烟掐了。

她还是没说话。第二天早上去工地前,我发现饭盒里多了两个煮鸡蛋。

我知道她是在用她的方式管我。不说话,不吵架,就是默默地做。

有一天收工早,我去学校看陈琪。她上的县城初中是寄宿制,大门管得严,我只能隔着栏杆跟她说话。她看见我来了,跑出来,脸红扑扑的,叫了一声“爸”,然后问:“妈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呢?你累不累?”

我摇头。

“你头发白了好多。”陈琪说,声音有点哽咽。

我低下头,想起她那个信封。一千块,我又塞回她书包了。她不知道。

“爸,你好好的,妈就好好的。”她说完,上课铃就响了。她跑了几步,又回头朝我挥挥手。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跑远,心想这些年我错过了多少这样的画面。

回程路上,我接到陈建设的电话。他说他老母亲病了,在镇卫生院住院,想见见我。我听了,心里一紧。

“什么病?”

“肺炎。年纪大了,感冒拖的。医生说要是早点送来还好。你知道的,安置点条件不太好。”

“我明天去看看她。”

挂掉电话,我想起那晚把老太太从泥水里背出来的情景。她浑身发抖,嘴里喊着“儿啊、儿啊”,把我当成了陈建设。我一边走一边应:“是我,我背你出去,不怕。”

第二天,我干完半天活,请了半天假,去卫生院看陈建设的老娘。老太太躺在床上,看见我来,眼睛里有了点光。

“国平来了。”她喊。

我走过去坐下。她抓着我的手,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你什么时候回村当书记啊?建设说你不干了。你不能不干啊,你要是不干了,我们这些老人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紧紧握着她干枯的手。

陈建设在旁边抹眼睛。他拉我出去,说:“国平,我想承包村里那个排水沟的修复工程。这是灾后重建的重点项目,上面拨了钱。我手艺你知道的,肯定干好。你能不能帮我跟刘德才说说?”

我看着他:“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不是走后门。”陈建设解释,“就是搭个话。我跟刘德才不太熟,你是老书记,说句话管用。”

我想了想,说:“我可以帮你问一下。但承包的事走正规程序,我不插手。”

陈建设点点头。

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想陈建设的事。宋敏翻过身来,问我:“今天去哪了?”

“卫生院看陈建设他妈。”

“老太太怎么样了?”

“肺炎,住院了。”

宋敏叹了口气:“她也可怜。老头子走了十几年,就陈建设一个儿子,还在外打工。”

“建设想回来承包排水沟的工程。”我说。

宋敏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这些天虽然不在村里干了,可村里的人还是来找你。你觉得自己能撇清吗?”

我不能。

从那天开始,我一边在工地干活,一边被人找。先是陈建设的事,然后是村民灾后补偿的表格不会填,再然后是安置点的临时用水用电出问题。刘德才解决不了,村里的人就又跑到我家来。

宋敏从来不拦。她只是每次等人都走了,默默给我递条毛巾或倒杯水。

可我越帮越多,越帮越像以前。我开始害怕。我怕自己又回到那条老路上,怕宋敏又一次失望。

有天晚上,我对她说:“我想把这些都推了。谁再来找我,我都不管了。”

宋敏看着我:“你真能狠下心?”

我没说话。

“你管这些事,我不拦你。”她说,“但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也是琪琪的爸。”

我点头。

第二天,又有村民上门。这次是村里最困难的低保户张老六。他老婆精神不好,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山洪把他家的土坯房冲掉了一间,现在全家住在帐篷里。他来找我,是想让我帮忙催一下临时救助款。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帮张老六打了三个电话,问清了流程和时间点。他千恩万谢地走了。宋敏一直在旁边坐着,没说话。

人走后,宋敏起身去做饭。我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我决定做一件事。

第二天,我跑到镇政府,找赵德海。

“村里的事,我不管了。但有一件事我想做。我想弄个帮扶台账,把村里最困难的五十户列出来,每户的情况、需求、对接部门、责任人,全部写清楚。这样谁接手都能看明白。”

赵德海愣住了:“你不是不干了吗?”

