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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省城医院抢救了三十五天,最后还是没能回来。

那天凌晨,监护仪的声音停了。我站在床边,看护士把白布拉到母亲下巴,又轻轻盖过她的脸。窗外刚下过雨,玻璃上全是细密水珠。

李静没来。

从住院到病危,我打过十几次电话。她不是月底盘账,就是超市盘货。后来干脆说,她跟母亲那些旧账,我心里清楚。

后事也是我一个人张罗。邻居帮着抬桌子,店里的老伙计替我守灵。有人问儿媳妇去哪了,我只说单位忙,低头给香炉添灰。

办完后事第五天,我坐在建材店后间核账。母亲的遗像还装在纸袋里,我没敢拿出来。

手机响了一声,是李静。

她发来一句:“咱弟结婚要用的车,你什么时候提”。

我盯着那行字,窗外有人卸瓷砖,叉车倒车的提示音一遍遍钻进来。手边的茶早凉了,浮着一层薄油。

半个月前,她就提过这辆车。说李强结婚,做姐夫的不能没表示。我当时守在抢救室外,只回了句以后再说。

她却把那句话当成了答应。

我给她打过去。响到第六声,她才接,背景里有计算器按键的响声。

“我妈走了,你知道吧。”

她停了停,说知道。

“今天是后事办完第五天。”

“我记着日子。可李强那边也等着,车早看好了。”

我望着墙角那把黑伞。母亲住院第一天,我就是撑着它去交的押金。三十五天,伞干了湿,湿了又干,李静一次也没接过去。

“离婚吧。”我说。

她没有问为什么,只把声音放低了些:“张建国,你别拿丧事压我。车的事,你先给个准话。”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扣在桌上。

过了几分钟,她又发来消息,说我现在心情不好,她不跟我计较。等我缓过这阵,自然会把该办的事办了。

那语气很稳,像是认定我最后还会照她说的做。

我从抽屉里找出结婚证。红封皮磨得发暗,照片里的我和她挨得很近。看了一会儿,我把结婚证装进外套口袋,关了店门。

01

母亲住院那天,是个闷热的周一。

我正在店里给客户算水泥用量,邻居打来电话,说母亲下楼倒垃圾时晕在楼道里。送到县医院后,医生建议尽快转省城。

救护车开得急,氧气瓶在车厢里轻轻碰撞。母亲戴着面罩,脸色灰白,右手还攥着半张买菜小票。

我给李静打电话,她正在超市做月末报表。

“你先去,我交了表就过去。”

这是她头一次答复。

到了省城,我跑挂号、缴费、签字,又下楼买生活用品。等到晚上九点,她发来消息,说账没对上,走不开。

第二天,医生说情况不稳,让家属尽量别离开。我把建材店交给伙计,抱着外套睡在走廊长椅上。空调风直吹膝盖,醒来时腿都是麻的。

李静仍没来。

我问她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她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超市不是我家开的,缺一天班就有人顶她的位置。

“妈现在连人都认不清。”

“有医生守着,我去了能顶什么用?”

这句话落下来,我半天没接上。旁边保洁推着车经过,消毒水味呛得人嗓子发苦。

我和李静结婚二十二年,吵得最多的,一头是母亲,一头是她弟弟李强。

母亲腰腿不好,换灯泡、买药、搬米面,总会给我打电话。李静嫌她事多,说同一个小区住着,什么都来找儿子,早晚把我们的小日子搅碎。

李强那边也没少让我们操心。开汽修店缺周转钱,李静从家里拿过两次。后来他准备结婚,又说男方得把场面撑起来。

我不同意再掏大笔钱,李静便说我对她娘家人刻薄。

住院第七天,母亲短暂清醒。她认出了我,嘴唇动了几下。我俯下身,只听见她问店里忙不忙。

我说不忙,伙计都能照看。

她看了看门口,又闭上眼。我知道她在等谁,却没往下说。

当晚,我在楼梯间给李静打电话。楼道窗户开着,热风裹着汽车尾气往里灌。

“妈今天醒了,你明天来一趟。”

“张建国,你非要让我去,是想叫我演给谁看?”

