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校不让带手机,叫“校规”,老师管你,最多是“违反纪律”,但从9月1日开始,在重庆等好多地方,这事性质变了——不让带手机进校园,成“法规”了。
2026年9月1日,《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
条例第二十九条写得明明白白: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
“智能终端产品”具体指啥?包括带有应用程序、可处理应用数据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话手表等。
注意关键词——“可以禁止”。
这意味着法律把权力明确给了学校:管还是不管,学校说了算;但一旦决定管,就有法律撑腰。
很多人以为这是重庆突然出的新规,其实全国多地早就开始布局了,福建2022年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课堂。
广州,2024年,《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严禁带入课堂。
郑州,2024年12月27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全市中小学校要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除教学必需外禁止带入课堂。
加上2026年重庆新规,西南、东南、华南、中原多地已完成立法拼图,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管理正式纳入法治轨道。
国家层面早就动手了
地方立法不是凭空来的,国家层面早就铺好了路,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提出“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
从“校规”到“法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政策升级路径,校园手机管理,已经从学校内部事务上升为社会公共治理议题。
很多人可能会问:学校自己管不就行了,干嘛非要立法?答案是——光靠校规,根本管不住。
以前手机入校管理主要靠各校校规,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遇到家长不配合、学生不服从,就陷入“管得了课堂、管不了课间”的尴尬。
更严重的是,规则模糊催生了一堆极端操作。
湖南郴州一学校,把没收来的上百部手机摆在操场主席台前,工作人员抡起铁锤当众砸毁。
河南新郑二中,要求学生自己用砖头把手机砸毁,还有学校把学生手机直接泡水里销毁。
陕西柞水中学,一名高一女生因为在宿舍存放已关机的手机,被学校停课整整一个月,家长多次沟通请求替代方案,学校坚持“依规处罚”。
这些“毁灭式管理”既侵犯学生私有财产,又背离教育初衷。
如今地方立法明确管控标准,把手机管理纳入法治框架——学校管理尺度、权责范围都有章可循,恰恰是对野蛮惩戒行为的纠偏。
用立法划定手机入校的边界,既给学生立规矩,也给学
校划底线,学校有权管,但不能随意管;有权代为保管,但无权损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如果让学生随意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退化,甚至考试成绩明显下滑——这些都有大量实证依据。
储朝晖还强调,学校是教育机构,不能采取把手机收起来进行销毁的方式,用违法形式进行教育,显然得不偿失,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方式来推动,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新规落地第一天,各方反应不一。
学校方面,重庆一中寄宿学校德育处主任张杰介绍,去年学校已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建议学生不带电子产品入校,确有需要的可佩戴仅具备通话功能的“老年机”,到校后统一交老师保管。
“《条例》施行后,我们将严格执行,全面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金茂小学则采取更灵活的方式。
家长方面,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直言:“我觉得合理的话,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学生方面,执行起来就没那么顺利了,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
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
新规再好,也有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难题——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到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殷飞还说,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问题,要引导孩子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如果出了校门就一头扎进手机海洋,校园禁令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校园手机禁令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
新加坡从2026年1月起实施中小学全时段校园手机禁令,最近加入的国家还包括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马耳他等。
全世界都在收手机。
说句实在话,从“校规”到“法规”,这一步跨得不容易。
以前管手机,靠的是老师的威严和学校的执行力,遇到不配合的家长、不服管的学生,学校往往陷入两难——管得松了没用,管得狠了又可能吃官司。
如今地方立法介入,核心价值就是给学校划底线、给学生立规矩,各地法规的共同特征是权责边界清晰化,这些条款既给了学校管理权限,也划定了管理边界。
当然,立法只是第一步,法规落地后,如何避免“一禁了之”,在“堵”的同时做好“疏”的工作,才是真正的考验。
当“能不能带手机”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当管理行为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课堂才真正有可能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一方安静的、专注的、不被碎片化信息不断打断的求知空间。
让法规为教育撑腰,让手机离开课桌,让专注回归少年。
这或许就是这场从校规到法规的“升格”背后,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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