“不干了。但这东西对村里有用。”

我在镇政府待了两天,把这几年的工作笔记、走访记录、救助申请、低保档案全部翻出来,整理成一本台账。厚厚一本,六十多页。打印了三份,一份留给镇里,一份交给刘德才,一份自己留着。

刘德才拿到后,翻了好久,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睛红了:“国平哥,我以前觉得你拿腔拿调,现在我服了。”

我拍拍他的肩:“好好干。别像我一样把家搭进去了。”

这件事做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回家的路上,脚步轻快了很多。

可另一块石头很快又压了下来。宋敏娘家的债主找上门了。

那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门口。下来三个男人,领头的是个光头,脖子上套着条金链子,看起来四十来岁。他敲开我家的门,把一张欠条拍在我家饭桌上。

“宋建民欠我们三十万,你是他姐姐吧?什么时候还?”

宋敏的脸色刷地白了。我站起来,把欠条拿起来看了看。上面写得清楚:宋建民借款三十万,用于生意周转,月息两分。落款还有宋建民的签名和手印。

“他现在人呢?”我问。

“跑了。”光头男人摊摊手,“我们找不到他。只能来找亲属。你们是他最近的亲属。”

“我们也在找他。”我说,“你找不到,我更找不到。”

“那这笔账怎么算?”光头眯着眼,在我们家堂屋里踱步,“我看你们家也不穷,院墙倒了还没修,但房子不小。”

宋敏站起来:“这钱跟我们没关系。他成年人了,自己的债自己扛。”

“你是他姐。”光头说,“这关系抹不掉。再说了,你弟当初借钱的时候,可是说你老公是村支书,能帮忙搞项目。我们才借的。”

我攥紧了拳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帮谁搞项目?宋建民这个混账,居然拿我的名义在外头胡来。

“他现在不是村支书了。”宋敏说,声音在发抖,“我们家也没钱。”

光头冷笑了一声,在堂屋里转了一圈,突然伸手拿起柜子上的一个相框。那是我们全家的合影,陈琪六岁那年拍的。

“这是你女儿吧?长得挺乖的。我们也不想弄得太难看。你们想办法凑凑,能还多少先还多少。不然……”

我上前一步,抓住他的手腕,把相框夺回来。“你敢动我女儿试试。”

光头也不恼,挣开手,带着人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说:“给你们一个星期。”

那天夜里,宋敏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我敲门,她不吭声。我听着里面传出很轻的抽泣声,那是宋敏第一次在我面前哭。

我坐在门口,背靠着门板,心里像火烧一样。三十万,我一个月工资一千四,现在在工地上一天一百二,不吃不喝得攒七八年。更别说宋建民这个狗东西,欠了钱就跑了,把烂摊子扔给他姐姐。

第二天一早,宋敏从房间出来,眼睛肿着。她没提昨晚的事,像平常一样烧水、做早饭、喂鸡。她越是平静,我越是害怕。

我吃完早饭,骑着摩托出了门。我没去工地,去了宋建民以前合伙的那个店。店门关着,玻璃窗被人砸了,地上全是碎玻璃。

我问了问旁边开杂货店的老板。老板说,宋建民跟人合伙搞什么建材生意,实际上是从外面倒了一批货,结果质量不合格,买家全退了。合伙人跑了,债就落到他头上。追债的来了好几拨,已经砸过两次了。

我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心里全是火。这个宋建民,从小好吃懒做,丈母娘和老丈人把他惯得没样。宋敏这个当姐的,从小没少替他操心。现在倒好,三十万的窟窿,他跑了。

我骑车去宋建民家。他老婆刘红梅正在院里晒衣服,看见我来,眼神躲闪。

“国平哥,建民他真不在家。你找他也没用,我也找不到他。”

“你知道他欠了多少钱吗?”