我压住声音,问她母亲哪里得罪过她。电话那边安静了一阵,只剩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她说,那些年受过的气,她忘不了。

我问是什么气,她又不肯细说,只提起过年吃饭时母亲挑她菜咸,也提起母亲生病后总叫我们过去。说到后来,她语气发硬,让我别装糊涂。

我确实听过这些抱怨,却从没想到,她会连病床前都不肯站一会儿。

第十二天,医生找我谈话。我坐在办公室的小塑料凳上,听着那些风险,手心全是汗。出来后,我靠墙缓了半天,才给李静拨电话。

她没接。

一个小时后,她回了消息,问我银行卡里还有多少活钱。

我以为她要问医药费,便把数字发过去。她很快回复,说李强婚期快定了,先前讲好的婚车不能反悔,至少要留出一部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没有回。

那天夜里下了暴雨,急诊门口积着水。送餐的人裤腿全湿了,我接过盒饭,米饭已经泡进菜汤里。吃了两口,胃里发堵,只能盖上。

后来三十五天里,李静总有理由。

超市盘点,会计不能走。家里水管漏了,要等维修。她自己偏头疼,坐不了长途车。最后一次,我告诉她医生让家属做好准备,她沉默几秒,还是问李强那辆车怎么办。

我第一次在医院走廊里冲她发了火。

“人还躺在里面,你就只记着车?”

值班护士朝我看了一眼。我转过身,面对灰白墙壁,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李静也恼了,说我这些年只要碰上母亲的事,就不管别人死活。她还说,答应弟弟的事要算数,不然她没脸回娘家。

电话断了,我站了很久。

抢救室的门开开合合,每次有人出来,我都跟着抬头。后来我不再给她打电话,只在病情变化时发一条消息。

她每条都看了,没有回复。

母亲去世前一晚,呼吸已经很弱。我用棉签蘸水,慢慢润她干裂的嘴唇。床头的小灯发黄,照见她鬓边新长出的白发。

凌晨两点,我又发了一次消息。

“可能撑不过今晚,你来不来?”

直到医生通知死亡,那条消息下面,仍只有一个已读。

02

母亲下葬后第三天,我回了一趟她住了二十多年的旧宅。

钥匙插进锁孔时有些发涩。我转了两下,门才打开。屋里闷着香灰、旧木头和樟脑丸的味道,窗帘拉得严实,桌面蒙了一层薄尘。

门口摆着母亲的布鞋,鞋尖朝外。她平时最讲究,鞋脱下来一定并排放好。如今一只靠墙,一只歪在鞋柜边,我弯腰把它们摆齐。

这趟回来,是为了取她的身份证、医保卡和几张需要用的票据。

母亲生前独居,重要东西都放在卧室床头柜里。柜子是她退休前找木匠打的,枣红色,右边抽屉带一把小锁。

钥匙一直压在缝纫机抽屉最里面。

我拉开抽屉,摸到一团线头,又碰着几枚硬币。钥匙没在老位置,翻到下面才找到,被一块花布包着。

这不像母亲的习惯。

她收东西有自己的规矩。剪刀朝里,线轴按颜色排,钥匙拴红绳,绝不会另外包布。我站在缝纫机前想了想,以为是她住院前自己挪过。

卧室里光线很暗。床单铺得平,枕头上还留着一根短白发。我没敢碰,走过去打开床头柜。

锁没有坏,抽屉里的牛皮纸袋却换了方向。

从前袋口朝左,红绳压在底下。现在袋口朝右,绳结松松搭在上面。里面的身份证、存折、医保卡都在,几张票据叠得并不整齐。

我抽出来数了一遍,没看出少什么。

正准备合上抽屉,门口传来钥匙声。李静拎着一个塑料袋进来,里面装着香和水果。

她看见我蹲在柜前,脚步顿了顿。

“你怎么来了?”

“拿证件。你有这里的钥匙?”

