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游记而延伸到考古的“门外”之议（全文版）
小序
我对考古一窍不通，不但是“门外汉”，还在门外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以下由这次参观赤峰博物馆的游记，延伸到考古学领域的议论，纯属“门外”之议。
但“门外”有“门外”的好处，就是敢于想到哪写到哪，没那么多脸面的顾忌，写对了更好，写错了也是“门外”的正常现象。
一、先做必要铺垫
我在游记里写到自己在赤峰市博物馆，“惊喜过望地得知，自己想龙凤同观的希望居然无意间圆满实现了”，但不是还没写到进去看吗？
现在我要延伸写的，是进去赤峰博物馆看到了“中华第一龙”以后，结合新获知的考古新成果，自己关于中华文明源流的一些看法。
在赤峰博物馆第一展馆“日出红山”，我看到了“中华第一龙”。
“中华第一龙”展区之前，展出有赤峰地区自旧石器时代遗迹的考古发现。
“中华第一龙”展区的展介词这样写道：“新石器时代晚期，赤峰先民们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投射到中华大地。赤峰是最早孕育中华文明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当时新石器时代文化最繁荣、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这就是说，“中华第一龙”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有着由旧石器时代而来漫长的文明暨文化的生长孕育期。
“第一”这样的措辞，定义了红山文化，在实证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和价值。关于“第一”，我看到的数字表述是5000—6500年。我记得，对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使用的措辞是“之一”，不是“第一”，并且数字表述是实证中华文明历史5000年。
由此可知，“红山文化”有多么重要，有多么了不起。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延续“红山文化”的，还有“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因有“中华第一龙”而名满世界。“小河沿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也不能低估。或许因为不拥“中华第一龙”，“小河沿文化”名气稍逊，但其是“红山文化”的更长更广延续。这也才有了“中华第一龙”形象的更加饱满和中华文明源流的更加充沛，我们因之而有理由说中华文明辉煌是一种历史的足够厚重和久远。
所以说，“中华第一龙”的看点，并不仅在于这件玉器的造型和工艺，而更在于其定义中华文明悠久传承历史的地位和价值。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可以溯源6000年前的骄傲，当我最终在赤峰博物馆看到“中华第一龙”实物是一件复制品时，遗憾也是稍纵即逝。因为红山文化的“中华第一龙”和石家河文化的“中华第一凤”都已经永久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最早的龙和最早的凤，跨越数千年数千里时空，最终在国家博物馆团聚，所团圆出来的中华文明史，真是再完美不过了。
二、“主流、主导”之说
有了前面的铺垫，我再延伸的考古“门外”之议。
就在我此游8月11日从北京到达承德那天，国家正式对外发布一批新的考古新成果。其中，内蒙古寨子塔遗址一处墓葬，发现目前最早的泥塑龙 + 凤成套立体实物。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晚于出土“中华第一龙”的红山文化，但与石家河文化同期，属于龙山时代的发现。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又要感慨了：这事怎么就这么巧呢？就在圆了我龙凤同观希望的此行出发时，国家又有了最早的泥塑龙 + 凤成套立体实物惊世发现的公布。
我认为，内蒙古寨子塔遗址出土公元前2300年的泥塑龙 + 凤成套立体实物，这个发现之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意义太重大了。
我龙凤同观的希望，其实里面还有着更深的希望：何时何地能有先龙、凤（分体）、再龙凤同在的考古发现，这个地方大致应该可以坐实，就是中华文明中龙凤配套文化意象的根本源流所在。
而内蒙古寨子塔遗址这个龙 + 凤泥塑实体，恰恰地表明；诞育过红山文化的一带，在龙山时代的内蒙古一带，确切地又出现有了龙凤配套的文化意象。
这就是说，龙凤配套文化意象的源和流，有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而来的明晰指向。
记得石家河遗址出土有一玉件，看似是龙形物，被叫做“湖北第一龙”。但没有龙凤同在的器物。似乎有一个有点像，但无法确认。同属龙山文化时代的良渚遗址，只有龙形纹器物，并无龙形物。但是大量存在鸟形物。而现在同期有了内蒙古寨子塔遗址泥塑龙 + 凤成套立体实物。另外，湖南澧县一处墓葬出土有龙形和凤形玉佩。总体上看，南方文化群落，并没有确切的龙凤配套文化意象。
过去，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梁思永提出“仰韶、龙山东西二元对立假说”；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区系类型、多元一体”说。现在学界都认同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我也认为“满天星斗”说是历史事实。