“知道一点。”刘红梅低下头,“可我还得带孩子过啊。你不能让我也去还债吧?”

我看着她,还有她旁边两个一脸茫然的女儿,终究没说出什么狠话。

“你跟建民说,他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自己回来把事情说清楚。别把全家都拖下水。”

我掉头走了。

回到家,宋敏正在给我妈打电话。她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可我听出来她嗓子有点哑。

“妈,我没事。你照顾好自己。这边的事我会处理好。”

她挂了电话,看着我:“你去哪了?”

“去宋建民家看了看。”

她没说话,转身进了卧室。我跟进去。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

“敏,欠条上的签名和手印,不能抵赖。不过你弟自己欠的债,追不到你头上。除非你签了担保。”

宋敏抬头看我:“去年他找我借过钱,我给了他五万。他让我别告诉你。”

我胸口一紧。五万,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不是小数目。可这笔钱已经给了,追不回来。

“他还让你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宋敏摇头。

“你确定?”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用你的名义去借钱,或者让你做了担保人?”

宋敏脸色变了。她跑到衣柜前,翻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是她保存的证件和票据。翻了一遍,没有关于借款的任何文件。

“他当时让我签了一个什么同意书,说是入股用的。”宋敏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只签了名字,没细看内容。”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嗡的一下。这个王八蛋。

我带着宋敏去了镇上唯一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看了她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描述,说还是要找到当时的文件,否则什么都不好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宋敏走路都在飘。我扶着她,说:“别怕,有我在。”

她突然站住,抬头看我:“陈国平,你拿什么扛三十万?你现在没工作了,咱家院墙还没修,琪琪上学要花钱。你告诉我,你拿什么扛?”

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拿我这条命,也不会让你们娘俩受苦。”

宋敏哭了。就在大街上,蹲下去,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剧烈地抖着。我蹲下,把她揽进怀里。她没反抗,抓着我的衣服,哭得像个小女孩。

我们找了宋建民一个星期。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亲戚朋友都问遍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刘红梅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听说是回了她娘家。

追债的人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来了就坐在堂屋里抽烟喝茶,把宋敏吓得够呛。我把欠条复印了一份,又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

我甚至开始想最坏的办法。卖房、卖地、四处借钱。宋敏不让。她说这个家是你爹留给你的,不能卖。我也不想卖。可三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我给我妹打了电话。陈婷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久,说:“哥,我手里有八万,能给你拿五万。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但我不建议你还这个钱。这不是你的债。”

我又给我妈打了电话。我妈说:“妈存了六万,棺材本都给你。可这钱还下去,就是个无底洞。”

我没敢去拿这些钱。我还没想好怎么办。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天,我在工地上班,工头说有人找我。我放下手推车,走到工地门口,看见一个戴帽子的男人鬼鬼祟祟地蹲在路边。

我走近一看,是宋建民。

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拎起来。

“你还有脸回来?”

宋建民缩着脖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有血迹。他求我:“哥,哥,别打我。我是回来还钱的。”

“钱呢?”

“我找到我的合伙人了,他把货款卷走了,但他现在跑不了。我找人堵了他,逼他吐了一部分出来。”

宋建民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沓现金。

“这里有五万。剩下的,我每个月还五千,我签了协议。”

我慢慢松开手,看着他。

“你姐以为你跑了。”我说。

宋建民低下头:“我不敢见她。我没脸。”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又气又恨。他从小就怕事,一遇到麻烦就躲。躲不过了就求姐姐,求爸妈,让别人帮他擦屁股。

“这钱先还给你姐。她为这事吃不下睡不好。”我把布包拍在他胸口上,“你自己去见她。你要是不去,我打断你的腿。”

宋建民犹豫了半天,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宋建民跪在宋敏面前,抽自己的耳光。宋敏没看他,背对着他洗碗。水声哗哗的,她的手指一遍一遍搓着碗沿。

“你走吧。”宋敏说了一句。

“姐……”

“你没把我当姐。”宋敏转过身来,声音冷得不像她,“你拿我当提款机,拿我当担保人,拿我们家当挡箭牌。宋建民,你走吧。”

宋建民跪在地上,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把那个布包放在桌上,示意他滚。他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

宋敏把碗洗完,擦干,放进碗柜。然后她走到我面前,靠在我怀里,很轻地说:“国平,我是不是很狠心?”