她把塑料袋放上桌,说母亲住院后,家里没人照看,她从我钥匙串上配了一把。说得很自然,像只是顺手做了件小事。

我问她什么时候来过。

“忘了,前些天吧。进来通通风,收拾了一下。”

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日光一下照进来,尘土在光柱里打转。窗台那盆吊兰已经枯了,叶子一碰就碎。

我拿着纸袋问:“这是你整理的?”

李静回头看了一眼,点头,说东西乱,怕以后找不到,便分了分类。

“妈的东西,她不喜欢别人动。”

“人都住院了,我帮忙还有错?”

她声音不高,却透着不耐烦。我没再争。那些天争得够多了,见到她,我连抬高嗓门都觉得累。

她从袋里拿出两个苹果,放到遗像旁边。香没点,只在桌前站了一会儿,便问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完。

我说还缺两份材料,要再跑一趟。

她嗯了一声,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证件袋上,很快又移开。

“都找齐了?”

“大概齐了。”

“那就好,省得来回折腾。”

我重新翻了一遍。纸袋最下面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坐在缝纫机旁,头发乌黑,手里捏着粉色划粉。照片背面沾了一小块新鲜胶印,不知从哪儿蹭来的。

李静催我走,说屋里灰大,待久了嗓子疼。

我把证件装进随身包,仍觉得哪里不对。不是少了东西,而是每样东西都在,却不像母亲亲手放的。

床头柜下层塞着几件旧衣。我拉开时,一本蓝皮本子从衣角露出半截,封面已经磨毛了。

母亲以前做裁缝,爱把布料尺寸和零碎开销随手记下来。我认得那类本子,家里有过不少。

我伸手想拿,手机正好响了。店里伙计说客户来退一批开裂的瓷砖,双方吵起来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把旧衣推回去,那本子也被压了进去。

李静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关上柜门。

“店里有事?”

我点头,提起包往外走。她跟在后面,把窗帘重新拉上,又检查了一遍水龙头和煤气。

临出门时,我问她配的钥匙在哪。

她从包里摸出来,在掌心晃了晃,说改天给我。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这里以后还得常来,放她那儿也方便。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我走到转角回头,见她还站在门边,没有马上锁门。

昏暗里,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包,又朝卧室方向望了一下。

我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说鞋带松了。接着弯腰系好鞋带,关门下楼。

回店的路上,我被退货的事缠住,没再细想证件袋。只是等红灯时,手伸进包里摸了摸,确认纸袋还在。

那块包钥匙的花布,却一直留在我眼前。边角剪得很齐,不像母亲舍得拿来包一把旧钥匙的料子。

03

母亲病危前两天,我回旧宅取换洗衣服,也想找找存折,看住院费还能撑多久。

那时屋里还没有香灰味。厨房水池放着半把蔫了的芹菜,冰箱里一碗剩粥已经馊了。我开窗散味,顺手把床单和毛巾塞进袋子。

李静是在傍晚来的。

她进门先看了一圈,问我母亲清醒过没有。我说醒过几次,话说不完整,医生让我们有事尽早商量。

她坐到餐桌旁,把手提包放在腿上。

“妈的存款有多少?”

我正往保温杯里倒水,听见这话,壶嘴碰了一下杯沿。热水溅到手背,我拿毛巾擦了擦。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住院要钱,后面也要钱。总得心里有数。”

她说得在理,可那双眼睛没看药袋,也没问医生怎么讲,只盯着我从卧室拿出来的证件袋。

我说存折上大概有几万,具体没查。母亲退休金不高,平时省下来的钱,够不够治病还不知道。

李静抿了下嘴,叫我把家里的定期也算一算。她怕我一着急,把能动的钱全填进去,到头来别的事一件也办不了。

“什么别的事?”

“李强结婚。”

我把杯盖拧紧,没出声。窗外有人收晾晒的床单,竹竿刮过防盗网,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她告诉我,李强已经按她先前说的标准选好了车,颜色和配置都定了。婚期越来越近,男方不能临时改口,让女方家看笑话。

我问她答应了多少钱。

“先付一部分,剩下的提车再补。”

“我没点头,你凭什么答应?”

