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刘鼎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长谈。屋外局势紧张，东北军将士思乡情重，蒋介石却仍把“剿共”视为首要任务。张学良问得很细，从红军的纪律、军队编制，一直谈到共产党对抗日的态度。
这段接触，后来被不少人视为张学良政治转变的关键。不过，关于他是否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史料始终没有形成可以公开确认的完整证据。所谓“周恩来临终前留下密嘱”的说法，更缺少可靠档案和当事人公开记录支撑，不能当成已经证实的历史事实。
刘鼎并不是普通的访问者。他长期在东北军和中共之间从事联络，对张学良的处境比较了解。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背负巨大压力，东北军数十万将士流离关内，内部又存在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到了1935年至1936年，抗日问题已经成为东北军无法回避的现实。
张学良曾向宋庆龄方面表达，希望与共产党建立更直接的联系。经有关方面安排，刘鼎来到西安。两人的谈话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在数月间不断推进。刘鼎向他介绍红军的组织状况，也分析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和腐败问题。
有一次，张学良直截了当地问：“共产党究竟要不要抗日？”
刘鼎回答：“抗日是民族大义，但统一战线也不能丢。”
这类谈话的重点，不只是张学良个人的思想变化，还涉及东北军究竟走哪条路。张学良想把部队带出“剿共”困局，甚至考虑过与红军合作抗日。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东北军如果立即公开改旗易帜，势必给蒋介石提供军事解决的借口，也可能使西北局势提前失控。
1936年秋，张学良推动王曲军官训练团和抗日同志会，试图培养抗日骨干。相关活动得到刘鼎等人的帮助。张学良在军官中多次谈到收复东北，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些行动说明，他与中共在民族抗战问题上逐渐靠近，却不能直接等同于完成了入党手续。
关于“申请入党”，最常被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后来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转述。回忆材料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与正式组织档案并不是同一层级。申请、接纳、履行组织程序，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尤其张学良身份特殊，还是东北军最高领导人，任何决定都可能牵动国共关系。
中共中央当时采取的策略很谨慎。周恩来等人更看重张学良在停止内战、推动抗日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急于把他公开纳入共产党组织。对张学良来说，公开举起红旗，意味着立刻与蒋介石摊牌；对共产党来说，也可能破坏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判断形势，主张和平解决，避免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冲突。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在复杂局面中反复协调各方，最终促成蒋介石获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遭到长期扣押。此后，他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政治空间，与中共之间也不可能再建立正常的组织联系。正因为如此，所谓入党文件即便曾经存在，也不可能像普通党员档案那样完成公开、完整的程序流转。
1949年以后，党史、军史和统战史资料陆续整理，张学良的名字常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有人依据他在抗日和反内战问题上的立场，称其为“同志”；也有人认为，称谓体现的是政治上的认同，并不能证明其具有正式党员身份。两种说法长期并存，原因正在于原始档案不足。
1980年代以后，随着西安事变研究逐步深入，学者更加重视区分口述史料与组织文件。有研究者认为，张学良曾有过接近和申请的意愿，但没有证据证明他完成了正式入党程序；也有人根据部分老同志回忆，推测他可能获得过特殊性质的政治接纳。推测可以讨论，结论却不能凭一句转述定案。
“周恩来密嘱谁也不能讲”的故事，迎合了人们对秘闻的兴趣，却不能替代档案。周恩来确实重视统一战线纪律，也多次处理涉及张学良的敏感问题，但目前没有足够可信的公开材料，能够证明他曾留下这句原话，更不能据此断定张学良已经是中共党员。
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这是有历史背景和实际行动支撑的；他在停止内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也有大量史料可以相互印证。但“政治立场接近”“曾提出入党意愿”和“正式成为党员”，分别属于三个不同层次。把它们合并成一个确定答案，反而会模糊西安事变本身的复杂性。
因此，这个标题中的“申请入党”可以作为研究线索，却不能被写成铁案；“最高机密”和“谁也不能讲”，在缺少原始文件、签署记录及组织确认的情况下，也只能归入未经证实的说法。历史材料留下的，更多是张学良与中共之间一段特殊而曲折的政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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