“不狠。”我说,“你只是太累了。”

那晚我们没有再说话。窗外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我抱着她,听着雨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

日子还在继续。我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攒了七千多块钱。宋敏在院子里种了些菜,又去镇上接了一点手工活,一天能赚个三四十块。我们过得很紧,但我能感觉到,家里的温度在一点点回来。

陈琪的家长会,我去了。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和一双旧皮鞋。其他家长有的开着小车,有的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挺直了腰板。

陈琪在门口张望,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她跑过来,拉住我的手:“爸,你来了。”

“来了。”

家长会上,老师表扬了陈琪,说她进步很大,期中考试进了前二十名。我坐在下面,腰板挺得更直了。

散会后,陈琪挽着我的胳膊在操场上走。她说:“爸,老师说你是今天到得最早的家长。”

我没好意思说,我是坐最早的班车来的,怕迟到。

“你妈让我给你带了一百块钱。”我从兜里摸出一张钞票递给她。

陈琪接了,说:“你们在家好好的,我不缺钱。”

我点头。

回程的路上,我坐在班车上,看着窗外后退的树影,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拿出手机,给我妹发了一条消息:“婷,上次你说的五万,你留着吧。哥不用了。”

陈婷回了一个字:“好。”

我没有告诉她,宋建民后来又来过一次,偷偷往门缝里塞了两千块钱。宋敏发现了,没说话,把那钱夹进了账本里,跟她这些年的账目放在一起。

快过年的时候,陈建设承包的排水沟工程完工了。他叫我去看看。我去了,站在新修的水泥沟渠边,看着水流畅通无阻地往下游去,心里觉得踏实。

陈建设给我塞了一条烟:“国平,这工程能拿下,多亏你。”

“我没帮什么。”我把烟推回去,“你自己手艺好。”

“拿着。”他硬塞给我,“你不在这行干了,可你在村里留下的东西,大家都记着。”

我收下了。这是我这些天收到的第一份来自村里的东西。一条烟,不贵重,但让我觉得这十年的村支书没白当。

年三十晚上,我、宋敏、陈琪,还有我妈,四个人在我家团年。陈婷一家也来了,带了不少菜。屋里热热闹闹的。我妈精神好了许多,坐在沙发上跟宋敏唠家常。陈琪和陈婷家的孩子在院子里放烟花。

我站在灶台前掌勺,宋敏在旁边打下手。她切着菜,忽然说:“你明天有什么打算?”

“初一去看咱爸。”

宋敏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好。”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宋敏和陈琪去了东岗老屋。我爹的坟就在老屋后面的山坡上。碑上的字风吹日晒已经有些斑驳。我蹲下来,把周围的杂草清了清,点上香烛和纸钱。

宋敏和陈琪跪在坟前磕头。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心里翻起很多旧事。

从坟上下来,我们进了老屋。屋顶已经补好了,是我前阵子利用周末时间修的。屋里的土墙也重新抹了泥,干燥了不少。

陈琪在屋里转了一圈,说:“爸,这房子以后修好了,我们住这里吗?”

“你喜欢吗?”