李静把包放到桌上,声音也沉了些。她说李强这些年没求过我几回,结婚是大事,做姐姐的不能只顾自己。

我指了指卧室方向。母亲的衣服还摊在床上,一件旧汗衫的领口洗得发薄。

“我妈还在抢救。”

“我没说不让你救。”

“那你现在跟我谈车?”

她看着我,脸上没有多少波动。过了一会儿才说,正因为眼下用钱的地方多,才得提前分清楚,免得以后谁都难堪。

我听得耳根发热。那些年两家人为了钱起过的争执,一桩桩挤到眼前。汽修店周转、婚宴押金、家电家具,每回都说只帮这一次。

我把存折装回袋里。

“妈的钱,一分都不能留给车。”

李静站起来,椅腿在水泥地上划了一道。她说我总把她娘家的事排在最后,嘴上讲一家人,真到掏钱时就分得比谁都清。

我想起病床上的母亲,胸口那股闷气终于压不住。

“她要是今晚没了,你还谈不谈?”

李静脸色变了,伸手把桌上的苹果推到一边。苹果滚到地上,碰着桌腿,停在我鞋边。

“别拿这种话堵我。”

“那你去医院看她一眼。”

她别开脸,说等超市忙完再去。我知道这又是推托,正要开口,她手机响了一声。

屏幕亮着,是个没存名字的号码。消息很短,我只看见开头一句,说时间已经约好,后面的字被她手掌挡住了。

她低头回了两个字,立即把手机放进包里。

“我得走了。”

刚才还说要算清存款,这会儿连杯水都没喝。她抓起钥匙往外走,步子比来时快了不少。

我问谁找她。

“超市的人,账上出了点问题。”

她回答得太快,手已经搭上门把。我追到楼道,看见她一边下楼一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走到下一层,她停了停。

“先别动,等我过去。”

只有这一句,随后脚步声一路下去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捏着母亲那件旧汗衫。楼道窗没关,风把衣角吹起来,带着洗衣粉放久后的淡淡碱味。

医院很快打来电话,说母亲血压又降了。我顾不上再想李静去了哪里,锁门往省城赶。

那只滚落的苹果,直到后来我再回去,还留在桌腿旁,表皮已经皱了。

04

母亲下葬那天,天阴得很低。

灵棚搭在小区空地边上,风一吹,白布条贴着铁架轻轻响。母亲以前替人改过衣服,来送她的老邻居不少,几位老人站在遗像前,哭得没什么声音。

李静上午九点多才到。

她穿了件黑外套,头发扎得整齐,手里拎着两袋纸钱。进门后先跟帮忙的人点头,又走到遗像前鞠了三个躬。

有人把孝布递给她,她系在腰间,只待了不到半个钟头。

我正在门外给亲戚回礼,抬头看见她往外走,便追到楼道口。她低声说超市临时查账,领导催她回去。

“今天不能请假吗?”

“我已经来过了。”

风从灵棚缝里灌进来,把她腰间的孝布吹得打转。她伸手扯下来,折了两折塞进包里。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三十五天没去医院,下葬这天只待半小时,在她嘴里,算是来过了。

李静又说,李强那边催得急,让我抽空把车款准备好。婚期不能因为我们家的白事一直拖。

“我们家?”

她听出我的语气,皱了皱眉。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难受,我不跟你争。”

她转身走了。鞋跟敲在水泥台阶上,一声比一声轻。我站在原地,直到帮忙的邻居来叫,才回去扶母亲的遗像。

当天晚上,我把早就打印好的离婚协议放在餐桌上。

屋里没开大灯,只有厨房的灯亮着。李静回家后先洗手,又把从超市带回来的面包放进冰箱,像平常下班一样。

她看见协议,动作停了一下。

“你来真的?”

