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内，黄镇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在不惊动外界的情况下，负责中美之间的秘密联络。那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代表在公开场合往往刻意避开，任何一次接触都可能引起猜测。
黄镇并不是普通外交官。他参加过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中央选择他承担这项任务，看重的正是他的政治判断力、纪律性和临场处置能力。
为赶回北京接受部署，黄镇在苏联办理过境签证时，临时以奔丧为由请求特办。手续只用了一天。回到巴黎后，他才把任务告诉英文秘书曹桂生和法文翻译韦东，并明确要求，相关情况只能向他本人汇报。
秘密联络的另一方，是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早在1971年4月，华沙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沃尔特斯曾试图把尼克松写给中国政府的信转交给中方人员，但对方没有直接收信，只表示会代为转告。这次接触十分简短，却被中方认为不同寻常，随即上报。
7月19日，沃尔特斯第一次来到中国驻法大使馆。他没有把车停在使馆门前，而是提前下车，步行前往，尽量不留下引人注意的痕迹。黄镇在会客厅接待了他。
两人都是军人，谈话反而少了几分外交辞令。沃尔特斯知道黄镇是参加过长征的将军，言语间显得拘谨。黄镇请他喝茶，表示军人之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沃尔特斯笑称，自己在这位老将军面前只是“小兵”，黄镇则说，自己也只是毛泽东的一个兵。
气氛由此缓和下来。沃尔特斯带来了美国总统的信，黄镇答应转交北京。双方还约定了联络方式和代号。大使馆只是传递信息的地点，并不替中央作决定，这一点黄镇始终把握得很清楚。
真正改变这条渠道分量的，是基辛格的到来。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经周恩来安排，与中国方面进行了会谈。此行既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准备，也涉及台湾问题、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项。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
此后，巴黎大使馆成了双方交换意见的重要地点。7月下旬，基辛格第一次通过这条渠道与黄镇会面。为了避开媒体和法国方面的监视，沃尔特斯费了不少周折，甚至让基辛格暂住自己的房间。法国新闻界一向消息灵通，却没有发现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的行踪。
会谈开始时，黄镇用中国带来的茉莉花茶招待客人。两人提到曾在戴高乐将军葬礼上见过面。那次场合，基辛格虽然想与中国大使交谈，却担心引发舆论，因此没有贸然接近。如今形势已经变化，美国开始尝试把对华关系放到新的基础上。
有意思的是，基辛格离开后还问沃尔特斯，自己受到的接待是否与他一样。得知黄镇亲自出面、安排茶点，而沃尔特斯只是在房间里等候后，基辛格显得颇为得意。这些细节虽不属于正式议题，却说明中方对不同层级来访者的安排十分审慎。
1971年8月16日，基辛格再次来到巴黎。此前，他已经提出希望在尼克松访华前亲自到北京“探路”。餐桌旁，黄镇没有立刻公布消息，只慢慢转动餐盘，直到基辛格追问，才告诉他，中国政府同意其在10月下旬访华。
基辛格随即问道：“我能会见周恩来吗？”
黄镇点头答复，周恩来总理将亲自同他会谈。基辛格听后表示荣幸。对于这类关键问题，黄镇通常只作原则性说明，不主动透露更多安排，更不会越权承诺。外交场合的分寸，往往就在几句话之间。
双方随后又在公开预告时间上发生分歧。美国希望在9月23日前后宣布基辛格访华，中方则坚持推迟到10月5日。原因并不复杂：第26届联合国大会即将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美国准备提出“两个中国”方案。此时公布访问消息，容易被外界解读为中美已经达成某种交易。
黄镇对此没有退让。他明确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能因为访问安排而改变。美方材料中还提出高级人员互访以及文化、科技交流，黄镇同样表示，这些只能放在台湾问题之后讨论，不能混淆主次。
沃尔特斯没有继续争辩，只说会把意见转达给基辛格。会谈结束后，黄镇仍然留他吃饭。该坚持的坚持，该保持的礼节也保持，这种处理方式成为巴黎秘密联络能够持续的重要原因。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访问。3月5日，沃尔特斯调回美国，黄镇设宴为他送行。那条由两名军人共同维护的秘密渠道，也完成了它在尼克松访华前后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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