“喜欢。”陈琪说,“这里能看到山,还有小河。”

宋敏站在门口,看着远处的那条河。山洪来时河水浑黄,如今已恢复清澈。水声哗哗的,像在诉说一年四季的轮转。

“等明年开春,”我说,“我把这屋子彻底修一修。院墙再砌高一点,种几棵桂花树。”

宋敏转过身来看着我,目光里带着点笑意。

那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轻松。

正月还没过完,陈国平就在镇上找了一份长期的工作。在一家农产品加工厂当库房管理员,一个月两千八百块,还交五险。工作不累,但琐碎。我管着所有进出货物的登记、摆放、盘点。

厂里的老板姓孙,五十出头,本地人。他知道我以前是村支书,就多聊了几句。最后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这里好好干。能看得出你是个实在人。”

我点头。我把工牌挂在脖子上,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

宋敏的手工活也越做越顺手。她手巧,做的布鞋底子又密实又平整,镇上的绣品店收了她的货,比在网上卖还稳定。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一千来块。

日子有奔头了。

陈琪上了初二,成绩稳中有升。她周末回家,会帮我们干点家务,然后在院子里背课文。有时候我下班回来,看见她坐在桂花树下读书,宋敏在厨房做饭,烟囱冒出的青烟把黄昏染成淡灰色。我就会站在院门口多看几眼,舍不得进门。

我像重新活了一回。

过完年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去了一趟镇政府。赵德海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看见我,指了指椅子:“坐。”

“我来补交一份材料。”我把一个信封递过去,“我辞职的时候,有些工作没交接清楚。这几个月的党费,我已经补上了。”

赵德海接过信封,没看,放在桌上。他给我递烟,我摆手说戒了。他笑了笑:“真戒了?”

“戒了。媳妇说不让抽。”

赵德海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又叹了口气:“国平,你是个好干部。可惜了。”

我摇头:“没什么可惜的。我以前总觉得自己特别重要,这个村没我不行。现在想开了,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家庭也是。”

赵德海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我的辞职信,还给我:“你拿回去。这信我不批。你人虽然不干了,可镇上要聘你当灾后重建义务监督员。没有编制,没有工资。你愿意就干,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我接过信,想了好一会儿:“我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回到家,我把这事跟宋敏说了。她正在给菜地浇水,听完后问我:“你想干吗?”

“有一点想。”

“那就干。”她说,“只要你分得清轻重,我不拦你。”

我看着她弯腰浇水的背影,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动。

后来我答应了。义务监督员,每个月去村里看两次,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镇上反映。不拿钱,不占编制,也不需要抛家舍业。

我带着安全帽和记录本,走在那些我曾经走了无数遍的村道上。村民们看到我,还是习惯性地喊“陈书记”。我只笑笑,不纠正。

有时候陈建设会骑车追上来,跟我并排走。我们聊的都是一些琐事,谁家的猪下崽了,谁家的地被冲了要补种,东头的李寡妇又跟谁家的老婆吵架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村里人。只是这一次,我没那么累了。

春天来的时候,宋敏的身体好了很多。她每天早上跟着村里的妇女去跳广场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会跳舞。她年轻的时候在针织厂的舞蹈队待过。

有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劈柴,听到她跟几个邻居从外面回来,一路走一路说笑。她进门的时候,脸上还挂着汗,眼里有光。

“国平,我明天报了个家政培训班。”她把挎包挂在门后,对我说。

“学那个干什么?”

“多一门手艺,多一条路。”她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半杯,“人家说学完了可以出去接活,一个月三四千。”

我停下劈柴的手,看着她。宋敏四十五岁了,这个年纪还愿意去学新东西,我心里又敬又愧。

“我支持你。”我说。

宋敏笑了,露出两颗虎牙。我才注意到她的虎牙还是那么白,那么整齐。

她去县城培训了一个月,回来之后就跟着家政公司派活。第一单是给一个老太太做日常保洁,按小时收费,每天去三个小时,能拿九十块。她干得很仔细,老太太挺满意,又给她介绍了两个活。

宋敏比我忙了。有时候我下班回家,她还没回。我就主动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以前这些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现在我能搭把手,虽然做得不好,可她很受用。

有天晚上我做的菜咸了。她尝了一口,笑着说:“打死了盐贩子。”