“签吧。店里的账我会理清,家里的存款一人一半。”

她没有坐下,拿起那几页纸翻了翻。翻到财产一栏时,她看得很慢,嘴角抿成一条线。

我等着她问母亲,或者问我这些天怎么熬过来的。她都没问。

“离婚以后,婚车还算不算?”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你先前答应帮李强买车。我们离婚是我们之间的事,不能牵连他。”

厨房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落进不锈钢水槽。我过去拧死,再回来时,她还站在桌边等答案。

我说那不是承诺,我只说过等母亲情况稳定再谈。如今人已经没了,这件事也不用谈了。

李静把协议扔回桌上。

“张建国,二十多年夫妻,你做事非要这么绝?”

我用手压住被风吹起的一角,问她母亲抢救时在哪儿,下葬时又为什么急着走。她脸色发沉,说旧话翻来覆去没有意思。

“车的钱,你到底给不给?”

我没有回答。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冷笑了一下。那笑很淡,不像赌气,反倒有种我迟早会改口的笃定。

“你会给的。”

“凭什么?”

她拿起自己的包,绕过餐桌。

“等你想明白再说。”

卧室门关上后,我独自在客厅坐到半夜。离婚协议摊在灯下,纸边被茶水洇湿了一小块。

第二天,她照常去上班,也没在协议上签字。中午发来一张车型图片,问黑色还是白色稳重。

我没回,下午却接到李强的电话。

他语气挺客气,说车已经选定,婚期前必须提到,姐姐早跟他说姐夫会帮忙。他还说女方亲戚都知道这事,如今退掉不好看。

“那是你姐答应的,找她。”

李强顿了顿,说他们姐弟没必要分那么清。结婚这件事,大家把场面圆过去,以后还是一家人。

我挂断电话,心里的疑问没有散。

李静为何如此肯定我会出钱。家里现有的存款,办完丧事和付过医药费后已经不多。她是做会计的,比我更清楚。

傍晚,我给她回了一条消息。

“车可以再商量,先把离婚协议谈清楚。”

她很快回我,说这才像一句过日子的话。随后发来提车期限,让我最迟两天内给答复。

我看着消息,没再争辩。

第二天早上,我把离婚协议收回抽屉,又对她说,母亲的事刚完,我脑子乱,车款让我想想。

她端着豆浆,眼神松了一些。

“别拖太久,李强那边等不起。”

我点了头。

她出门后,我给多年朋友陈峰打电话。陈峰做律师,认识二十多年,平时话不多,遇事却细。

我没先说婚车,只说母亲留下的一处住处可能有些问题,想请他陪我核一核手续。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你怀疑什么?”

我望着餐桌上李静留下的半杯豆浆。

“现在还说不准。先查清楚。”

05

陈峰下午到了建材店。

他五十岁,穿一件洗得发软的灰衬衣,进门先把公文包放在凳子上。我把母亲去世前后的事说了一遍,包括钥匙被配过,证件袋位置变了,李静又反复催婚车。

陈峰没有顺着我的猜测说,只问我见没见过母亲的房本原件。

我说见过。母亲办完证后拿给我看过一次,后来一直锁在床头柜。她做了一辈子裁缝,东西放哪儿都记得清楚,别人一动就能看出来。

“先去旧宅。”他说。

我们赶到时已近傍晚。门锁没有撬动痕迹,屋里也和前几天差不多。那只皱掉的苹果还在桌腿旁,我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床头柜的钥匙仍用花布包着。

我打开抽屉,把里面的证件一样样取出。房本压在存折下方,红色封皮略微起翘,乍看没有问题。

陈峰戴上老花镜,让我不要急。

他翻到内页,先摸纸张,又把证件拿到窗边对着光看。夕阳照在纸面上,颜色显得浮,边缘还有细小的裁切毛边。

“你以前看的也是这样?”

我凑近闻了闻,有股很淡的油墨味。母亲那本证件办了多年,不该有这种味道。

我说记不准,只记得里面盖章的位置。

陈峰用手机放大细节,叫我看文字边沿。墨色不是压进纸里的,细看有一圈模糊的彩点。钢印的位置也平,没有正常的凹凸。

我的后背慢慢冒出汗。

“这是打印的?”

