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6日，四川省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结束后，段苏权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带着工作人员钻进了几处山洞，仔细辨认周围的地形。走了几趟，他忽然停下来，低声说道：“找不到了，找不到了。”

同行人员一时不明白。段苏权此行从北京来到秀山，名义上是参加成立大会，可他心里还装着一件埋藏近半个世纪的往事。那不是普通的旧识，而是一位在危急关头救过他性命的山乡裁缝。

这段往事，要从1934年说起。当时，段苏权年仅18岁，已经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二、红六军团准备离开南腰界，向湖南方向转移，为掩护主力行动，决定让黔东独立师留在川黔边一带牵制敌军。

段苏权奉命担任黔东独立师政委，王光泽任师长。临行前，贺龙向他们交代，敌军正在川黔边部署兵力，独立师兵力有限、伤员不少，任务却不能推脱：必须把敌人吸引住，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这支部队很快向西行动，故意制造主力红军仍在当地活动的声势。川军随即展开追击和围攻。连续十多天的战斗下来，独立师损失严重，只能向梵净山方向转移。翻越山岭后，部队抵达邑梅一带，危险并没有过去。

段苏权就是在这里负伤的。镇公所附近设有面馆，敌方团丁埋伏其中，突然向外射击。段苏权腿部中弹，无法正常行走，战士们把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王光泽还要带着大队继续行动，只能留下有限人员照料。

伤员一多，部队行动便会受到拖累。经过商量，段苏权决定暂时留在附近，等伤势稍微稳定后再设法归队。谁也没有料到，部队转移后，当地人发现了这个受伤的陌生人，他已经高烧、失血，几乎不能动弹。

当时局势复杂，村民很难判断他的身份。有团丁甚至主张直接杀掉他。刀尖即将落下时，一位老人站出来制止：“不要做这种造孽的事。”

这位老人名叫李木富，是当地裁缝。他没有追问段苏权的来历，也没有把人交出去，而是设法把他拖到附近一座较少有人往来的庙宇里。对一个腿部重伤、随时可能被搜捕的红军干部来说，这个简陋场所成了暂时的藏身处。

李木富隔三差五送来饭菜和药物，有时还冒险打听外面的消息。段苏权不能下地，他便尽量替其处理伤口。那段日子里，双方没有太多话可说，信任却是在一次次送饭和守望中建立起来的。

大约一个月后，段苏权终于能够拄着东西走动。李木富明白，留在庙里越久越危险，便劝道：“能走了，就赶紧离开这里。”临行前，他还亲手做了一根拐杖，方便段苏权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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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当时并不知道部队的确切去向，只能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李木富。李木富认为，继续寻找部队风险太大，不如先回湖南茶陵老家避一避。这个建议，后来成了段苏权活下来的关键。

段苏权回到茶陵后，一度隐姓埋名养伤，前后停留了数年。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抗日形势发生变化，红军也开始承担新的历史任务。得知消息后，他重新寻找党的组织，辗转抵达太原，见到了任弼时。

任弼时看到段苏权时十分意外。因为在此之前，王光泽率部转移途中遭到多次袭击，黔东独立师最终失去联系，部队几乎全部牺牲。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大家都以为段苏权也已经遇难，甚至为他举行过追悼活动。

段苏权把自己负伤、藏身以及获救的经过告诉任弼时，也得知了独立师和王光泽的结局。那位救命恩人李木富，却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战争年代没有条件道谢，后来事务繁忙，这份牵挂便被压在心底。

1983年，段苏权来到秀山，专门寻找当年的庙宇和山洞。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地貌、村落和道路都发生了变化，凭着记忆寻找一个普通老人，难度可想而知。几次寻找没有结果，他只好把线索交给秀山县党史部门。

工作人员根据他的回忆整理材料，并将这段往事刊登在报纸上，希望知情者提供消息。过了一段时间，一名乡民来到党史部门，说当年救人的老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老人被带来时已经86岁，行动迟缓，头发花白。面对询问，他只说了一句：“救人的就是我。”为核实身份，县里将老人的照片寄往北京。段苏权看到照片后，确认这就是李木富。

一张照片，隔开了49年的岁月；一场山中救援，也终于有了当面确认的对象。段苏权随后与李木富取得联系，补上了那句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