我也笑。那种轻松的气氛,以前从来没有过。我们像一对迟到的搭档,终于找到了配合的节奏。

院子里的桂花树还没种下,可我已经在想象它开花时的香味了。那种香气,属于秋天,属于一个不那么完美但有人等的家。

陈琪打电话来,说学校要交下学期的住宿费,八百块。宋敏当天就给她转了。我从手机里看着转账记录,心想,以前这种日子根本不敢想。以前八百块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要想来想去的钱。

可现在,我们两个人赚钱,日子终于宽裕了一点。

当然也有闹心的时候。比如宋建民又来了。他在外面工地上干了几个月,人瘦了一圈,也黑了不少。他给我家拎了一箱苹果,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宋敏出去了,不在家。我让他进来坐。

“哥,我对不起你们。”宋建民的声音很低,“我现在在邻县的工地上干活,一个月能拿五千多。我每个月给姐还两千,剩下的自己留点生活,给家里寄点。那个债,我会还完的。”

我看着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可怜。他就像一棵长歪了的树,如今才想起来要往直里长。

“你知道你姐为这些事哭了多少回吗?”我问。

宋建民点头,眼圈红了:“哥,我知道我没脸说这些。可我会还。我会慢慢还。”

宋敏回来了。她看见宋建民,站在门口没动。姐弟俩对视了几秒,宋敏先挪开目光,从我身边挤进去,进了卧室。

宋建民等了一会儿,把苹果放下,走了。

我进卧室,宋敏正坐在床边发呆。我坐在她旁边,搂住她的肩膀。

“他一个月还两千。”我说。

宋敏低下头:“他用我的名义签了担保协议。这个钱不全是他欠的。”

“我知道。”

“可我恨他。”她抬头看我,眼睛很亮,“不是因为他连累我。是因为他让我明白,我娘家人一直把我当什么。”

我抱紧她。

那之后,宋建民每个月都会往宋敏卡里转两千块。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分两次转。宋敏从不提他,也不回他消息。但她也再没把宋建民的东西扔出去过。

我家的账本上,多了一栏:建民还款。宋敏记得很小,一笔一笔,用蓝色圆珠笔写得工工整整。

秋天,桂花开了。不是我家院子里的,是村口那两棵老桂花树。我妈折了几枝插在玻璃瓶里,摆在我家堂屋的桌上。满屋子都是香味。

宋敏坐在桂花香里给陈琪缝校服。校服裤子划了一道口子,她补得仔细,针脚几乎看不见。

我坐在门口修一辆旧自行车。车胎扎了,我拆下来补。补了半天没补好,急得满头汗。宋敏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笨死了。”

我抬头,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那些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岁月的河床。我突然觉得她挺好看的,那种好看跟年轻时不一样,是经过了很多事之后,还能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穿针引线的好看。

“敏。”我喊她。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还愿意让我回来。”

宋敏把线头咬断,抬头看我,表情淡淡的:“我不是让你回来的。我是等你的。等了十九年,等累了,就自己往前走了。你追上来,我们就一起走。追不上,我也不怨你。”

我放下手头的活,走到她面前蹲下,握住她还在缝衣服的手。她的手掌很粗糙,指头上全是针尖扎出来的小伤口。

“我能追上。”我说。

她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像桂花,淡淡的,却能香很久。

冬天的一个晚上,陈建设来找我,说村里有人想让我回去参选村委会主任。我正蹲在灶台边烧火,手里拿着火钳拨弄着柴火。

“谁想让我去?”

“好多人。”陈建设犹豫了一下,“镇上也有这个意思。”

“我不去。”

“国平,你听我说完。这次不一样了。村委会主任不是村支书,管的事没那么杂,而且现在村里配了专职文书和网格员,不用一个人扛所有事。你能力强、人心齐,你回去最合适。”

我沉默。火苗在灶膛里跳动,把我的脸烤得发烫。我想起以前那些日子,从早忙到晚,饭顾不上吃,家顾不上回。那种日子太苦了。

“我考虑考虑。”

陈建设走后,宋敏从里屋出来,坐到我旁边的小板凳上。她手里纳着一只鞋底,针走得又稳又密。

“你想去吗?”她问。

“不想。”我答,“但心里又觉得有点对不住。”

“对不住谁?”