但我认为，“满天星斗”说，解释了文明发展的总体状态，却忽略了在文明的漫长的源流过程中，多路文明或多元文化，在最终形成一体文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区别的，是分主流、支流或主导、从导的。“排排坐，一般高，齐步走，同步态”，肯定不是文明发展的真实样貌。
考古学之父、钟祥人李济曾提出“长城以北有我们更古老的老家”的猜想。但这个猜想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支持。现在好了，继红山文化遗址“中华第一龙”的发现之后，现在又发现了内蒙古寨子塔遗址出土公元前2300年的泥塑龙 + 凤成套立体实物，而龙山时代的南方区域，则尚无这样的文化意象出现，是不是可以说，李济的猜想已经得到了证实？
就是说，主流、主导以龙凤配套为核心文化意象的中华文明源流的，有实可考有据可查的，是诞育在今内蒙古一带的远古文化，即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内蒙古寨子塔遗址泥塑龙 + 凤成套。中华文明“满天星斗”龙凤配套的核心文化意象，是龙山时代以后才慢慢普及开来的。
三、索解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内蒙古寨子塔遗址泥塑龙 + 凤成套的核心文化意象，可以推向全域呢？
其实，几千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史，一直有着北扩南融的总趋势。比如石家河文化的消亡，除了有气象学考古认定的洪涝灾害的自然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史传的禹征三苗，禹在北，苗在南。此征的结果就是北南文化的融合。北是胜方，当然其文化就成为后续文化发展的主流、主导。
在大禹之前，则有着北黄帝胜南炎帝而融合，再黄帝炎帝联合在北胜蚩尤而融合……
还不知道黄帝以前，因为没有文字，没有修史，还有多少北胜南的历史过往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而如果把整个冷兵器时代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了，除了明代朱元璋有过南胜北的情形，再全都是或总的趋势看，都是北胜南。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长久以来存在的北扩南融的文化现象，足以解释，龙凤配的文化意象，为什么可以在“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发展中有着主流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
还要看到，北来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有主流地位，并不是简单的全盘的取而代之的过程，而是融而化之，化而同之的过程。
我们不妨只从凤来说。
现在出土文物，最早龙凤合一或同现的器物、实体，都见于红山文化区域。最早的是距今5500—5300年牛河梁出土一龙一凤两个神兽头部，合雕在一块黄玉牌上；再就是4300年前内蒙古寨子塔遗址泥塑龙 + 凤成套实体。
但是，能说这两个龙凤同在器物或实体里的鸟形物，和南方石家河、良渚等地出土的鸟形物，是同一种鸟吗？
我认为不能。
首先，那个时候，北方和南方，都还没有凤的概念及其命名，都只是各自的尊崇对象。从北方牛梁河的凤的“喙”看，它与石家河“中华第一凤”的喙，显然有区别，有可能是鹰。而从“第一凤”的团状形态看，它大概率是古人想像之中的太阳鸟。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太阳神鸟”，可以说明团状鸟与太阳崇拜有关。
虽然北凤与南凤有区别，但它们同样都是天上的鸟。当北方的龙凤文化意象向南推进、遇到了南方的太阳神鸟，因为它们有同为天鸟的共同基础，二者融合而为凤，当然并不违和；但又因为北方的鸟先就与龙同现，南方的鸟也加入与龙同现的意象，也当然是顺理成章。
这当中，显然起主导作用、居主流地位的是来自北方的文化意象，是龙凤同现。而当北南融合以后，北方和南方的本不相同的凤，也得以同化，文化意象的内涵有了同一性的更新。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把考古发现的北方和南方的鸟形物都叫“凤”，也一点不错：本来它们就是融合而来的，并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的关系。
结论
主流、主导以龙凤配套为核心文化意象的中华文明源流的，有实可考有据可查的，是诞育在今内蒙古一带的远古文化，即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内蒙古寨子塔遗址泥塑龙 + 凤成套。中华文明“满天星斗”龙凤配套的核心文化意象，是龙山时代以后才慢慢普及开来的。
考古学之父李济“长城以北有我们更古老的老家”的猜想没错，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考古发现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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