“封皮像真的,内页不对。”

我把房本拿过来,从头翻到尾。装订线附近有被拆动的痕迹,一根红线比别处新,结头也打得松。

母亲昏迷后,能进这间屋的只有我、李静和偶尔帮忙浇花的邻居。邻居没有钥匙,都是我开门时顺手托付。

我想起李静说自己只是整理东西,还配了一把钥匙。那块裁得整齐的花布,此刻贴在掌心,凉得发潮。

陈峰让我先别给任何人打电话。他拍下证件细节,又记了编号,通过正常查询渠道核对登记状态。

等待回复时,屋里越来越暗。我没开灯,只听见楼下卖馒头的人拖长声音吆喝。那声音每天都有,母亲活着时常隔窗应一声,让人留两袋。

手机终于响了。

陈峰接完电话,神色沉下来。他告诉我,这处房产近期出现过挂牌信息,手续尚未走完,但已经约了买家进一步签约。

我一时没听明白。

“谁要卖?”

“挂牌联系人不是你。”

他把查到的经办信息给我看。房产经纪人叫周敏,三十五岁,登记的委托联系人与李静有关。

我马上拨李静电话,陈峰伸手按住手机。

“现在问,她只会说你误会了。先把材料看全。”

我盯着屏幕上的地址,正是母亲住了二十多年的旧宅。挂牌时间落在她住院以后,那时我天天守在省城医院,根本不知道有人来看过这里。

墙角有几道浅浅的鞋印,我以前以为是办丧事的人留下的。如今再看,鞋底花纹不一样,有两双印子一直延伸到卧室门口。

周敏起初不肯多说。陈峰表明我是合法继承关系人,又说明权利人已经去世,需要立刻核验材料,她才同意见面。

我们约在小区门口一家面馆。

周敏来得很快,肩上背着资料包。她说这套房源是熟人转来的,李静自称获得婆婆授权,还拿出过证件和一份委托书。因部分手续没补齐,她一直没安排正式过户。

“你见过我母亲吗?”

周敏摇头,说对方解释老人身体不好,不方便出面,只按过指印。买家催得紧,明早九点要补签材料。

她从资料包里取出复印件。陈峰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了。

那份委托书上写着母亲王秀兰的名字,下面有一枚发暗的红指印。日期是她昏迷第十二天。

那一天,我在省城医院听医生讲风险。母亲连眼睛都睁不开,更不可能清楚表达卖房意思。

我把复印件摊在面馆油腻的桌上,来回看了三遍。纸上的名字端端正正,和母亲平时歪斜的签名完全不同。

陈峰问周敏,原件在哪里。

她说委托人答应签约时带来,眼下她手中只有扫描打印件。她也觉得手续勉强,所以始终要求补齐,但李静说家里人都同意,只差最后签字。

我问挂牌期间谁带人看过房。

周敏说多是李静开门,有时另一个联系人在门口等,身份她不清楚。关于价款去向,对方只说签约时统一安排,没有向她交代细节。

手机在桌上震动,是李静发来的消息。

“车款明天中午前必须付,别再拖了。”

我没回复。面馆后厨正在爆葱花,油烟从布帘后涌出来,呛得眼睛发涩。周敏收起资料时,手一直不太稳。

陈峰让我带他再回旧宅,把房本原件封好,别让任何人碰。他还提醒我,明早九点前必须作出处理,否则买家一到,麻烦会更多。

夜里八点,旧宅只亮着床头那盏小灯。

我把母亲床头柜里的房本摊开,封皮是真的,内页却是彩印。陈峰调出的委托书上,赫然有母亲的指印,日期正是她昏迷第十二天。

买家明早九点签约,李静又催我中午前付车款。

陈峰问我要不要立即报警。我看着母亲遗像旁那两只已经失水的苹果,没有回答。

报警,二十二年的婚姻和两家亲情会被撕开;沉默,母亲留下的家就会落进他们手里。

窗外有人关上铁门,响声从楼下撞上来。我把那份委托书压在彩印内页旁边,母亲的名字隔着一层薄纸,显得陌生。

手机再次亮起。

李静发来三个字:“想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