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四川万源前线，红四方面军第25师第44团政委周志坚带队冲过敌军数道火力封锁线，赶到第12师阵地时，身上已经有两处贯穿伤。简单包扎后，他没有撤下去，反而端起枪，继续指挥部队射击。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增援。第12师当时被敌军压迫在狭窄阵地上，防线随时可能被撕开。周志坚率部连续突破，部队冲得很快，伤亡也很重。等到两支部队会合，他已经脸色发白，却仍不肯离开阵地。
有人劝他：“伤口还在流血，先下去吧。”
周志坚只回了一句：“阵地还在，不能走。”
这一幕，被第12师师长张才千看在眼里。张才千比周志坚年长几岁，军旅经历也更丰富，但对这个年轻人，他始终有一个颇有分量的判断：指挥大部队时，周志坚还显得稚嫩；真到了硬仗面前，却是少见的勇猛顽强。
周志坚参加革命很早。12岁时，他便加入红军游击队，后来进入红军主力，从普通战士做起。年纪小，个头也不算突出，可他反应快，胆子大，执行任务从不拖泥带水，因此被选入交通队。
交通队并不只是传递命令。它要负责首长警卫、道路侦察、紧急通信，有时还要直接投入战斗。周志坚在这样的岗位上逐渐成长，从班长到排长，再到指导员，熟悉了部队运行，也锻炼出临危处置的本领。
不过，战场上的勇敢，并不等于天然具备成熟的指挥能力。周志坚后来转入作战部队，担任营教导员、副团长、团政委和团长，进步非常快。17岁担任团政委时，他已经敢于带队啃硬骨头，“周铁匠”的绰号，也是在一次次恶战中叫响的。
万源保卫战中的那次增援，让张才千真正记住了他。张才千当时负责指挥第12师，周志坚率第44团前来支援。敌军封锁线一道接着一道，部队只能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中寻找空隙。周志坚没有停留在后方部署，而是带着队伍直接往最危险的地方冲。
负伤之后仍留在阵地上，这种作风固然鼓舞士气，却也暴露出他当时的另一面：敢打敢拼，行动果断，但有时过于依赖个人冲锋。张才千所说的“嫩”，并不是否认他的能力，而是认为他还没有完全形成高级指挥员应有的沉着和收放。
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打响。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在陕甘宁边区共同迎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周志坚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师长，年仅18岁，率部参加了这场重要战斗。
山城堡战役中，红军集中兵力，利用有利地形，连续打击敌军。周志坚不再只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年轻战士，他开始学习如何判断战场全局，如何协调各部行动。战斗结束后，第10师缩编，他被调任第12师参谋长，时年19岁。
身份的变化很有意味。
此前，他是师长；调整之后，却成了同一建制内的参谋长。对一个年轻干部来说，这既是职务变化，也是一次能力上的检验。参谋长不能只凭勇气办事，还要处理情报、部署、通信、协同和后勤，许多工作看不见硝烟，却直接关系部队能否打仗。
1937年2月，张才千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师长，胡奇才任政委，周志坚任参谋长。师领导班子中，张才千26岁，胡奇才21岁，周志坚19岁。三个人都很年轻，但承担的责任并不轻。
张才千对周志坚的观察，实际上包含着一种老部下式的评价。他知道周志坚能冲、能拼，也知道一个参谋长必须比战士多想几步。战斗员可以在危急时刻向前，指挥员却要在最乱的时候保持清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志坚没有随原部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70团，而是被派往鄂豫边区工作。此后，他先后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竹沟留守处代理参谋长、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参谋长、新四军挺进团政委，并在新四军第5师系统内担任重要职务，逐步成为李先念麾下的骨干。
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敌后斗争没有固定战线，既要会打仗，也要会发动群众、组织交通、经营根据地。单靠一股猛劲，很难长期立足。周志坚在复杂环境中磨炼，原先那种“冲冲撞撞”的锋芒，开始慢慢转化为更稳健的判断。
抗战胜利后，中原军区成立，周志坚担任第2纵队副司令员，主要负责部队建设。1946年中原突围时，他原本已经完成任务，但得知后续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后，又组织力量接应和转移。后来，他与少数人员化整为零，辗转武汉、南京，最终随代表团返回延安。
全面内战爆发后，周志坚主动要求到华东战场。组织上将他派往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师长，归许世友指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担任红9军军长时，周志坚曾在其部下任团长、团政委。多年后再次共事，昔日年轻的战斗员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
在胶东战场，周志坚与聂凤智等人并肩作战，后来分别担任第9纵队、第13纵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战火没有把他磨成只会冲锋的猛将，反而使他逐渐懂得，真正的勇敢不仅是迎着子弹向前，也包括在复杂局势中忍住急躁，作出准确判断。
张才千当年那句“当指挥员嫩了点，当战斗员勇猛顽强”，说的是一个19岁参谋长的不足，也见证了他后来在战争中的变化。对周志坚而言，最重要的并非从师长变成参谋长，而是在一次次阵地、突围和大兵团作战中，把敢打敢拼，磨炼成了沉着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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