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齐齐哈尔，抗联名将王明贵晚年接受采访时，记者原本想从“艰苦”二字打开话题，没想到几句追问之后，老人突然沉下脸来。这位曾在嫩江平原纵横多年的将领盯着记者问：“你为什么专问我吃败仗那回？”
话说得重，背后却不是拒绝回忆，而是王明贵不愿把东北抗联写成一群只会挨饿、逃命的人。在他看来，抗联将士固然经历过极端困苦，但他们更是一支主动出击、敢于设局、能够缴获敌人物资的战斗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消息传到偏远矿区并不容易。那年11月，汤原县格节河金矿，一名采金工人在上班路上捡到一张油印传单，第一次知道沈阳北大营遭到炮击，也第一次听到中国共产党号召东北民众抗日。
王明贵把传单带回工棚，读给工友们听。炊事员艾俊山识字较多，便向大家讲起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情。有人问：“这里真有共产党吗？”艾俊山压低声音说，矿区附近就可能有。
这张传单没有立刻让王明贵拿起枪，却在他心里留下了火种。1933年，日本侵略者开始接收、没收东北金矿，工人失去生计，矿区也面临武力镇压。金矿经理刘纪三组织队伍抗日，王明贵由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他不是一开始就拥有正规部队的将领。抗联早期，装备少，人员杂，情报和粮食都十分紧张，许多时候只能依靠山林、群众和缴获物资维持。但王明贵有一个鲜明特点：不喜欢被动挨打，善于利用敌人的判断制造机会。
1940年，王明贵奉命率部在木沟河一带活动。几个月里，队伍不断变换行踪，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突然袭击，让日伪军摸不清主力所在。目的很明确，就是为突袭克山县城创造条件。
1940年9月25日，部队化装成伪军，打着旗帜，沿公路大摇大摆进入克山县城。这个办法看似冒险，实际抓住了守军的心理：敌人以为进城的是自己人，反而没有立即盘查。
进入城内后，部队迅速分头行动。一支袭击伪军团部，一支夺取中央炮台，另一支直扑县公署。县公署外墙高，墙上还有玻璃和电网，战士们便搭人梯翻墙，再剪断电线突入院内。
战斗持续约两个小时。伪军团部、中央炮台和县公署相继被控制，电话线也被切断，敌人无法及时求援。部队释放了监狱中的被押人员，其中一百多人报名参加抗日队伍。此战缴获迫击炮、步枪和弹药，完成了预定目标后撤出县城。
这场行动并非没有波折。日军守备队乘汽车反扑，给部队造成压力。王明贵后来提到的库楚河一战，也正是在西征兴安岭的多次作战中出现的失利。对抗联而言，敌强我弱，战斗不可能场场顺利，但一次受挫并不能抹掉此前和此后的战果。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采访时，记者不断追问挨冻、挨饿、缺药，以及被日军追剿得多么狼狈。王明贵听了一会儿，脸色变了：“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寒碜我？”
记者赶忙解释：“只是想了解抗联究竟有多苦。”王明贵反问：“你干嘛老问我吃败仗那一回？”
他随后讲得很直白：抗联确实缺粮，却不是每天等死；敌人仓库里有什么，部队就想办法缴获什么。山林中的野物、敌军的汽车和弹药，都可能成为继续作战的本钱。倘若队伍只有饥饿和失败，群众不会长期支持，年轻人也不会不断加入。
这番话并非为自己遮掩。东北抗联长期孤悬敌后，日伪军曾实施“讨伐”、封锁和烧杀，抗日部队被迫转入深山密林，伤员缺医少药，群众则冒险送粮、送情报。艰苦是真实的，主动进攻同样是真实的，二者不能只写一半。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北抗日联军配合作战，日伪统治随日本投降而瓦解。王明贵后来担任嫩江省军区司令员，参与接收城市、组织地方武装和肃清土匪。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颁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晚年整理抗联史料时，王明贵常强调自己只是幸存者，真正支撑抗战的是东北各族军民。可在采访中，他又不允许别人把抗联说成一支只会受苦的队伍。对这位老将来说，挨饿可以讲，牺牲可以讲，败仗也可以讲；但若只盯着败仗讲，便失去了那支队伍敢于反击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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