“村里的人。还有赵镇长他们。”

宋敏停下手里的针,偏过头看我:“陈国平,你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可你要想清楚,你回去当这个主任,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回家做饭?还能不能陪我去跳广场舞?还能不能周末在家等琪琪回来?你要是能,你就去。要是不能,你就别去。”

她说完,继续纳鞋底。火塘里的火映在她脸上,红红的。

第二天,我回了陈建设的电话,说不去。陈建设有些失望,但也没多说什么。过了一个星期,刘德才给我打电话,说选出了新的村委会主任,是个年轻人,二十九岁,在县里做过电商。我听了,心里挺高兴。

“国平哥,以后有些事还是想请教你。”刘德才说。

“有事随时打电话。”

从这些事里,我慢慢摸出了分寸。在这个家里,我不是什么村支书了,就是个普通男人。我做饭、洗衣、劈柴、修瓦、交水电费。我天天跟这些具体的事情打交道,才真正摸到了宋敏这些年是怎么一天一天撑过来的。

有一次我洗衣服,发现她的秋衣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举起来在灯下看,那料子已经薄得透光。我心里一酸,觉得这些年她攒下来的委屈,就藏在这些穿旧了、磨薄了的衣服里。

第二天,我跑到镇上给她买了一件新秋衣。纯棉的,浅灰色,不贵,六十八块。她接到的时候,愣了一下。

“你买的?”

“嗯。”

“你会买衣服了?”

“以后都会了。”

她把秋衣贴在脸上,很轻地说:“这颜色挺好看。”

我看着她的样子,突然觉得比什么都值。

现在,我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写这些字。窗台上摆着宋敏从野地里采来的野菊花,黄色的小花在瓶子里开得正艳。陈琪昨天打电话来说期中考了全班第九,比上次又前进了几个名次。我妈今天去打针,是陈婷陪着去的。宋敏在厨房炖汤,香气从门缝里挤进来,暖洋洋的。

院墙早就修好了,是我一砖一砖砌的。砌得不算齐,但结实。我还在墙根种了一排桂花树苗,是陈建设送的。他跟我打赌,说三年之内肯定开花。我说五年也行,我不急。

我兜里的手机响了,是刘德才发来消息,问一个低保申请的事。我回了一条,然后放下手机。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不精彩,不轰动,不再有泥水和山洪。可每一天都踩在实地上。我能听见宋敏走路的声音,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听见她偶尔哼两句跑调的歌。

这就够了。

宋敏端着一碗汤出来,放在我面前,自己坐在桌子另一边,慢慢喝。我看着她,忽然说:“敏,你说人这辈子,什么时候开始为自己活,算不算太晚?”

她抬头看我,把汤碗放下。

“人不是非得活成多好。”她说,“你能把欠了的补回来,就不算晚。”

我点头,喝了一口汤。山药排骨,炖得火候正好。

家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

日子很长。我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一个男人总要有一次,回头看看自己踩坏的田埂,看看身后那个等你回家的人。

我辞了村支书。那天我在镇政府对镇长说,我要自私一回了。

可我知道,这世上最难的,其实不是扛起一座村子的希望。是低下头,看见你自己的家。

感谢每一位听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朋友。这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有泥有泪,有苦有甜。如果你也正在为家里的事、工作的事、钱的事发愁,不妨停下来,看看那个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很多亏欠,不用等到来不及了再去偿还。

愿每一个辛苦撑家的人,都能被看见。愿每一个曾在外面拼命的你,都来得及转身。请把你想说的话留在评论区,也可以把这篇文章转发给那个你想说“对不起”或“谢谢你”的人。

我们都要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